|
这次尽管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提醒，仍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以致江青、张春桥都继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湖南住了114天之后，结束了在长沙的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取道上海，于2月6日回到北京。
这时，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管东西南北中”了!
“四人帮”的地位削弱了。“女皇”组阁的梦幻破灭了!
邓小平的重任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单及机构设置。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说，主席说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庄严的会场上，主席台第一排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左边坐着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
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时，全场2864名代表用热烈的鼓掌向他表示致敬。他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激情地报告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邓小平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
江青提议的“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否决了。江青提议的“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否决了。
这次大会粉碎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肯定了“批林批孔”，并且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肯定。左倾的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工作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大会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选举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领导，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增强了信心，唤起人民对生活的新希望。
江青对四届人大的成功极为不满。大会一结束，她立即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气急败坏地在她俩面前，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受到重视，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一再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在陪外宾到长沙时，一定要把她的意见报告主席。
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陪同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不满。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惊异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愤然地说：“不在她眼里!”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头向后仰，预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正当政局发生演变的时刻，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她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反经验主义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像进军的春雷，召唤着深遭磨难的人民。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要求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利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机会，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胡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他提出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用大量篇幅论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认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之后，张春桥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说：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4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指挥下，全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倒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的请示报告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步提高马列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