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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风暴中的劲松
在十年“文革”大动荡大混乱的日子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像屹立在风暴中的劲松，排除干扰，迎接着险风恶浪的一个又一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波
作为国家首脑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全部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领导干部倒的倒了，死的死了，被批斗的批斗了。在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的日子里，日夜忘我工作，像参天大树一样支撑动乱局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1967年1月10日，突袭陶铸的第五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群众代表时，隐晦地暗示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靶子，至少!
他们说的“有个靶子”，指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67年2月16日，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被江青一伙人指责为“大闹怀仁堂”的总后台、总代表。
2月17日，张春桥受江青的指使，直接约周恩来到钓鱼台11号楼谈话，逼周恩来交出中央党政大权。
张春桥说：“主席跟江青交代过，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中央书记处看待。林彪副主席也做了明确指示，今后党和国家大事，都要通过中央文革。”
这实际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夺取中央党政大权。
周恩来被迫写出检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很不得力。“总之，觉悟甚晚甚慢。”
周恩来参加中央碰头会时，多次当面受到江青指责训斥。一次，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建议请李富春副总理去处理一下。江青一听火冒三丈：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对周恩来越加骄狂：“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还有国务院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我们中央文革不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
周恩来当即驳斥：“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任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诬蔑说：“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批，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只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了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主席指示，要解放干部，为什么不执行?”
江青威胁说：“你说的解放干部，就是要为走资派翻案!”接着又说：“你不要忘了自己的错误，不要忘了自己的检查!”
周恩来不分日夜地接待来自各省市的造反派代表团，又要亲自出马保护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同外交系统造反派短兵相接。在批陈联络站等造反派的围攻里，过度紧张疲劳的周恩来，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来。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病床上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七”讲话。8月9日，师大校园内，有人马上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他们油印的长篇材料里公开质问：1．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3．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14．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
“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在天津领导进步学生成立“觉悟社”。加入这个社的人都以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他便以“五号”的谐音取化名“伍豪”。当时，周恩来多次用“伍豪”为化名、笔名，撰写文章。邓颖超抽到一号，化名“逸豪”。
三十年代，中共中央设在上海。1931年4月25日，原为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将中央机关转移，同时改变了一些负责人的住址，挫败了特务机关的阴谋。
6月22日，又发生了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又机智地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再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
敌人完全知道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于是，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并于11月底又在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妄图收买叛徒告密。在这些阴谋都失败之后，敌人又使用卑鄙手段，于1932年2月间，用周恩来化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妄图在我地下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制造混乱，瓦解英勇战斗在国民党地区的革命力量。
亲自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银洋悬赏周恩来人头的是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张冲，他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亲身接触，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并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受到国民党内部责难，38岁就郁郁而终。周恩来还为他写了“风雨忆同舟，患难谁与共”的悼词。)
针对敌人伪造的启事，党组织派人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送去戳穿敌人谣言的启事。但《申报》没有刊登。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中写道：“最近的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造谣的一例。”
同一天，经党再次派人交涉，《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
1972年6月13日，陈云谈及此启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事实上，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即敌人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已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了。对于这件事，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布了布告。内称：
“……申报等于1932年2月1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时间过去36年。天津的红卫兵把在旧报纸上发现的“伍豪”启事影印件，于1967年5月12日抄送给江青。江青如获至宝，不经任何调查，马上在5月17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上了“启事”，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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