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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认为事关重大，当即打电话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说，有重要事同他商量。
吴冷西马上乘汽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等候的穆青接上汽车。穆青把汇报材料交给吴冷西，请他设法上转。两个人在车上交谈，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江青不仅要再次整掉邓小平，还把矛头对准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总理。
1996年10月，笔者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上，听到吴冷西详细讲述了他们这次向毛泽东状告江青的经过。
吴冷西说，他接到材料后，立即把材料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一看便和他一道来到邓小平家中。
邓看了材料，严肃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不能由我交主席。你们要另找渠道，把材料报告给主席。
吴冷西用车再次从新华社把穆青接出来，俩人商量决定，请新华社采访中南海的记者李琴想办法转上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穆青和李琴三人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讲话是攻击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江青利用权势，对敢于向中央反映的三位新华社同志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连续批斗，隔离审查。
半路杀出个毛远新
1976年2月，江青曾向人谈到主席和政治局对她的批评，江青说：“我们几个人那时候，日子不好过，挨了半年整，大家也不敢来往了，我这里连鬼都不上门!……一批邓，政治局就不一样了，我也可以说话了，主席给了我发言权。”
江青又说：“最重要的是儿子回来了，就是远新，他叫我妈妈。儿子一回来，当了主席的联络员，政治局批邓一搞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江青这里说的叫她“妈”的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2月，他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国民党的监狱中，母亲是革命干部朱丹华。
1946年6月，他同一批革命干部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在小学、中学读书，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1961年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4年7月5日，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北京度暑假。毛泽东同侄子毛远新作过一次“七月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远新从此名闻全国。1965年夏天，毛远新从哈军工大毕业，到第7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工作。1966年9月初，他申请回到哈军工。9月底，加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头头。1968年5月，毛远新调到辽宁，先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直接管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军区，成为“东北太上皇”。
1975年9月，毛远新从辽宁来到北京。他以毛泽东侄儿的特殊身份，取代了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于有这个“传话人”的联络员，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更难于直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处于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的状态。毛远新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决策机关之间的联系纽带，起了任何人都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毛远新搬进了钓鱼台。他几乎天天与“江妈妈”联系。他还经常来到江青住处聆听“江妈妈”的教诲。江青向他提供炮弹，灌输她对邓小平怎样“恨之入骨”。
“去年邓小平对我可凶了。”江青说：“去年他专门开会整我，整我是假，整主席是真。邓用林彪的办法，打着B52旗号，反对B52力量。他这一套，你该看清楚了吧!”
江青煽动说：“今年夏天主席双目白内障，小平以为有机可乘，要另搞一套，很多文件要王海容、唐闻生读一遍，就要主席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样强加主席的……邓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改忠义堂，背着主席镇压左派，就是打方腊，七机部整‘9·16’左派，王洪文就是上海的方腊。”
江青还说：“走资派还在走，他要把1966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过来，把全国造反派重新打下去。小平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不要，其实年轻人没有民主革命经验，有社会主义革命，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命的经验。”
江青又说：“小平制造舆论，说我是一花独放，说举目望文坛，茫茫一浩然，样板戏没人看，票也卖不出去。他还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请上舞台。邓审查《海霞》，说好，好什么?还不是好山、好水、好姑娘，女演员根本不像海岛上的姑娘，又白又胖……今年右倾翻案风也是文艺战线刮得最厉害。”
毛远新在1980年7月1日交待材料中写道：
“……”像我这样眼中只有主席，一切以主席为转移的人，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煽动，同邓小平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1975年10月，百病缠身的康生，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康生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毛泽东说：“要开门见山”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参加中央慰问团从新疆归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形势前，先找政治局委员陈锡联谈了谈，“一是摸他的底，二是争取他。”随之，他准备了一个歪曲情况，肆意攻击邓小平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吹风”，挑拨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现在，只在口头上讲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汇报”，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不允许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以，当毛远新“汇报”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时，毛泽东立即表了态。
毛泽东说：“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毛泽东肯定毛远新的意见以后，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谈，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到我这里来，当大家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11月2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三个政治局委员找来谈话。
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门见山地讲了“意见”。邓小平抽着烟，沉静地听着毛远新说完“意见”，随后发言，从容而尖锐地驳斥了毛远新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在所有领域里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最后，邓小平简练地向与会者申明：“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对这次谈话，毛远新在1980年7月写的材料里说：“晚上，我向毛主席念了当时的谈话记录。我说我顶了小平同志……我的情绪影响了主席……”
毛泽东当时比较激动，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
当天，毛远新又来到钓鱼台11楼，把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告诉江青。江青兴高采烈地说：“好!……小平利用主席双目失明，白内障，……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没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三板斧，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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