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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镇压
4月5日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
《情况汇编》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的胜利。”
4月5日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气势汹汹的，手里拿着一条木棍，走到毛泽东病床前，对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讲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做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拿着政治局会议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据毛远新交待，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连夜开会。大家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有邓小平、邓纳吉支持。会议讨论要处分邓小平。会议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花圈烧掉，要吴德在广场上讲话，通过了他的讲话稿。”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后来，又倏然睁开眼，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作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君子动口也动手嘛。”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毛泽东的这次失误：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4月5日下午二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经过讨论，当即决定：
一、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会议通过他的讲话稿。
二、立即组织民兵，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包围，分割后对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三点钟散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随即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坐镇，指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
4月18日，张春桥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月5日，我是中午来到的人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
五日下午，邓小平也到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暴力革命吗?今后还是要使用暴力的。”他显得十分得意：“我通知《红旗》杂志编辑部，要他们每人准备一根棍子。一旦暴徒冲过来，有棍子就好和他们格斗”。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笔者了解，被“四人帮”诬陷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确实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观望过天安门广场上那雄伟的人民海洋。但是，他并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为了斗争的需要，邓家一家人一个月前就不出家门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邓家被迫搬家。女儿在帮他收拾东西时候，偷偷给他行李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陪伴他度过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了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
据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回忆，当愤怒的群众把汽车接二连三点燃的时候，王洪文一伙趴在窗前，拿着望远镜了望广场。姚文元连声叫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呵!”
张春桥提高嗓门喊：“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现!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付这些闹事的暴徒，在广场上不能开枪，可以用水龙头冲他们嘛!”
江青接着说：“也可以用大棒打嘛!”
“四人帮”的一个走卒也凶狠地说：“我手里有枪，枪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着一辆刚点燃的汽车，说：“看，又点燃了一辆!”
王洪文故作镇静地说：“怕什么呀，这样可以变成好事嘛!”
江青歇斯底里地说：“你们赶快分头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动!”
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开始分头布置行动。王洪文负责指挥调动部队、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负责广播，讲话稿和播放录音，张春桥担任总指挥。
在“四人帮”直接参与下，制订了以民兵为主的“十万人的大包围”方案。
对此，后来王洪文交待说：“这次行动，主要是靠民兵，开始也是调不动呵，人都不来。后来做了工作，这才是十万人的大包围!”
调集来的大批军警民兵，分别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地待命。民兵总指挥部则设在中山公园里。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但是数万群众仍在继续涌往天安门广场，在夜幕掩护下往纪念碑前贴出新的诗篇。
一首诗里写道：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北侧，贴出一首诗《告别》：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扬，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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