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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
审判江青的同时，第一法庭分别对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的罪行，进行了法庭调查。
12月6日，上海柴油机厂的党委书记徐潘清出庭证明，1968年8月4日，王洪文策动指挥受蒙蔽的10多万人，用近干部车辆和船只，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徐潘清说，“在这场武斗中，被关押打伤650人，至今有100多人仍留下后遗症，或成了终身残疾。”“工厂除停产停工外，仅有账可查的物资损失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花费了14万多元。”
当时参加指挥武斗的一位证人在证词里说，在这次武斗之后，张春桥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8·4行动的英雄”，“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王洪文在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起诉书的指控和证人讲的，“都是事实，这次武斗打伤数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应向全国人民认罪。”
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就被告人张春桥曾在上海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法庭调查。
张春桥在大量活的证据和证人面前，坐在被告席上，歪斜着脑袋，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拒不回答。
法庭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张春桥亲自批的244特务小组头目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总结里写道：“从1967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
法庭出示了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记录在笔记本里一段原话：“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可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参加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京昆剧团一演员，在证词里对特务小组的内幕情况，向法庭作了揭露：这个小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搞情报”。
游雪涛小组的原名是扫雪纵队。1967年初，因为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
在12月8日的法庭上，姚文元承认，1976年在中央报刊发表的诬陷文章，矛头是指向一部分重新工作了一个时期的老干部，把大批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老走资派”，“复辟狂”，“翻案派”，“还乡团”。
1976年姚文元在他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亲笔加上“老走资派”。当法庭出示证件之后，姚文元只好说：“这个我不推卸”。
公诉人在十日的法庭上问姚文元，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的?
姚文元说：“指一部分群众，但这只是一个闪念、一个感想，没有形成观点。”
公诉人批驳说，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
姚文元精神极度紧张。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他的动作失常，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他自己戴不上，需要法警帮助。
罪恶的谋杀
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设立在西郊的空军学院里。1971年9月8日至11日，空军学院驻地曾一度成为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秘密据点之一。如今这里却成了审判他们的法庭的地点。
1980年11月25日下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江腾蛟，穿着淡咖啡色的上装，身板挺直地站在法庭上。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不住地向法庭四周张望。
江腾蛟供认，1971年3月31日晚，林立果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召开了有王维国、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和他参加的会议。会议从10点多开到第二天凌晨，林立果在作结论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老政委(指我)联系。”
11月26日，江腾蛟在法庭上供认，1971年9月8日晚，林立果让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指定什么指挥员名称没有?”
江腾蛟答：“让我到上海去做第一线指挥。”
审判员问：“指挥干什么?”
江腾蛟答：“指挥谋害毛主席的办法。”
审判员问：“你们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条是用火焰喷射，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专用列车；二是用100(即100毫米口径)高炮平射毛主席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在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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