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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革命奇迹，女学员周继红带粪筐子上大学，马上成为工农兵学员 “上、管、改”的先进典型；梅洁读《茶花女》用杂志作掩护，但也没 躲过没收的命运；校图书馆二百多万册图书，百分之八十被打成“封、 资、修”黑货，文明蒙尘。 古籍书库对我的诱惑是太大了，一有空儿我就跑到那里去看书。 Ｓ大学的古籍书库设在外语楼的地下室里。说是古籍书库，实际上那里什么样的书都有，不仅有各种线装书的经、史、子。集，还有各种版本的笔记小说、古典小说，也有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书。武斗最凶的时候，不知是哪一派的学生组织把各系的图书室里的藏书都集中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下室里来了。整个书库里的图书早已乱了类别，书架上、地板上到处都是，上面蒙上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当然也有不少书因潮湿而霉烂长毛了，也有的被耗子啃得残缺不全了，但因都被打上了“封、资、修”的黄色或黑色的标记，所以，大家也就不心疼了。 刚入学时，我也不知道外语楼下还有这样的一个古籍书库。那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校礼堂旁的一条不宽不窄的被唐械树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雨路上，我发现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玳瑁近视眼镜又有点儿笨手笨脚的老头儿用自行车推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太太。老太太面容憔悴，一看就是常年有病的样子。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路面很滑，老头儿推着自行车里倒外斜，我不免动了恻隐之心，急忙走上前去，接过了老头儿手中的自行车把。 我问老头儿：“把这位老师推到哪儿去？”我猜测他们都是学校的老师，而且是夫妻俩。 “送校医院。这是我老伴儿，又犯胃病了。” 我把老太太送到校医院，老头儿很是感激，他告诉我，他姓林，名叫雨杉，在校古籍书库上班。他的家在四教七栋三四二号，一再叮嘱让我去他家玩。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闲着无事，就去林老师家里。 那是一个极其简朴的家，一室一厨。室内有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架，一张写字台，两把木椅。 林老师似乎在写什么东西，见我去了，忙又收起。他热情地给我倒水，还问我会不会吸烟。 我说不会吸烟。 “那就喝茶吧。”他说。 我问：“师母的病怎样了？” 林老师说：“好些了，她那胃病已经做下好几年了，还是插队时在乡下做下的呢！” “您也插过队？”我问。 “我还是第一批下去的呢。”林老师说，“一去就是四年，去年学校说是要整理一下古籍书库，一时缺人手，就把我抽调回来了。” “那您原来教什么课？” “我没教过课，一直在古籍书库整理古籍图书。” “那您一定看过很多书了？”我幼稚地问。 “唉，看书多又有什么用？知识越多越反动。” 闲聊之中，我知道了林老师还有一个女儿，现仍在长白山区的一个集体户里，一直没有抽调上来。 打那后，我就成了林老师家的常客。混得熟了，我们便无话不说了。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花费了十年时间，编写了一部上百万字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史纲》，但还没等出版，手稿和资料就让造反派抄家给搜去焚之一炬了。为此他被红卫兵多次批斗，批他崇拜帝王将相，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一心想复辟封建王朝。林老师还告诉我，他现在对《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史纲》一书仍不死心，现在他想从头干起，只是不能明着干。 一次，我去林老师家碰上了他的女儿林白音。她的个子很高，瘦瘦的，凸起的额头，跟她的瓜籽脸很不协调，若不是鼻子挺拔，那一双杏核眼睛就全被那高额头给盖住了。她很开朗，也很爱说话。见我就跟我讲她们在乡下吃的苦头儿。她说，她们集体户里有门路的都招工、上学走了，没门路的根本无人管，生活水平是太差了，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她说每次回家都不想再回去，但她爸妈又不让。她还告诉我，跟她做伴的那个女生两个月前跟屯子里一名社员结婚了，现在户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每天晚上都害怕得要命，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上她那儿捣乱，大队一位头头儿也常上她那儿去，有一回还跟她动手动脚，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如果依了他，就让她回城，或者推荐她上大学。她说，在集体户里她一个人实在是住不下去了，说不准哪一天她也会找个社员结婚。说这话时，她就哭了。 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对她说几句同情话罢了。 自从认识了林老师，我就常常去光顾古籍书库，有时库内无外人，林老师就让我坐在那儿看书。后来，我又帮助他清理那些堆放零乱的书籍，他对我就更有了好感。这样，我想看什么书，就自己去找。林老师先是让我在书库的一个极其幽静的角落里看，不让把书带出书库，怕招惹麻烦，因为当时学校图书馆的两百多万册图书仅仅给学生开放了百分之十五，大部分被打上“封、资、修”标记的书是不能开放的，怕毒害工农兵学员。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林老师也让我把一些书带出书库偷看。但他一再警告我要保密。 这样，我每天除了应付一些躲避不了的大小型批判会、讲用会之类的事情外，余下的时间就是去古籍书库。要不就是自己躲在理科的教室去看书。 我对读书简直是着了魔，如饥似渴地读了这本看那本。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有机会阅读了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丁玲、老舍、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斯汤达、契河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许多中外文学大师的著作。这些中外文学大师的巨著像太阳一样明亮了我的文学视野。同时，也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蠢蠢欲动，试着写起小说来。 第一篇小说我写了两万来字，内容是反映一对残疾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年月里的生死恋情。写好后，我就给省里唯一的一家文艺月刊寄去了。两个星期后，稿子被退回来了，编辑对我的文笔和语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这一篇小说思想格调不高，人物形象也不高大，叮嘱我再写一篇寄给他们，并让我多看一点当前的文艺期刊。 于是，我找来《朝霞》、《解放军文艺》等十几种文学期刊浏览了一遍，心里对当前的小说创作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又动手写《参王》，一下子又写了一万三千多字，誊清后，又寄给了那家文艺月刊。 出乎我的意料，那家文艺月刊的六月号上不仅发表了我的《参王》，还给安排在头题的显赫位置上，而且还给配发了一篇评论。作品的署名也很大方，在“卓夫”两字前，又添加了“Ｓ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几个大字。虽然不给稿酬，但写的文章能白纸黑字发表出来，就足能乐得我一夜没睡好觉。原来发小说竟这样容易，我开始给自己编织作家的玫瑰色的梦。 晚上，我带着发表的小说《参王》去了林老师家。 林老师看后，非常高兴。他说我有创作灵气，又有生活，如果能坚持不懈一直写下去，很可能会取得成功。 林老师告诉我，想搞文学创作，一是要有生活根底，二是要有悟性，三是要有吃苦精神，四是耐得住寂寞，否则将一事无成。 大约是在晚上九点多钟，林老师的女儿白音从长白山区又回来了。 她一见我，凄苦地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她人明显地瘦去了一圈儿。她很像在某工地上干苦力黄昏后回到家里的劳工，身上衣衫不整，满脸的倦容，躺下就会睡着的样子。 林老师问她：“你这才去了几天，怎么又回来了？” 林白音未曾开口，先自哭成了泪人儿，然后抱着林伯母的大腿就昏天黑地哭开了。 我估计林白音是遇上麻烦了，便知趣地告辞了。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又在教室里写小说，梅洁手捧着一本杂志，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兴冲冲走到我的桌前，把手中的杂志往桌上一放，摊开头题问： “卓夫，这是你写的小说吗？” 我点点头。 她笑着说：“真没想到，你平时不声不响，还有这两下子，真棒！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卓夫，小说咋写？你今后教教我不行吗？” 我说：“让我说小说咋写，我可说不好。” “那你是咋写出来的呀？” “我就是想写，就试着写出来了。” “看不出你这个人还挺保守，”她有些不悦地说，“你是不是怕我也学会写小说，把你的大名盖过去呀？” 我说：“没那个意思，我可没那个意思。” “那你告诉我，写小说先从哪儿学起？” 我见不说几句无法让她满意，就信口说道：“其实，我感觉写小说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先多看一点儿名著，慢慢就琢磨出咋写小说了。” “那你告诉我，应该看些什么书？” 我给她开了一张书单，上面罗列了《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飘》、《复活》、《安娜·卡列妮娜》、《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茶花女》、《红与黑》、《简爱》、《子夜》、《骆驼祥子》、《呐喊》、《仿惶》、《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家》、《春》、《秋》、《青春之歌》、《红旗谱》等一大串中外名著。 “哎哟。这么些书，”她盯着书单瞪大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这些书你都看过了？” 我点点头。 她问：“你开的这些书大多数是禁书，不让看的，你从哪儿借的？” 我说：“想办法呗。” “你能不能帮我借几本看看？” 我刚想说“可以”，但突然间想起了林老师一再警告我的话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别对外人说我借你书看。”于是我说，“那些书有不少都是我过去没上大学时看的，在这个学校我也借不到。” 梅洁说：“我能借到，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学校借不出书来看。” 梅洁真是有本事，不出三天，我就看到她一个人躲在教室角落里看《静静的顿河》了。在小说的右侧放着一本杂志，那是防备万一来了人，好用杂志作掩护。 又过了些天，梅洁真的写了一篇小说给我看。我仔细地看了两遍，觉得她的文笔很有才气，只是不注重人物塑造，结构也太随意，看后给人一种很模糊的说不清楚的朦胧感觉，只是道不清小说的主题。要是在现在，也许那小说冠以现代派小说能够出笼，也不乏是一篇创新之作。但那个时候，小说被写成那个样子，别说别人，就是我也接受不了，我觉得那东西还不是小说。所以，我按照当时流行的对文学艺术“三突出”的审美标准，不客气地指出了她作品中的毛病，她红着脸说：“你提的意见我接受，我再写！” 梅洁看小说，大概是入了迷，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在礼堂开大会，梅洁进了会场后，就全神贯注地看上了法国大作家小仲马的长篇小说《茶花女》。何立敏哪次开会都要查看记录每个同学的表现，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当她发现梅洁在低头看书，不听报告，就悄悄地走到梅洁身边，等我发现了何立敏的意图，想给梅洁发紧急信号但已经晚了。何立敏已从梅洁手里夺过了书，翻了翻： “这本书先放我这儿吧，听报告不能分散精力。这个会很重要，会后咱们还要分组讨论呢！” 梅洁脸先红后白，两道柳眉气得倒竖了起来，但周围都是到会的学员，她不便发作，就坐在座位上运气。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何立敏拿着《茶花女》去找一个老师，问是好书还是坏书，那位老师告诉她那是一本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何立敏立时严肃起来，断定《茶花女》是黄色小说，是“封、资、修”的黑货。她马上找梅洁谈话，问《茶花女》是从谁那儿借的，她要顺藤摸瓜，找毒害工农兵学员的罪魁祸首。 梅洁一口咬定书是她自己的，追问再三，也没问出个结果。何立敏恼羞成怒，又动用了她团支部书记的权威，组织全班开大会，别出心裁地让大家讨论一个题目：“工农兵学员在大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结论当然是明确的，封资修的书不能读，毒草只能做肥料。 会后，梅洁再不敢在公众场合看小说了。她也学得聪明起来，借来的小说总是先包上书皮。为防止别人打小报告，她就到数学系她的一个老乡同学那儿去读，遗憾的是，那本《茶花女》被何立敏没收了，并上缴给工宣队长胡文奎了。梅洁一提这件事就生气上火，原因是那本书是她从一位老师手中借来的，现在还不回去了，她都无法再找那位老师借书了。 我说我可以想想办法再弄一本《茶花女》，她说那是再好不过。如果知道谁手里有，花高价买也可以，我说用不着。 实际上我的办法很简单，我经常出入古籍书库，那里的书大部分都没有登记上册，找一本《茶花女》是大有希望的。 这样，我每次去古籍书库找书，都留意有没有《茶花女》。一天，我终于在一堆古旧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很旧的《茶花女》，书的扉页上有Ｓ大学政治系资料室藏书的图章。我急忙把书揣在怀里，我知道是安全的，但我心里仍嘣嘣跳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偷书。为了梅洁，我不得不违背诺言欺骗林老师一次。以前，我是对林老师下过保证的，到古籍书库读书，一是严守秘密，二是不毁坏盗走书籍。我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所以，林老师很是信任我的为人。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偷书的，然而我还是厚着脸皮胆战心惊地偷了《茶花女》。 我揣着《茶花女》，装着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提前离开了古籍书库。出了外语楼，我就先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茶花女》的盖着图章的扉页撕掉了，后来我又发现书皮的封三上也有图章，这样，也被撕下去了。从书上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了，我就回到宿舍给它包上了一个精致的书皮，而且用浆糊糊得结结实实。一切都装备好了，我才在吃晚饭时告诉梅洁，等天黑时到人工湖旁假山后等我，有好事告诉她。 人工湖是Ｓ大学校园里三大景点之一。它坐落在校园的中心，湖不大，整个湖面不足三千平米，但它小巧玲珑，似一块碧玉镶嵌在校园里。湖的东面是一组错落有致的假山群，掩映在一片白桦和青松之间，湖心有一小岛，岛上有亭，叫三友亭，从假山群蜿蜒伸出一条曲径长廊直通湖心岛。湖畔垂柳环绕，且有怪石塔松等小景致点缀其中，很富诗情画意，是学员们闲暇时倘祥、散步、聊天的好地方。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等我赶到人工湖畔的假山时，梅洁已等在那里了。 梅洁迫不及待地问：“卓夫，你有什么好事告诉我？” 我故弄关子：“你猜猜看？” “是不是你又有大作发表了？” “不是。” “是不是有哪个女同学看上了你？” “你尽瞎说。”我说，“就我这德性，谁能喜欢我？” 梅洁笑着说：“就你这德性，才有人喜欢哪。” 我说：“我限你三分钟，三分钟猜不着，我就走人。” 梅洁冥思苦想起来，一会儿拍着手说：“我猜着了。” “什么？” “是不是你把《茶花女》弄到了？” “你真聪明！” “在哪儿？”她有点迫不及待。 我从怀里把《茶花女》掏了出来。 梅洁一把夺过：“卓夫，真有你的，”说着，忘情地抓着我的手说，“卓夫，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正为此事犯愁呢，这几天，见了借给我书的那位老师就躲，不好意思见人家。这一下子全解决了。哎，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说：“这个可保密。” “那好，你不说我也不问，那你说让我咋感谢你呢？” 我说：“谢什么，区区一本小书，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可不行。”梅洁说，“走，找个地方喝几杯祝贺祝贺。” 我说：“刚吃过晚饭，不去喝了。” “那换明天。” “明天我也有事。” “那就星期天。” 我说：“到时再说吧！” 梅洁说：“什么再说吧，咱们定准，你到时变卦不行。”说着，猛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兴致勃勃地消隐于夜幕之中了。 星期天，为了不让梅洁破费，我早饭也未吃在校外逛了一圈，然后就去数学系阅览室看书。 然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梅洁还是找上来了。 我说：“算了吧，我不会喝酒。” 梅洁说：“谁说只喝酒了，不会喝酒，你还不会吃点别的吗？” 我说：“梅洁，你把钱留着，有机会再去，今天我真的要赶写一个稿子。” 梅洁说：“那好，那就以后，有道是君子不强人所难。” 我们又聊了几句，她就走了。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班里的女同学都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似乎在同学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饭后，我问梅洁：“发生了什么事？” “周继红的粪筐子丢了。”梅洁淡淡地说。 我问：“在哪儿丢的？” “那还能在哪儿？就在我们的寝室里。” “什么时候丢的？” “就今天早晨。” “粪筐子还能丢？不会吧？”我疑疑惑惑地说．“是不是哪个同学看着不顺眼给放到别处去了。” 梅洁说：“早就该丢，堂堂的大学女生宿舍，竟然天天放粪筐子，臭气熏人，还没人敢吭一声，太不像话了。” 我说：“你可别瞎说，粪筐子是周继红的命根子，丢了，她不会善罢于休的。” “不善罢甘休又能怎么样？这回她也该知道，宿舍是人睡觉的地方，不是放粪筐子的垃圾站。” 我说：“你小点声，让别人听见汇报上去，你得第一个是扔粪筐子的嫌疑分子。” “我才不怕呢，粪筐子丢了，与我有什么关系？”梅洁仍大声说。 巧得很，恰在这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永远梳着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式的一条大辫子的周继红从后面跟了上来。她碰见我总是很平和地打打招呼，这次也不例外，从表情上看不出丢了粪筐子她有什么异常反应。但我知道这件事发生后绝不会风平浪静。就是周继红自己不追究，学校也会追查，因为这个周继红不是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她是学校树立的工农兵上大学、改造大学、管理大学的先进典型、样板，而周继红这个样板与粪筐子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可以说没有那只粪筐子，就不会诞生周继红这个工农兵学员的先进典型。 关于周继红的故事，学员们都不陌生。 一九六八年秋天，周继红随同她的红卫兵战友下乡到一个贫困的山村插队落户。周继红到乡下后，不仅虔诚地拜贫下中农为师学会了各种农家活计，而且还天天起大早背个粪筐子坚持检粪。由此，她被推选为知识青年先进分子，而后便人了党，又被提拔为大队的领导干部。当上了领导，她仍然坚持身不离粪筐子。她无论是出外开会，还是到各个小队包队，粪筐子总是不离肩。她看见粪就捡，捡满了一筐，就倒在人民公社的粪堆上，从不要报酬。上大学后，她又把粪筐子、铁锹带到学校，仍然坚持捡粪。白天没有时间，她就利用一早一晚，省城里都是柏油马路，没有牲口厨的粪便，她就徒步走十几里路到郊区的土路上去捡，每天行程几十里，风雨不误，雷打不动。因为全校的工农兵学员就她一个人带粪筐子上学，而且又是一个女的，模样长得又漂亮出众，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系里和学校的重视。时隔不久，周继红就被学校树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先进典型。紧接着就被提升为中文系“上、管、改”领导小组副组长，校“上、管、改”领导委员会副主任，还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副书记。一人身兼数职，但无论工作怎样繁忙，她始终没忘了捡粪。中文系有几个小诗人，专门写了几首歌颂周继红粪筐子的长诗，刊登在学校大门前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 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说，周继红还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只是在精神上似乎有什么负担，给人一种神经兮兮的感觉。她从来不跟同学发生冲突，也不伤害别人。不过，她每天捡粪回来把粪筐子放在寝室里，也着实引起了同室学员的不满，然而，大家对这件事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周继红那只粪筐子的分量和价值，用工宣队长胡文奎的话说，周继红的粪筐子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用系里那几位小诗人的话说，“粪筐子虽小，但她装着五洲的风云；粪筐子虽土，但她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周继红自己在讲用会上也说过：“身边带着粪筐子，难免要沾上牛粪的臭味儿，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可以时刻提醒我永远不忘劳动人民本色，拒腐蚀，永不沾。” 粪筐子和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了，当然也就没有人再敢小看蔑视它了。所以，当那有多种意义的粪筐子不翼而飞了以后，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预测到了要出麻烦，全班的人，以及全系的人都绷紧了“阶级斗争弦”而拭目以待。 果然，当天下午年级辅导员聂少平和何立敏开始找周继红住的六○三女寝室的七个女同学进行分别谈话摸底。 后来系里又派人调查了解了两天，弄得全班人心惶惶，但始终没有个结果。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知是谁把事情的经过添枝加叶汇报给了校领导。 学校一把手朱向东是军代表，周继红这个样板就是他一手树立的，周继红的那个宝贝粪筐子他不仅见过，而且还同周继红一起拎着粪筐子照过相，所以，他对那粪筐子还是有特殊感情的。他认为丢了一只粪筐子从经济的角度去看是一件小事，但提高到路线斗争看，问题就大了，就是值得弄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了。于是，一个由工宣队、军宣队、工农兵学员代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 联合调查组由五人组成。组长是校保卫处长军宣队何伟志，副组长是中文系工宣队长胡文奎，组员有校团委书记马明涛，年级辅导员聂少平，班团支部书记何立敏。 校联合调查组开进了我们班，先是找党员谈话，然后找党员积极分子、团员…… 一连折腾了几天之后，调查的范围终于缩小到六○三女寝室。 根据周继红的回忆，丢粪筐子那天的夜里，她去教室写了一篇学习《共产党宣言》的读书心得，因为学校要得急，她不得不赶写出来，等她回来时已有十一点多，那个时候粪筐子还在。在睡下之前她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就闩上了门。早晨，她跟往日一样，提前了一个小时起来，准备去捡粪，但发现粪筐子不见了，事情的经过就这样简单。如果周继红提供的情况属实，那么六○三女寝室的人就可以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进行审查。实际上调查组的人没有一个对周继红提供的情况发生质疑，就是班上的同学也都认为扔粪筐子的人就在六○三寝室。 那么，是谁干的呢？ 六○三室共住七名女学员，她们是—— 谷云娜：上学前做过集体户长、公社妇联主任，到学校后表现一贯积极，跟周继红的个人关系虽说不太密切，但也不相远，她扔粪筐子的可能性不大； 罗兰：从军队来的女学员，父母亲都是军人，她虽然清高不群，但还不至于扔粪筐子； 蔡亚力：上学前是某厂工会副主席，中共党员，跟周继红关系一向融洽，而且又是何立敏业余学习小组成员，她怎么会扔粪筐子呢？ 乔红：从集体户上来的，班文娱委员，一直要求进步，而且跟周继红关系很好。 何立敏：团支部书记，时刻注意政治挂帅，学员干部，连怀疑的余地都没有…… 以上五个人可以全排除，那么就剩下了梅洁和周继红。 很明显，周继红自己不会扔粪筐子，而梅洁平时对周继红的捡粪就冷嘲热讽过。 有一次，周继红带着仍挂着一些粪便的粪筐走进寝室，梅洁似笑非笑地说：“周继红，你再捡粪回来，应该把粪筐上的粪便倒净，你知道，你不倒净就是浪费，我们应该像珍惜每一粒粮食一样珍惜每一粒粪便，你说是不是？” 周继红明明知道梅洁是在挖苦她、讥讽她，但她又没有办法反驳，因为梅洁的话从字眼上挑不出毛病来。 这样，梅洁就成了扔粪筐子的头号嫌疑分子，哪天都有人做她的动员工作，诱她如实招来，而且一再对她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说心里话，就连我也怀疑那事情是梅洁干的，因为她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她最讨厌周继红把粪筐子放在寝室里，看着都恶心。所以，我担心如果事情真是她干的，再沉不住气全坦白交代出来后那就会栽倒，再也无法爬起来。所以，我千方百计想找梅洁谈谈。 然而，六○三室的女同学每天的上午、下午，包括晚上都坐下来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所以，想见梅洁只有在吃饭的时候。 吃晚饭的时候，我偷偷给梅洁一张小纸条，约她吃完饭到人工湖旁假山后面去，告诉她我有话跟她说。 吃完饭我刚到假山那儿，梅洁也到了，我知道不能在一起呆时间太长，所以，我见到她后就开门见山说了我的顾虑，然后又问她：“你告诉我，那件事是不是你干的？” 梅洁说：“除了我，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 我心裹着实一惊：“你把粪筐子扔哪儿去了？” “让我装上一块大石头扔进人工湖里去了。” 我说：“你可千万别坦白承认，顶住就是胜利，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明白。”梅洁说，“他们都怀疑是我干的，可谁也拿不出证据，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还真没想到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我说：“你不说就啥事没有，放心吧！” “谢谢你的关照。”她客气了一句，我们便分开了。 学校联合调查组在我们班闹哄了十多天，最后也没找到“罪魁祸首”，只好鸣金收兵撤退了。 不过，只从粪筐子事件发生以后，周继红的情绪一直似乎很低落，她跟同学之间的交往更少了。在公众场合，大家很少能听到她说点什么，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很少呈现愉悦的神情，两只眼睛经常流露出忧郁和恐惧的神色，这就让很多学员对她议论纷纷。有人说她高傲不群，当上了学员干部，有了一点儿小名气，就不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了，还有的说她这个人有点儿精神不正常。同周继红一个寝室的女学员都说过，周继红在夜里偷着哭过……后来，我又听说白梦启跟她来往较多，种种事情，都令我迷惑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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