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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在省城领到的居民身份证，已没有了兴奋的感觉；老同学久别后 见面，心里涌起万般情怀。 有人说，人生的路是由一个个圆组成的。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我看很难说清楚。但闲暇时细细想来，又觉得这话有那么一点味道。 我想我自己。 我在Ｓ省城度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对Ｓ省城是有感情的。我喜欢Ｓ省城那宽阔的马路，一座座耸天矗立的高楼大厦，大大小小的商场，便利的交通，花园般的城市广场，一片片油画般的绿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Ｓ省城的人文环境，尤其是几家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还有那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还有出版社、报社、杂志社…… 在大学读书时，我曾想过，毕业时如能留在Ｓ省城工作是最好不过了，但在当时只能是幻想。不过，到Ｓ省城工作的欲望在我心灵中从未熄灭过。正像我小学时代就燃烧着上大学的欲望一样，那是我生命火焰的一部分。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终于获得了一张Ｓ省城的居民身份证，捧着那印着我的照片和一排阿拉伯数字编号的身份证，我兴奋不起来。我马上想到了有一些人想获取这么一张身份证唾手可得，易如反掌。而我却为它向往了十二年，努力奋斗了十二年。十二个年头，不算少啊，一百四十四个月，四千三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比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多四年时间呢！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从内心还是不胜感激《新潮》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吕宋先生。没有他的千方百计往《新潮》杂志社调我，我想进Ｓ省城，还是梦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些熟人、朋友、同事纷纷南下深圳、海南，还有的丢下“铁饭碗”下海经商，其中也不乏有人劝我跟他们一道“孔雀东南飞”，改变一下生存环境，我以工作已调到省城为借口，都婉言谢绝了。他们都笑我目光短浅，还是小农意识，我承认他们说得有道理，但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丢下“铁饭碗”，单枪匹马去闯荡世界，哪有那份胆量和气魄？现在能弄到省城就不错了，哪里还敢有更多的奢望？ 我已暗自下定决心，好好干，绝不辜负吕宋先生的栽培和期望。新来乍到，虽然无时不感到寂寞和孤独，但我还是坚守工作时间，很少在上班时间去逛商场、逛书店，也很少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每天都坚持打水、清扫室内卫生。但不久，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有点太呆板迂腐了。杂志社的其他老编辑们根本就不把八小时工作制放在眼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晚来早走，有时是来了点个卯，就全天无影无踪，还有的一到下午就找地方玩麻将打扑克，在班上的也胡说乱侃，正经八百看稿编稿的时候极少。奇怪的是社长兼总编吕宋先生对这种散漫现象看在眼里也不闻不问，有时开会时不疼不痒批评几句，但没一个去理会照办。 逐渐地，我也不那么认真了，因为我知道，在一个没有是非标准的单位工作，认真工作是徒劳的。有时效果会适得其反。重要的是要适应环境，但我不想太散漫，凡是总编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我都尽力做好。 这天，总编吕宋先生去镜泊湖开什么联谊会去了，编辑部曾庆思副总编正在忙着给他的今年大学毕业的小姨子联系理想的工作单位，余下的编辑们便完全自由了：喜欢赌的，找人修“长城”去了，喜欢游泳的去了南湖，出纳员小李得到最新时装信息，有一种新式裙装在百货大楼上市，她闻信便挎着乳白色的手袋分秒不停地采购去了。 编辑部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想，今天正好打电话找找同学，来省城一个多月了，我跟同学还没取得联系呢。 我翻开电话号码簿，寻找省委党校的电话号码。 欧阳明在省委党校。 我查了好几个电话号码，终于跟欧阳明接上话了，我欣喜若狂。 欧阳明说：“我马上给伊娜去电话，然后我去看你，然后上我家来，我跟伊娜给你接风！” 半个小时后，欧阳明就跑到我们杂志社来了。 我们一见面就拥抱起来。 十多年不见，欧阳明似乎一点儿也没见老，仍是当年的老样子，潇洒、漂亮，周身鼓胀着活力。 “你来一个多月了，怎么才告诉我？”欧阳明埋怨我。 我说：“新来乍到，乱事多，没倒出时间。” “再忙也有打电话的时间啊！” “今天不是打了吗？”我狡辩说。 “你见到梅洁没有？” “没有。”我说，“毕业后就断了联系，我只听说她在W市‘业大’，没联系过。” “早就调过来了。” “在什么单位？” “可能是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欧阳明说，“我见过她一回。都挺忙，没详谈。” “应该去看看她。”我说。 “马上给她打电话。”欧阳明说，“一同上我家喝酒。” 我问—一四台，查到了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电话号码。接通后，梅洁不在，说是上北戴河了。 我有点儿失望。 “哪天再会。”欧阳明说，“在一个市里，见面还是容易的。走，上我家去。” 欧阳明家住在省委党校院里，新建的宿舍大楼，粉红色水刷石挂面，封闭式阳台，很是气派。进到室内更是让我羡慕不已。大三室一厅，少说有九十多平方米。最让我垂涎的是欧阳明的书房，四壁皆书，铝合金书架上按文、史、哲、美学、自然科学分类摆满了书籍。 我说：“欧阳，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么一间书房就心满意足了。” “那不难吧！”欧阳明说，“你们单位把你调来了，还能不给房子？” 我说：“房子早晚能给，但不一定有你这么宽绰。” “那倒有可能。”欧阳明说，“我要是不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也没这三室一厅的房子住。” “真有你的，弄上副教授了。”我不无感叹说，“你这也算给咱工农兵学员争口气。” 欧阳明说：“咱们同学中，评上副教授的正经有几个呢。庄则生我们两个是一年评上的，现在庄则生可非同以往，出了好几本书了，我跟他比可逊色多了。” 我说：“真想不到老庄会干得这么猛，咱们在一块儿时还真没看出他有这两下子。” 欧阳明说：“他主要是搞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相当显著，国际上都有影响。” 突然间，我见书架上有一本《文化大革命溯源》，著者是欧阳明。 我拿起问：“这是你写的？” 欧阳明说：“我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尤其是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建国初期就埋下了伏笔，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播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所以，我一股急劲，用了两年多时间，拼命写了这本书。” “出几本了？” “出两本了。手头还有一本没写完的，也是关于党史方面的。”欧阳明说得很轻松。 我说：“看来你毕业后改行研究党史是歪打正着了。” 欧阳明说：“这你算说对了，要是让我搞文学，真不一定有成绩。跟你说，我要是不研究中共党史，别说出书，副教授也评不上。哎，你出书没有？” “出过一本小说集。”我说。 “明天给我送一本来，说实在的，看同学出的书格外亲切。” “是啊，在报刊上我一旦看到同学写的文章，不论长短，都要仔细看看。”我说。 我们俩正说着话，伊娜领着儿子冬冬回来了。 “稀客，稀客！”伊娜把手伸了过来，握了握，又叫过孩子，“冬冬，问叔叔好！” “叔叔好！”懂事的小冬冬给我敬了一个礼。 “这孩子真乖，几年级了？” “三年级。” “学习成绩一定错不了。”我说。 “还可以。”伊娜说，“前三名吧。哎，你们聊，我给你们烧菜。” “简单一点儿。”我说，“越简单越好。” “没啥东西。”伊娜说，“我买的基本都是现成的，咱以罐头为主。”少顷，伊娜便摆了一桌子菜。 我说：“同学一场，还是头一次吃伊娜做的菜，今儿个我可要好好品尝一下大记者的手艺了。” “献丑了，做不好，瞎做。” 我先夹起一块糖醋排骨尝了尝，味道正经不错，连说：“不错，不错，有水平。” 我跟欧阳明先干了一杯，然后我又叫伊娜：“伊娜，来，共同干一杯。” 伊娜说：一你们俩先喝吧，我再烧一个汤。” “那大记者就先委屈了。”我说，“我们先吃了。” 三杯酒落肚，伊娜把汤端了上来。 我给伊娜倒了一杯酒：“记者同志，咱敬你一杯。” 伊娜也不推让，一饮而尽。 “同学相见，实在不易，卓夫，我敬你一杯。”伊娜又倒满了我的杯中酒。 我说：“这一杯咱三个共同干掉。” “我可不行。”欧阳明说。 “那就一半。”我说。 “一半。”伊娜说。 我们三人又每人喝了半杯。 我问：“欧阳，你是哪年到省委党校的？” 欧阳明说：“一九八三年。说来也巧，一九八三年春天，省委党校搞了一个中共党史研讨会，到会人员多数都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我准备了一篇《陈独秀的早期革命活动和他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文章，想不到在宣读时一炮就打响了，会议将结束时，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徐少白主动问我，愿意不愿意上省委党校来？你想，我哪里会说不同意。我当即就答应了。没用上三个月，我就调成了。后来，徐少白升任副校长，我就接替他当了教研室主任。” “看来，毕业后你是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还谈不上，但跟大多数同学比，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干得正经不错，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专著也出了，又有一个可供学习、研究的环境，又有娇妻爱子应该知足了。” “是啊，人到中年，总算混出一点儿模样了。我现在没有过多的奢望了，就盼着多出几本著作了，官我是不想当。” 我说：“搞学问不错，你没听说当官不如当教授，当教授还不如长寿呢！” “喝酒！”伊娜说，“怎么光说话，来，卓夫，我再陪你干一杯。” 我说：“你们当记者的个个都是海量，我可不敢奉陪！” “这杯得干了。”伊娜举杯不放。 “好，好，就这一杯。”我举杯一干到底。 “没事。”伊娜说，“董酒比较柔和，不醉人。哎，卓夫，你家啥时候来？” “说不清” “夫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教师。” “卓夫，我记得念书时候你跟梅洁好得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没成呢？”伊娜说。 我说；“没缘分呗。” 伊娜说：“你们俩到底怨谁没成？” 我说：“当时情况很复杂，很难说清怨谁。” “我不信。”伊娜说，“情况再复杂，双方也得有个态度呀，是不是梅洁后来不想跟你回乡下？” “也不全是。”我说，“梅洁我们俩虽好，但从来没谈过处对象的事。毕业前夕，我曾经有意试探过，但梅洁告诉我，她跟外语系的郝明心已处上朋友了。” “郝明心那小子我知道。”伊娜说，“梅洁可能是看中了他家在北京，又是高干子女，实际上郝明心从素质上比你差远去了，梅洁真不如跟你了，我听说她跟郝明心早离了，后来，跟康健在一起混了两年，不称心，又离了。要是跟你，起码不能离婚。” 我说：“她离婚我不知道，她跟康健我更不知道。婚姻事，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谁跟谁在一起，都是缘分，努力也白费，比方说你跟欧阳，想当年让韶桂花一闹，也是危机重重，想不到你们后来又走到一起，而且又这么美满。” “这事还得感谢你。”欧阳明说，“想当年若不是你给传信传话，伊娜说不上跟谁好了。” “那可是真的，想当年追我的正经不少呢！少说也有一个加强连！” 望着他们这幸福美满的一对儿，心裹着实有点儿妒嫉，假如我能跟梅洁结合，家庭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唉，人生难如意呀！哪个人还没有遗憾呢！ 酒足饭饱，我跟伊娜、欧阳明说找个时间同学应聚会一下，他们二人也都举双手赞成。 欧阳明说：“要搞就快点儿，拖时间长了，怕搞不成。” 伊娜说：“我张罗，我找一个宾馆还可以借一个小会议室，大家伙聚在一起，好好高兴高兴。” 我说：“要是那样，在省城外工作的也可以通知一下，来得越多越好。” 伊娜说：“只要是我知道地址的，全部通知，说不准在北京、上海工作的都有来的。毕业十多年了，就这么一次聚会，要是我，不管多远，我都会来。” “通知前得定个时间。” “你说哪天好？” “临时商定吧。”我说。 周六上午，我跟梅洁便联系上了。她说了好几遍太好了，你调来太好了！她说她昨天才从北戴河回来，她本应该在北戴河再玩几天，但说不清什么原因，就提前回来了，回来就接到了我的电话，她要乐疯了。 我说：“可能是有感应吧。” “肯定有！”她仍兴致勃勃，“晚上到我家去，我给你接风！” 我说：“欧阳明、伊娜都给我接风了，我找你不在。” “太遗憾了，哪天咱俩再上伊娜家闹去。” “好吧。”我说。 梅洁说：“你在单位等着我，我去找你。” 我说：“到我们单位你是顺路吗？” “不是” 我说：“那咱们约个地点见面吧。” 梅洁说：“也好，那你就到枫叶广场31路无轨电车站等我吧。” “好吧，一会儿见。”我说。 十几年没见面了，真不知她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心里话，我是真想见到她，她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钟情的恋人，又是要好的同学。 梅洁先到的枫叶广场，在汽车上，她那婷婷玉立、光彩照人的身影就飘进我视野之中了。 “梅洁！”车没停稳，我就向她招手。 “卓夫！”她小跑着过来，我只感觉她是把我执下车门的。 一个很风骚的女人，信口说了句：“精神病，没见过。” 梅洁说：“这儿离我家还有一站路，咱别坐车了，走吧。” “不坐，不坐。”见了梅洁，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她仍没见老相，只是比在大学时稍稍胖了一点儿，但更有风度了。她淡淡地化了妆，浅浅地描了眉，脸上薄薄地施了脂粉，魅力不减当年。 我发现跟她在一起走路，仍然能令我激动不已，心情格外愉快。 “到了。”她指着一幢四层红色的旧楼说，“我在二单元四楼。” 梅洁家住宅不算宽绰，一室一厅一厨，但有煤气、暖气，还算方便。室内家具不多，只有一张单人床，两只沙发，一张写字台。角柜上放着一台十四英寸彩电，床头有个书架，床下有两只皮箱，地上铺的墨绿睛纶地毯。室内相当洁净，各种东西放得都错落有致。 梅洁打开电扇，说：“卓夫，你先坐，我弄点儿吃的。” 我说：“有什么吃什么吧。” 梅洁说：“想吃好的也没有，冰箱里有啥咱就吃啥。” 不一会儿，她放上桌子，端上来四样菜：一只烧鸡，一盘酱牛肉，一盘海蜇拉皮，一大海碗什锦罐头。 “喝啤酒，喝白酒？” “先喝白酒吧。”我说。 她拿出一瓶杜康。 我们先干了一杯。 梅洁说：“咱俩毕业后就断了联系，我一直以为你是生了我的气，不会再理我了。” “那可没有。”我说，“咱们毕业时，我是先走的，后来，你分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我几乎跟咱班同学都断了联系。我估计你是上北京了。” “上什么北京。”梅洁说，“那只是一场梦罢了，郝明心那小子根本就不是个东西，他原说好好的，结婚后把我调到北京去，我信了他的鬼话，就跟他结婚了，毕业分配我也没找人，就回双石县了。可他回北京不久，又看中了一个驻外大使的混血女儿，坚决跟我离婚，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哪受得了那份委屈，我就同意离了。当时，我真想找到你，但又不好意思，我又怕你有了对象。后来，康健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离婚的消息，就经常上我那儿去，还把他在学校时记的几大本日记给我看，里面全是爱我的话。我当时孤独得很，一时间觉得康健的献殷勤也怪可爱的，尤其是康健答应帮我把工作调到省城来，他还说，北京有一家大公司总经理看中他了，要调他，而且还把总经理给他的信件给我看了。当时康健在Ｓ省教委人事处工作，我看他小子活动能力挺强的，一旦能进京，就给我争了一口气，何况他那么追我，我就跟他结婚了。可婚后我才发现，康健比郝明心还虚伪，头几个月对我是言听计从，后来，我发现他对我总不放心，穿什么衣服他都管，我走哪儿他跟到哪儿，平时没事，就上我们单位去盯梢，有一回我病了，单位一个小伙子白天上我家来看我，正巧让他回家碰上，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小伙子送的东西给扔窗外去了。你说把我气的，差点儿没自杀。我下决心跟他离，可他死活不同意，闹了半年，没有结果。后来，我不得不用绝食来对付他，他才不得已办了手续。剩下了我一个人过日子，来去自由，就是有时感到寂寞，孤独，这时候我就看电视、听音乐，或者学外语。后来，我又考上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学的是古典文学专业。拿到硕士学位后，我仍继续攻读外语。等准备就绪时，再考博士。我还想出国看看。” “有希望吗？” “事在人为。”梅洁说，“郝明心那小子现在在美国，他给我来过信，说他一直感到对不起我，准备帮我出国，弥补他的过失。我不想借助他的力量出国，我要自己找门路。” “你还是原来的梅洁。”我说，“永远是自强不息，不屈不挠。” “喝酒。”梅洁又举起了酒杯。 我一饮而尽。她也干了。 梅洁说：“你怎么样？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说起来话长啦，换了不少地方，总的感觉是，人生是太难了，这个世界不公平，一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大都市里寻找一块立足之地，让别人承认你的存在，简直是太难了。咱们毕业后，我就回地区人事局报到。因为我没有门路可走，人事局就把我分配到最偏远落后的通阳县去了。 “到了通阳县，先到县委组织部人事组报到，那时候通阳县还没有人事局。不出半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就有十四个人被分到通阳县组织部报到了，十四人中大多数是从通阳县被推荐上大学的。 “我当时的愿望很低，只要不做教师，去文化馆或者电影放映公司什么的都行，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不愿意当老师。我觉得当教师太清苦，整天跟孩子们打交道太累。 “在组织部待分配期间，大家都是在暗中各显神通，都想分配到较理想的工作单位。 “在全通阳县的县委、县革委会的机关中，我想不出谁能跟我沾亲带故，所以也就索性谁也不找。也是该我走运，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组织部办了一期‘青年干部学习班’，简称叫‘苗子班’、‘青干班’，人班的人经过严格审查，从班上结业大小都能混个‘官’当。 “那一期参加‘青干班’的有三十名，结业时每人都要给写一份考查材料。组织部里的人忙不过来，人事组长老田就临时让我帮忙写，同时还找了两名待分配大学生帮着写。想不到我写的考查材料，老田是最满意的，后来，别人写过的，他也让我再重新改写润色一遍，然后再抄到考查表上去。这样一来，我不仅取得了老田的好感，而且还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来，到组织部报到的工农兵学员全分配出去了，惟独剩下我仍在县委组织部，不说留下，也不说分配，我的工作就是给老田写材料，有时也给部长写材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这个非党员跟着老田考察了全县的各局、公社的领导班子，多次参加党的会议，然后写考查材料，向县委汇报。老田为此事特意嘱告我，跟别人别说你不是党员。所以，那一个阶段，没有人怀疑我不是中共党员。 “不久，因组长升为组织部副部长。老田说准备发展我入党，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又让我写思想汇报。我信了老田的话，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不打折扣。老田家里有了私活，他也找我帮他干，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信任。 “一晃儿，我在县委组织部混了一年有余。这一年冬底，也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份，县委抽调了一大批干部下到乡下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县委组织部也抽调了六个人，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基本路线工作队。老田带队，一杆子插到黑石公社大洼生产队。老田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公布我参加了他的工作队。他说我年轻，又是大学刚毕业，应该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私下对我说，工作队在公社设有党委，争取一年内解决组织问题。我相信老田说的话全是真的，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入党，因为人了党我就有可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在一般人眼里，在组织部工作升官的机会最多。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在组织部干了一年，竟然对那个地方也产生了好感，而且想留在那里工作，也想在机关里弄个一官半职了。 “在大洼生产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接近一年，收获是不少，尤其是对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是一次感受人生，收集素材的极好机会。遗憾的是我没有人上党。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从感情上来说，老田对我一直不错。可在我入党的问题上，他似乎忽略了。 “我们工作队撤回县里的时候，正赶上大批特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通阳县县委书记是执行极左路线的样板，突然间被停职反省接受审查，而老田一直是县委书记的‘干将’，靠边站了。县委组织部领导顷刻间全换了新人。我看形势对我不利了，急忙要求分配工作。老田问我想上哪个单位，他说别看他靠边了，给我找一个工作单位还不成问题。我说我想上县文化局创作组。老田说那不成问题。于是，三天内我就去了县文化局创作组。 “县文化局创作组原有四个人，算我才五个人。工作任务是以写戏剧、二人转为主，也可搞点儿别的创作。我写过小说，没写过戏剧，也没写过二人转。所以，我就从头学起，学写戏剧，学习写二人转。好在我小时候看过不少野台子的二人转演出，此外，小时候听过不少大鼓书，对唱词还略通一二。 “我新来乍到，很想弄个像样的剧本显露一手，但写了一个六场吉剧，开会一讨论，众人给提了一大堆缺点，我一听，那剧本是废了。后来，我又写了一个二人转叫《连心坝》，想不到在这一年的全省二人转汇演中一炮打响，被评上了优秀剧目，不仅在全省推广，广播电台还给录了音，多次在农村节目中播出。 “就在这个时候，推荐我上大学的那位张有书记被平反走马上任当上了管文教的副县长，他写的长篇小说《白雪黑土》出版以后，很快被提升为地区文化局长，在一次地区召开的剧本讨论会上，我们又见面了，他当时就提出把我调到归他管辖的地区创作室，我当然求之不得。 “张有局长办事很讲效率，在他的上上下下不断努力下，不到三个月时间，我就被调到了地区创作室工作。在这期间，我没请他吃过饭，也没喝过酒，更没送过礼，也可以说，他连一支烟也没拍过我的。可他就下了大力量，硬是把我从基层创作组调到了地区创作室。现在说起来，这事像神话似的，都没有人相信，可这一切都是真的。 “遗憾的是，我在地区创作室工作三年多时间，一个像样的剧本也没有写出来，倒是发了几篇很不错的中、短篇小说。这个时候，地区文联办的文学期刊《新芽》由内部刊物改为全国公开发行刊物，缺少人手，就张罗调我。 “刚开始张有局长说啥也不同意，执意要留我。我说我的戏剧创作前途黯淡，他说那你就写小说，不写戏，创作室情愿养着你。后来，由文联主席几次出面，终于说服了张有局长，这才调到了《新芽》编辑部做编辑。 “前几年省里一家出版社曾经努力调过我，但因情况太复杂而未成功。今年，总算调到省《新潮》杂志社来了，这期间，苦辣酸甜，人情冷暖全尝了，以后有时间再跟你聊吧。你看，只听我一个人说了。” 我一看表，已是夜十一点多了。 我起身要走。 梅洁说：“忙什么，我还没听够呢。你只说你的工作了，为什么不谈谈你的家庭？” “家庭……”我嗫嚅着，“你让我谈什么呢？” “比方说你的妻子对你怎样？还有，有没有什么桃色新闻啊！” “这个，这个……” “你不好意思说是不是？把手伸过来，我看看。” 我把左手伸给了她。 “还有右手！” “不是男左女右吗？” “两只手全看。” 我把右手也伸给了她。 她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说：“你有外遇线，而且还不是一条。另外，家庭线不稳定，夫妻感情不和，大约在四十五岁左右，有离婚的可能，你可要有思想准备。” 我说：“你的相术我不信，告诉你，这看相我能给你当老师。” “是吗？你那么厉害？那你给我看看！”说着，梅洁把手伸了过来。 我说：“天太晚了，不看了，哪天我专程来给你看手相。” “不行，我非要你今天看。”她仍然是那么执拗。 我捧过她的手，看了看，说：“不行，我的眼睛不好，看不清楚。” “那到灯下看去。” 为了不扫她的兴，只好跟她坐到灯下。 “怎么样，这回能看清了吧？” 我说：“差不多。”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伸出双手。 为了让她服我，我看得相当认真。 我说：“你得过肾病，现在肾脏也不太好，你的左肾有问题。” “你从哪条线看出来的？”梅洁耐不住问。 “想学吗？需要交学费的。”我说。 “你再看看别的线。” 我说：“你有过两次小产，两次相隔时间不超过一年。” “小产还能看出来？” “还有，你的婚姻线不太理想，只有过了三十五岁以后，才有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你看看我有没有情人？” “情人线倒有。”我说，“但有没有情人可不敢断准。怎么样？服不服？” “你还行！”梅洁坦率地说，“你还算是个高手，我找不少人给看过手相，都是察言观色，瞎说一气，尽挑好听顺耳的话说。前几天，我办事路过广宁寺大庙门前，碰上一个老太太，非要给我相面，说我是大富大贵之相，有花不完的钱，还说我男人是个当大官儿的，我跟着借光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说不是晴掰吗？说心里话，我对打卦、看相都不太信，特异功能我也不太信。人，就是人，不是神，谁也不可能预测出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说是吗？远的不说，就说咱俩吧，在一起读书时要知有今天……唉……”说这话时，我看到了梅洁的眼角上有泪花在滚。 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人生难如意，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给人类留下了诸多遗憾！” “可我们这一代的遗憾是太多了！” “这也许是上帝对我们这一代的恩赐和关照，我们毕竟是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理解了生活。你说是吗？”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梅洁凄苦地笑了笑，“卓夫，你能不能详细地跟我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我很想知道。” “这……以后再跟你说吧，今天太晚了。”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梅洁似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而且把身子向我的胸前挪了过来。 我本想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和梅洁有冲动性的接触，但当梅洁把娇软的身子偎在我的怀里时，我又是那样渴望搂紧她。 她微微地扬起脸看我，两片红唇微微颤动着，她勾住了我的脖子，我紧紧地抱住她，把嘴唇压在了她的唇上。 吻够了，梅洁说：“卓夫，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说：“我也没有忘记过你。” “哎，你妻子对你好吗？” “对付吧。” “你妻子长得漂亮吗？” “还可以吧。” 我又一次看表，已是夜十一点三十五分了。 我说：“我可得走了，太晚了。” 梅洁说：“别走了，住这儿吧，我在客厅给你搭一张床。” “我还是回去好。” “随你的便，不住不勉强。”梅洁很坦然，一点儿也没有不快或难为情。 我起身告辞。 “不送啦。”她说。 “不用送。”我说。 期刊杂志编辑是弹性工作，按俗话说是个良心活儿，一切都靠自觉。如果工作负责，你每时每刻甚至八小时以外都可以设计栏目，琢磨创新，寻找作者，或者阅读兄弟期刊，扩充视野借鉴经验；如果你不想多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可以沏好茶水，几张报纸可以坐上一天。至于稿源嘛，可以靠自然来稿而“守株待兔”。我觉得马马虎虎地工作，一是对不起吕总编，此外，新来乍到，也怕别人说我没本事。所以，我无论是组稿还是编辑稿件都相当认真。这天下班以后，大家都走了，我仍在埋头修改一篇新闻纪实稿，直到听有人喊我“卓夫”，我才抬起头来。我一看，来人竟是老同学庄则生！ “则生！”我忙站起同则生握手，“我正想看你去呢，一直没倒出时间。” 庄则生坐下后说：“前些天我就听说你调过来了，就想来看看你，但又去南方开了一个会，刚回来，怎么样，家没过来吧？” 我说：“我一个人先调过来的，家啥时过来，可就说不准了。”说着，给则生沏了一杯茶。 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庄则生。他比在学校读书时又老成了许多，他不仅戴上了眼镜，而且还过早地谢了顶，大阔脑门上亮亮的放着光，还真有点儿学者的风度。 他见我打量他，便说：“十多年不见，是不是老了？” “你模样还没变，”我说，“只是比以前富态多了。” “咱同学都看见谁了？”庄则生问。 我说：“就见到欧阳明、伊娜和梅洁了。我们几个商量想搞一次同学聚会呢。” “是应该聚一聚，分别十多年了，太想看看了。”庄则生说。 我说：“哪天商量一下，定个时间。” 庄则生说：“应该早点儿，宜速不宜迟。” 我说：“则生，我听欧阳明说你毕业后写了不少书，国际上都有影响，我可是一本也没看着，是不是送我几本看看。” 庄则生说：“我写的那些东西，没啥大意思，多数都是民俗文化研究，有的是搜集的民间故事，我怕你不喜欢，就没给你拿来，你要看，下次来给你送来。” 我说：“用不着下次，说不准哪天，我就上你家去自己取。怎么样，住房还宽敞吧？” 庄则生说：“也就是一般水平，两室一厅，七十多平米，Ｓ大学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待遇，熬上教授能给个三室一厅的。” “快了吧？” “还得等几年，但问题不大。” 我问：“哎，则生，嫂夫人在哪儿上班？” 庄则生长叹一声说：“出国了，在美国读博士呢，去年就来信催我跟她一起去美国，我一直没同意。这不，前几天又来信催上了。” 我说：“出国有什么不好？又是夫妻团聚，让你去你就去呗。” 庄则生说：“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考虑我是搞中国东北民间民俗文化研究的，有不少项目还有待于我去挖掘、整理，我跑美国去就等于放弃了我的事业，你说我能去吗？再说，我挖掘、整理的基本上都是口碑文化，有一些当事人年龄都很大，而且在不断地死去，如不及时抢救，有相当一部分口碑文化就永远失去了，比方说我正研究的东北的土匪习俗、淘金习俗、木帮习俗、挖参习俗、店铺习俗文字资料记载极其有限，想要研究，必须采访当事人和知情人，可当事人和知情人都是年迈的老人，有时候你刚采访完，讲述人就死了，有的是刚刚联系上约会采访的日子，可还没等你到那儿，人已经死了，这样的事我常常碰到。所以，我不仅不能出国，在国内，我都很少有机会去关内出差，一有时间，我就去跑敬老院、大车店，或者去寻找东北行帮文化的知情者或当．事人。不瞒你说，自从我搞上这行以后，寒暑假我从来没有在家休息过。我现在如果去美国，有一些研究项目的准备工作就前功尽弃了，我是实在不忍心哪！”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说，“那你不去美国，嫂夫人能回中国吗？你们总不会永远地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吧？” 庄则生说：“是啊，孩子她早就接去了，前些天又来信让我表态，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你的意思呢？” “当然是不去。” “嫂夫人啥态度？” “马上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是不想再回来了，起码十年内不会回来，可她不能总一个人过日子，如果我拒绝去美国团聚，只好离婚。”庄则生说这话时，脸上呈现出非常痛苦的表情，“唉，真是没有办法。” “那你想咋办？”我问。 庄则生说：“我只好认离了。毫无办法。事业和家庭，很难摆平，在现实面前，我是无能为力了。说心里话，我实在是不想离婚，更不想离开孩子，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昨天晚上，女儿捕捕还在电话里劝我过去，而且还哭着说想我，放下电话，我是一宿没睡觉。” 我说：“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这可是个大事，千万别草率处理。” 庄则生说：“我倒想往后拖一拖，可就怕她不容我时间。”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说，“嫂夫人也不会那么薄情。” “这事情太复杂，”庄则生说，“就是有一天真的分手了，我也不能全怪人家，人各有志，感情跟事业，毕竟还是两码事。” 我说：“你酒怎么样？咱俩喝几杯去。” 庄则生说：“喝酒还可以吧。走，给你接接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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