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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三陪”，眼热心热手脚麻本；报评“副高”，上下活动不遗余 力。 在我好久没有了创作欲望，几乎半年没有动笔写小说的时候，突然间来了灵感和创作冲动，几乎只用了四个晚上，就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往事》。我是想通过三名工农兵学员的境遇，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写完最后一行字，自己又看了一遍，感觉仍然良好，自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好小说。我怕自己的感觉出现误差，就马上拿给梅洁看。 梅洁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拍案叫好：“卓夫，这篇小说你写得太棒了，不仅有深度，有新意，行文也很流畅自然，字里行间都闪烁着两个字：‘真实’，不过，我说的‘真实’可是艺术上的‘真实’，看得出这篇小说你不是写出来的，是从你心里流淌出来的。卓夫，我看你给一家大刊物寄去吧，他们还是认真东西的。” 稿子寄出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来了用稿通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梅法时，她请我去全市最有名的龙凤大酒店吃了一顿。 俗话说，好事成双。不久，杂志社的曾庆思副总编自己活动调到出版社去了，吕总编跟领导力荐提拔我为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吕总编还对我说，马上要评职称了，争取给我弄上“副高”；还说，房子问题，一两年内也有希望。吕总编是个谦和敦厚的老大哥，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是工农兵学员，但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文化基础相当扎实，他喜欢研究汉字，汉字的起源、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发展，他都下过功夫研究，一本《现代汉语辞典》，他几乎能从头背到尾，许慎的《说文解字》他也读得烂熟于心，甲骨文、金文、篆文，他都发表过探讨性的学术论文。他常说，汉字是活的，有血有肉的，越研究，越琢磨，越喜爱汉字。因为他在汉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有独特的发现，Ｓ大学中文系几次聘他去做教授，都因为领导不放而未去成，其中也有一条原因是，我们杂志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此外，单位领导在一年前就给他破格聘为“正高”，还给他解决了三室一厅的住房。领导还暗示过他，在适当的时候，给他弄个副厅级。他对行政级别并不太在意，但对总编辑的位置是很重视的。他常跟我说，千万不能小看了一本杂志，白纸黑字，每月一本，想发谁的文章就发，不想发的就枪毙了，责任大着呢！ 吕总编从不跟人说他的历史，也不谈他的妻子。后来才知道，他的感情经历很复杂，已两次离过婚，现在的妻子小他十二岁，是一位话剧院的名演员，听说两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太协调，时刻都有离异的可能。原因是他现在的妻子太浪漫，而他又太古板，两个人志趣不相投。好在吕总编有他自己的事业，一干上工作，就什么都忘了。吕总编有句名言，男人不能拴在女人的腰带上做事。 我们的杂志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月刊，小说、散文、诗歌、杂文、评论、特写、报告文学，以及剧本什么的，都可以发表。我就是在《新潮》上发了几篇小说、散文同吕总编认识的，后又经他努力，把我的工作关系调到了杂志社。按说，这样的恩情，我该买点儿礼品感谢感谢才对，可在春节时，我买了两瓶五粮液、两条红塔山香烟去看他，他硬是不收，强逼着我拿了回来。 自从我被提到副总编的位置上后，我明显地感到了个别人看我的眼神儿不对劲儿。尤其是老编辑尚大可，再不称呼我的姓名，而且在第二天就叫我卓副总编，声调还阴阳怪气的，透着一股股冷气。我早就听人说过，尚大可一直在争取副总编的位置，为此没少给吕总编打溜须，我还听说他给单位的几位主要领导都送过礼，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就是没提起来，所以，我刚一上任，他就跟我较上劲儿了，好在我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我并不怕他什么。 司马言不知从哪儿听说我当了副总编，打电话来邀我喝酒祝贺。 我问他都请谁？他告诉我谁也不请，就我们两个。他让我下班时在单位门口等他，他“打的”接我。盛情难却，我不得不答应。 等下班时我走出办公大楼时，司马言已在门口等候了。 我问：“上哪儿？” 司马言说：“你就跟我走吧。” 上车后，司马言对司机说：“吉祥海鲜城。” 吉祥海鲜城是省城惟一的一家专营海鲜产品的酒家，经营的海鲜清一色是鲜活的。落座后，我对司马言说：“咱们同学之间，你这么破费干什么，我看还不如找一家农家饭庄吃点儿乡下风味。” 司马言说：“吃农家饭上饭店干什么，谁家不会做？再说，下乡时吃得还少吗？我可不喜欢跟你去忆苦思甜，我今天请你吃大龙虾，这儿的龙虾是一虾三吃，很有特点，既来之，则安之，你听我的。” 司马言点了二斤活蟹，一斤龙虾，另外要了四个小菜，一瓶王朝干白。 三杯酒落肚，司马言的话便多了起来，他说他这几年停薪留职搞书后，最大的收获是赢得了一份自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时间想睡觉，就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候想玩麻将就去玩麻将，再也不用去管迟到早退，更不用看哪位领导眼色行事了。他还说，这几年他走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什么黄果树、张家界、九寨沟、石林、龙门石窟，他全看过了。全国的地方风味，他全品尝了。他还许愿说，一旦有机会，他出资赞助，让我出去开开眼界。我说我们杂志社出外组稿的机会也很多，现在因为来的时间短，还没来得及出外组稿。 司马言说：“可也是，你当了副总编了，上哪儿去还不是自个儿说了算。这年头，我看好了，要不就有权，要不就有钱，这两条你必须得占一头儿。有权的，利用手中的权力能得到很多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而有钱的，可以用钱买来普通人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论就是，要么拼命挣个一官半职的，要不就下海捞钱，否则就他妈枉活一世。” 我说：“你说的也不全对，像欧阳明在大学当个教授不是也不错吗？” 司马言说：“欧阳明能著书立说，有名啊，你让他当个没名的大学教师试试，穷死！不说别的，山珍海味都认不全。” 我说：“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儿，人活着就是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就好，不一定有权、有钱就好。比方说，一个收破烂的，在一天中，多收了一百个啤酒瓶子时的兴奋程度和一个搞房地产的大老板赚了一百万的兴奋程度是一个样的。一个当副科长的人，突然间被提拔为正科长，和一个长期做副省长的人，偶尔提拔为省长的兴奋程度也是一样的。” 司马言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这世道离开了权和钱，还能玩转吗？好啦，不说这些了，哎，卓夫，我听说各个杂志社每年省局都给一个增刊号，你们杂志社今年的用没用呢？” 我说：“我听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一阵子吕总编太忙，没来得及研究出增刊的事。” 司马言说：“咱俩合作一把怎么样？你们把这期增刊让给我，我给你们杂志社一万块钱。稿子我组，你们终审，稿费我出，你们杂志社就管给我出印刷、发行手续就行了。” 我说：“那我可得跟吕总编商量一下，我没办过这样的事情。” 司马言说：“我敢跟你打保票，吕总编肯定同意，我出的条件比较合理，据我所知，《新潮》杂志去年的增刊号就浪费了没用，今年经你手卖它一万块钱，吕总编肯定同意。” 我说：“那我回去试试看吧。” 司马言说：“我如果赚了，不会独吞，怎么也得给你意思意思，你知道，我这个人可不财黑，我是有钱大家赚。” 我说：“那个用不着，杂志社能赚点儿就行了，我担心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那儿不好批。” 司马言说：“稿子没问题有什么不给批的，我手里有一期现成的稿子，明天我给你拿来看看，一点儿不黄，也不沾政治的边儿，全是知识性、趣味性的小文章，有两个长一点儿的稿子，全是社会热点纪实，一点儿都不犯病的，你一看就知道了。” 我说：“那你明天把稿子给我拿来吧，我跟吕总编商量后，再报请省新闻出版局。” 司马言说：“那好，明天我就给你送稿子。” 司马言向小姐喊买单，一报账，是一千二百元。 司马言拿出一叠钱，抽出十三张百元大票，递给了小姐，说：“不用找了，余下的是给你的小费。” 我跟司马言出了吉祥海鲜城，司马言又说：“走，咱俩听听歌去，反正你家也不在这儿，一个人回去怪闷的。” 我说：“算了吧，我对听歌不感兴趣。” 司马言说：“没有兴趣儿可以培养，我过去对听歌也是不感兴趣的，后来去了几次，还上瘾了。再说，你写小说的，什么场合都应该去体验感觉一下，否则，你的笔下一旦涉及到歌厅、舞厅，你怎么描写？瞎编的总没有体验过的写得真实、生动。” 我还从来没有进过歌厅，听司马言一说，还真的动了心，我说：“找一家低档的，咱俩去感觉一下气氛就得了。” 司马言说：“什么档的你就别管了，你就跟我走吧！” 看样子司马言跟迷你歌厅的女老板是老熟人，我们一走进去，那位浓妆艳抹的女老板便亲昵地迎了上来，满面堆笑地说：“司老板，怎么又有几天不来了，上哪儿发财去了？” 司马言拥着女老板，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说：“到广州去了几天，怎么，想我了。” “想你了。” “想我了，见面还不吻一下？” 女老板真的扬起红嘴对着司马言的胖腮吻了一下，而且故意弄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司马言说：“今天我领来了一个哥们儿，你可要好好关照关照，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明白，明白。”女老板说，“你们去八号包房吧，那个房间宽敞一些，能跳舞。” “可以。”司马言说，“先来四杯咖啡，再上点儿开心果、葡萄干、水果什么的。” “好咧！”女老板说，“您先进包房等着。” 等进入八号包房，我才问司马言要四杯咖啡干什么？ 司马言说：“你老兄真是书呆子，听歌能咱两个听吗？还不得找两位小姐陪陪咱们。” 我说：“我还以为在大厅里听别的先生、小姐唱歌呢！” 司马言说：“在大厅里多没劲，乱哄哄的，你想点歌得排号，你想唱歌得排队，没劲死了。这包房就自由了，找上两个能歌善舞的小姐，咱们想听歌，就让她们唱，想对唱，就一起来，想跳舞，小姐就陪跳。” 说话工夫，咖啡、点心全上来了，但小姐没来。 司马言叫来了女老板。 女老板抱歉地说：“这一阵子‘严打’，公安局抓得太狠，明里各歌厅、夜总会什么的都不敢留服务小姐，现在是现用人现传，或者打电话。司老板，你别急，我已经派人给小姐打呼机了。” 我一边吃着开心果，一边打量着包房。包房确实不小，足有二十平米左右，但设施并不复杂，只一台彩电和影碟机，再就是靠墙角围了一排沙发，另有一只茶几。地是水磨石的，跳舞肯定不成问题。 大约等了十分钟左右，两位袒胸露背，穿超短裙装的小姐，裹着一阵香风走进了包房。 两位小姐一见司马言，都眉开眼笑地叫“司哥好”，看来，他们接触并不是一次两次了。 司马言指着我对两位小姐说：“这是我的哥们儿，大作家，今晚上你们两个可要把我这位哥们儿陪好。” 两位小姐齐声说：“没问题。”说着，就都坐在了我的身边。 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服务小姐，把室内灯光调到了幽暗的程度，然后打开了音响，小姐问：“先生想唱什么歌？” 司马言说：“我都写在歌单上了，你就一首接一首放吧。” 第一支歌是《妈妈的吻》，司马言让我唱，我摇头说不会，司马言便和那位高鼻梁的小姐合唱了一曲。 第二支歌是《敖包相会》。 司马言让另一位大眼睛的小姐跟我对唱，这首歌我练过，于是就接过了话筒。 大眼睛小姐的音质相当不错，圆润清亮，声情并茂，我勉勉强强地凑合着跟大眼睛小姐对唱了下来，司马言和那位高鼻梁小姐猛劲鼓掌。 唱过几支歌，又喝了半杯咖啡后，小姐见我不那么拘谨了，就跟我坐得更近了。此刻，我发现那位高鼻梁小姐的手已搭在了司马言的肩上。司马言的手已在小姐的裸露的大腿上游来荡去了。 当放《十五的月亮》的曲子时，司马言说：“咱们跳舞。” 司马言先站了起来，携着高鼻梁小姐拉开了舞步。大眼睛小姐拉着我，我按着跳舞的正常规则，身子跟小姐保持一拳之间的距离，跳着慢四。 这时候，司马言的双手正搂紧高鼻梁小姐的腰肢，半张脸紧紧地贴在了小姐的脸上，很是陶醉的样子。他似乎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晃，就那么轻轻地晃，而且越搂越紧，胸脯紧紧挤压着小姐的乳房，而肚子帖上了一样贴在一块儿了。 一曲终了，我们都回到沙发上。 司马言拍着大眼睛小姐的肩膀说：“跳舞时跟我们这位哥们儿亲近一点儿，这也不是跳舞表演，搞那么正经干什么。” 经司马言这么一点拨，大眼睛小姐就放肆地拉我的手，并把一只胖腿放在了我的腿上，我不好意思地把她的腿从我腿上挪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直到另一支歌开始了，我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担心会有公安局的人员来查夜。司马言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没事，你放开点儿，歌厅就这样，这里的老板在公安局都有内线，哪天查夜他们全提前知道，那些出事的全是没有根子或者是上贡不到位的。” 话虽这样说，我心还是不落地，我仍然不能像司马言那样潇洒自如，由于我的呆板，那位大眼睛小姐也勾不起情绪，我见再玩下去实在是没什么大意思了，就建议司马言结束走人。 司马言见我不适应这环境，就顺水推舟说：“走吧。”然后，每位小姐给了一百元小费。 路上，司马言对我说：“如果你愿意，那两位小姐夜里都出台。” 我问：“什么叫出台？” 司马言说：“小姐陪咱们哥俩唱歌、跳舞、喝酒，叫坐台。咱们领走陪睡叫出台。” “出台得多少钱？”我问。 司马言说：“那个价可说不准，看人，以质论价，档次高的八百、一千不止，档次低的，三百、五百就行了。” 我问：“那今晚上的两位得多少钱？” 司马言说：“每人给三百块，就能跟走。” 从司马言对此项业务的娴熟程度看，他肯定是领小姐出过台的了，但考虑同学情面，我没有深问。 司马言问我：“洗不洗桑那浴，或上洗头房美美容，按摩一下？” 我说：“天太晚了，免了吧！” 司马言一直把我送到住处。 第二天一早，司马言便把他准备好的增刊号用的稿子送来了。我翻看了一下，还真的没有有问题的稿子，然后把稿子又交给吕总编看了看，吕总编大概看了一下，也说没问题，他说：“这件事你全权处理吧，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那儿你去跑一趟，我看问题不大。” 司马言这小子当天就追着我把稿子和出版增刊号的报告送到局里去，我拗不过他，在下班前就照司马言说的办了。 因为稿子没有问题，我们杂志社一年出一本增刊又合情合理，增刊号很快就批下来了。 我把消息通知司马言，他马上“打的”带来一万元现金，然后签了合同。 我跟司马言说：“定下的稿子一篇也不能换。” 司马言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偷梁换柱的，那么干我能对得起你吗？” 我又叮嘱；“司马言，咱们虽说是同学，但丑话说前头，稿子三校样一定给我看，此外，开机前软片一定给我看。” “全部照办，全部照办！”司马言说，“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司马言虽这样下保证，但我还是有点儿放心不下，因为在全国各期刊杂志社，卖号出事，时常发生，而书商买到刊号后把稿件“掉包”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又想，司马言是我的同学总不会糊弄我吧。如果不出事，给杂志社赚一万元钱，何乐而不为呢？再说，稿子出版局已经审查过了。 单位开始评职称了。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报评副编审职称。我们杂志社报评副编审的还有尚大可。尚大可是一九八一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新三届”大学生，此人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业绩都不错，只是太骄横了一些，群众关系不太好，吕总编也不太喜欢他。 做完报评职称述职报告后，单位又搞了一个民主测评，想不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了尚大可的前面，而且又听说我们单位只给一名副编审指标。 尚大可急了。他知道我是惟一威胁他评副编审职称的人选，所以，便上下做工作，说我是工农兵学员，充其量是个大专文凭，文件规定大专毕业生报评副高级职称需要二十年以上工作年限，否则报评就需要破格。此外还说，单位和“高评委”就是同意给我破格评副编审，也得排在他之后，原因是他是一九八一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是靠自己能力考上去的，而我是靠推荐上的大学，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没有理由排在他的前面。若是别的事情，我还真有可能退让三分，但尚大可口口声声说我是工农兵学员评职称就得往后排，实在让我生气。工农兵学员怎么了？那一纸工农兵学员大学生文凭即使再贬值，难道报评副高级职称还不行吗？再说，评职称虽然看学历，但还是要看实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业绩的，你尚大可凭什么咬住我是工农兵学员而不放呢？ 经验告诉我，这种事情坐等容易出差，所以，我不仅找了单位领导谈话，还找了“高评委”的有关人员介绍了我的情况。 吕总编让我沉住气，他说争取再要一个副编审指标，那样就皆大欢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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