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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二十二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八个月毕业后，竞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人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IO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做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金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他们的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也是十三岁人的党，那时已有十七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了、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的，任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是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第一，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已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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