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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缘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人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嚼咕。我是个怪吝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便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台阶下，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卜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正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到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止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得了。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代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四）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他，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纸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个第五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分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50年9月3O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森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这事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灌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至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能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隐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也有过这样一件事实：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自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做参考。 1．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对事情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使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容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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