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瘤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足以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晏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看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经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好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叶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齐心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所以他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总结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日“肃反”，二日统购统销，三日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下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日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于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这话，说得丁丁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于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藏，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5卷425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