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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的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让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他都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的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事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实,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话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我这次对陈沂的“攻击”,既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的“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八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急,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法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忽忽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救人济世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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