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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人“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优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轻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各地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地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得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被报纸“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下手上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的,更须及早交代,划清界限。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人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风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呜呜哝哝,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猖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蜇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分: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蜇”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利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牵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刘兄善于思辨,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着,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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