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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党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50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的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套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嘘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四十二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工作，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某，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棐、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儿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十七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枝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五十五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来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楚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些“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份尴尬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许广平倘不吓昏，怎会对鲁迅的战友说出那种话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巴金，若想反思或痛悔，能“思”得了，“痛”得成吗？ 但也有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做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国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但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德胜门外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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