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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得意扬扬，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在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在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逯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褙’！……”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辱！……”他满脸紫涨，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逯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逯斐，一面观察康灌，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人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了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褙’？”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子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逯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我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禙’？”胡可颇烦躁，只低语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勤，会裱画，人称‘汤裱褙’……”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吗？…… 然而，不发言绝对不行。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道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个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某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代的“比柳某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的“密室”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高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方纪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棐、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方纪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的“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仿佛听到“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止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搀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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