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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联的人赶快交代，“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谨谨地交代了三件事：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某某手，送给过陈企霞三百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乾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去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代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桩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暴，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代，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代，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地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代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代”！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代”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三十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会凭着这个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由徐光耀同志检查交代，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了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一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代”，交代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代的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的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代，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代、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代，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代”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代”。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烂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工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他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说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代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典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代”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1951年3月11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所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乾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1951年10月2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1952年2月23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乾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这一次，她答应了我们到朝鲜去。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1952年2月26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账、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有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1953年5月9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个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1954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啦？”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代，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作，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弭在大气里了。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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