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直，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骇。这么一个大老实人，竟气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盛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深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过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也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儿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嗫嚅呜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沉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问，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我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吗？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画儿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我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 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力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雾的幻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地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二十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的。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沉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对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