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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列“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沉默君、白桦、吴占一干人等。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炎、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炎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儿“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斗中纵身跳崖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二十二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此处就不再交代了。 一次次“坦白交代”，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甩，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呢！” 这不但出我意料，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工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当时，秦兆阳已在报上“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四十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快怏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慎谨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地“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在正常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地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立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位陈某某，他是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兼《解放军文艺》主编，上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哪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名列“四人文章”事件，也可能还在“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不知怎么“很来劲”，颇“走红”了一阵，却又不明不暗地隐没了。 那位副部长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十七位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的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说，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中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当做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一文的两位作者就慎重多了，她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分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 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我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的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五五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族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他接着说，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还不是张狂地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八十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方法，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辩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正材料”归到一堆去了）。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惟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通通“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去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代”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代。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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