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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人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三十二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二十年。二十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这就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强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地消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根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四十八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根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十二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十二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腰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子”？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既失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炕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戴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儿不卿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做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战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要关节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心神收拢，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生腻，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工夫，太累了，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些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略，斗谁的“鬼点子”多，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是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舍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和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上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的，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下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以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八十分的忠心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吗？这不是葱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人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工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耪”，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撇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我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子”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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