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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五六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瞑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速投入，决定先开始，后细磨。开笔之后，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6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吗？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儿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白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未6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二百一十元变成了九十九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去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嗫嚅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四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眨眼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肯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四个小时，落了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未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磋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的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他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怦怦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到底，忽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二十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言？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他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吗？”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之误，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官方的解释。 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吗？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员二十年，党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二十二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去，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烂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我妻子、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五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我得救了，遂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放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这个，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四百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锨、耙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当时我三十三岁，到1979年“改正”，还有二十二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五十四岁。如今又过二十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清敌我友吧？到1979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1958年6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因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人“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年“改止”（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贸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十四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人士吗？ 当然，这只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彭德怀小有不服，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自此之后，“一人之下”的所有高于嘴巴也一律被封。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荒郊！……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了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Q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吗？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封建主义可以凭借“绝对权威”随意“计白当黑”、“指鹿为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年7月11日 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年8月7日，改一遍 1999年9月11日，抄改讫于石家庄市 （选自《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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