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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明史》，“流贼”，卷309，7693页。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流寇志》，卷9，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34页。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卷79，1369页。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流寇志》，卷9，137页。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钱：《甲申传信录》，卷8，139页。。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崇祯长编》，卷1，34页。。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页、141页。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页。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绥寇纪略补遗》（上），33页。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257，6639页。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
目前，在调三桂进关的问题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图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他委婉地说，此次只调三桂和五千精兵，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11。转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下同。崇祯一席话，就把这样的大事轻轻推给了诸臣，让他们承担“弃地”的后果责任。调三桂所部，关系宁远是否
放弃，直接涉及国家安危。崇祯当断不断，却有意推卸责任。诸臣多久历朝廷，深知崇祯的心术，谁肯自取杀身之祸！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首辅陈演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表示不同意撤宁远。［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闻警求去”。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明史·陈演传》，卷253，6547页；《庭闻录》，卷1，2页。他也明白，维护而不是丢弃国家土地到任何时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暗里又婉转塞责。如他说：“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刚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一句话点中要害：“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可是他并没有“决”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无法，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以上见蒋德璟：《悫书》，卷11；参见《庭闻录》，卷1，2页。崇祯做出了决定，陈演仍不肯承担责任，又召集阁臣们会议，浮议一通，不敢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不过敷衍崇祯的谕旨而已。陈演故意拖延，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问题又返回到崇祯手里，他无可奈何，只得又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梦余录》，卷2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刻不容缓，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毫无责任感，上下推诿，直把责任推给了在外各督抚，等把他们的意见收拢上来，又要误去多少时间！这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说：“对！”极表赞成，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三垣笔记》载2月8日王承吉上疏撤宁远。他们认为，“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庭闻录》，卷1，1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68页。他们指出：“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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