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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不敢表示意见，却又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他们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一语道破了崇祯为人猜忌之深，难怪陈、魏等大臣如此胆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说：“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参见《明史·吴麟征传》，卷266，6858页。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议。崇祯征询陈、魏意见不得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撤宁远的事。在众多臣僚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个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而吴麟征辩论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20页。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进一步申明撤宁远势在必行：“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们相互推诿。麟征气极，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崇祯，但崇祯却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发。《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接着，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庭闻录》，卷1，2页。参见《三垣笔记附识中》。
从吴麟征的奏疏中，我们才得知三桂已给崇祯上过奏章，言词恳切，透露出他孤守宁远的恐惧心情，如奉命坚守到底，势必一死，却也不敢明确说出撤宁远的意见，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此，他向崇祯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乞恩，给予格外关照。很明显，三桂的陈述，已暗示了他主张撤宁远之意。《明季北略》，卷20，368页。
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不能不认识到撤宁远辽兵，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是惟
一可取之策。吴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阐明撤宁远、调三桂守关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廷臣们囿于以往成见，不知通权达变，以“弃地”为耻，而不顾形势已发生大变，根本不考虑农民军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师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更出于惟恐得罪于崇祯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顽固反对弃宁远，对吴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这时，陈、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议崇祯召见三桂父吴襄，征求弃宁远、守关门之议。二月十二日《崇祯长编》，卷2，75页，记召见吴襄为二月十六日（乙亥），《平寇志》，卷8，183页及《国榷》，卷100，6025页，记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从此说。，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明确而坚定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明知他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忙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话又转到三桂能否对付农民军：“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胸有成竹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听吴襄说得如此轻松，不禁笑了，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分辩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他指斥以往诸将所率之兵皆无战斗力，遇农民军非溃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于给对方增加五千人；以一万人往，则又增加一万人，遂使农民军越聚越多，势力愈加壮大；相反，明兵势力越发衰落下去。他又说，如今农民军屡胜而骄，是因为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向崇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便询问他们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很惊讶：“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话题由兵数转到粮饷：“需饷几何？”
“百万！”
崇祯一听“百万”，不禁吓了一跳。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算了这笔“百万”账，崇祯也只好认了，但一想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不禁面带凄色，说：“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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