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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这番议论，竟是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崇祯却被他说动了心。这些年来，官兵越剿杀，农民军仍不见减少，却日益发展，官军也越败得惨，不可收拾。吴襄所列举官军败绩，不足以对付农民军，多少也道出了些实情。另一方面，吴氏父子所领“边兵”毕竟没同农民军作过战，他吹嘘他的儿子三桂敢战，能擒住李自成，这肯定会给崇祯留下深刻印象。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撤宁远援京师，吴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祯又没了主意。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流寇志》，卷9，149页。，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9，1375页。议撤宁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阁臣们反对，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误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良机，京师终于无可挽救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诸臣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拂袖而起，恨恨地离座而去。《石匮书后集》，卷1，36页。
随着形势的急速恶化，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一起谣言，说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胜惊惧，崇祯急忙询问吴襄，核实此事。吴襄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经此解释，崇祯和廷臣才放下心来。《明季北略》，卷24，“流寇大略”；参见《国榷》，卷100，6065页。
面对极其危险的局势，廷臣们仍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用吴麟征之议，赶急把扣留的奏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不惜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封的还有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皆封伯，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流寇志》，卷9，152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97，1379页。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况且唐通其人“口辩无勇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81页。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亡在旦夕！
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33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徐鼐：《小腆纪年》，卷4，45页。。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50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100，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清世祖实录》，卷3，21页。，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明史·流贼》，卷309，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明季北略》，卷20，368页。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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