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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矿取利，还有盐井税收，也被藩府所垄断。云南有黑白两种盐井，明朝年间征收黑井盐税为26 600余两，白井盐税为10
500余两，再有一种是琅井盐税为2 400余两。至明末时，税额远远高出旧时数倍。如，黑井盐税征96
000两，每斤盐征税一分六厘；白井盐税28 560两，每斤盐征银八厘；琅井税9
600两，每斤征税六厘。三桂即以此数为准征收。当时，浙江的盐税，一等盐一斤才征不足二厘，下等的不及厘许。邻省四川盐税，每斤才征六毫八丝。同为盐税，相差竟是如此悬殊！因此，云南百姓买不起盐，“甘心食淡”，而少数民族“经时不知盐味”。从事煎盐的户费时、工本费用高，又加以重税，盐卖不出去，困苦异常，藩府却坐收利润！《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
放高利贷，是三桂谋取资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把钱贷给商人，称为“藩本”，从中取高额利息，不断增厚“藩本”，使军需得到了保证。在这方面，现存的数量很少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一份《关于江苏省严追未究各处隐匿吴逆本银残黄册》档案中《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4~998页。，记录了薛肇元、王言、王玫、王济民、王洪、朱廷聘、朱献、陆程宾、老养志、老养祯、朱志行等“案犯”，直接或间接地从平西王府贷“本银”，经商开典当等行业。经江西按察司会同各厅、县等衙门多次会审，查明王言“原领吴逆（三桂）本银十万两”。王言，辽东人，原任山西岢岚道，“久经革职”。很可能他借助与三桂同乡的关系，从三桂处领来巨额银两，从事商业活动。王玫之父王济民也“领吴逆本银十万两”；老养志、老养祯兄弟俩，于康熙五年“曾领吴逆本银四万两”，“开典贸易”。
他们当中，借领三桂银钱最多的是薛肇元。从审问的记录来看，这是一个贸易集团。薛肇元，山西人，一向与王言、王如丝父子，王济民、王玫父子“先后各领借叛逆吴三桂本银，行盐贸易”。从“本银账目”所记，薛肇元向三桂借领“本银”23万两。但查明后，他“原接领吴逆本银28万两”。又据揭发，他“接管逆本”，一收“盐本银245
000余两”，再收程弘道“典本利债等项”银50 900余两，又以“吓诈”的手段，从老养志处取得“逆本银”1万两、朱志行“逆本银4
500两”，一共“入囊银311
000余两”。最后核实，去掉劫取他人银两，他实领本银28万两。先是，朱之秀为原领，朱氏去世，交给了程弘道，程氏又去世，才将此本银交给了薛肇元。显见他们是一伙的，而他是盐业的老板。薛对此供认不讳。仅从此数额，可以看出，薛肇元经营盐业的规模是很可观的。
上述档案，只反映了三桂在江苏一省的放贷，因此不难想见，他在别省肯定也是放了贷的。他放给薛肇元的贷银共达50多万两，由此可以推算，他在全国各地放贷，其总数又不知有多少万银两！他取高额利息（当时惯例，放债每100两只发40两，剩60两为利息，才3个月，即应还100两），其“藩本”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三桂的部属也大量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他的部将提督王进功贷给南京的洪宜山与余希圣本银7
000两，开“宜圣典铺”；三桂手下一个姓王的下员到苏州买缎匹，从康熙五年到九年，同从事“机织缎”业的朱应申“交易过银”25
000两，也被当作“逆本”而予清查。《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6~997页。三桂同他的部属的放高利贷活动遍及各处，依此非法活动，大发横财！
从事贸易活动，是三桂的又一项重要财源。还在顺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干都台吉派遣使者前来云南，一则祝贺平定云南；一则要求在北胜州（地在云南北部与西藏接界之处）互市茶、马。这给三桂带来了希望，但事关重大，他不敢做主，就向朝廷报告。部议：认为在北胜州互市没有先例。但考虑到云南新近平定，形势已发生变化，应否开市，请三桂酌议，提出办法。三桂立即上奏章，也说马市原在陕西、西宁，从无在北胜州开市之例。接着，他又说，北胜州位于云南北部边缘，外接西藏，再外就是蒙古，所产马匹与西宁边外相等，早已明划疆界，彼此不来往，所设防边的兵士，多是步兵，不用马匹，所以未开过互市贸易，朝廷文件未曾记载过开市的事。现在，皇上威望宣扬内外，“统驭万邦”，蒙古、西藏皆为臣仆。干都台吉和达赖喇嘛受皇上推诚之恩，特以互市恳请，这是远方人归化的表现，应给予嘉许。这和以前是不能比的。况且云南需马，每年都由兵部发单，派人远赴甘肃、西宁购买。云南与陕西相距数千里，必经累月跋涉之劳，饷料之费，殊非易事。假如云南近边无马，远购于陕西，亦是不得已。如今，西藏愿意通市贸易，要问臣（三桂自称）的意见，应允许开市为便。
三桂对在云南通市持赞成的态度。毫无疑问，他是把他的利益考虑在内的，不过，他不能直说，而是委婉地说明此事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国家均有利可图。他说服了朝廷，批准与西藏互市贸易。实际上，三桂以开市与藏人交易有大利可图，已与西藏达赖及蒙古人达成协议：三桂把金沙江外的金甸、中甸地区割给西藏，让藏人、蒙古人屯牧，“为交好之计，通商互市”，以此来换取藏蒙供给马匹。《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5页。他向朝廷请示批准，不过换取合法名义而已。
互市项目，以茶叶、马匹互易，即云南以茶易马，西藏以马易茶。具体互市办法，户部提出，开市所需茶叶，或由云南本省采买，或到别省采买，可否比照西宁例互市，应请三桂考虑。三桂又上奏：北胜州不通江道，交通不便，远省的商人一定不肯来。而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到外省采买，肩挑背负，跋涉万山，为数很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例，也不能告领户部茶引。可否令商人在云南驿盐道领票，前往普洱或四川、两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州互市，由官府盘验后，听任与藏人交易，每两茶收税银三分，如贸易亏损藏人的，允许他们互市于“官解处”。如夹带私茶与私买马匹的，国家有法律惩治。
三桂的意见，又获得了上自皇帝，下至各部臣的支持。以上，有关云南茶马互市、藏人请求开市等情，详见《庭闻录》，卷3。
西藏要求在云南北部互市茶马一事，对三桂是有利的。迹象表明，事先藏人已同三桂谈妥，三桂才委婉地提出了主张开市的意见，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自此他可以公开地从茶马互市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借茶马互市，广泛招徕商人，从事各种贸易，活跃当地经济，于百姓也有些好处。三桂从事贸易活动又不止西藏，更远至辽东。尽人皆知，辽东地区产参，被称为关东一宝。人参作为名贵药材，向为人们所看重。三桂利用自己的家乡关系，将辽东参运往云南发售。四川巴蜀地产黄连、附子，也是名贵药材。三桂都通过官方加以垄断，不准私人贩卖，设官衙严禁，违禁以死论处。而由官方出面操纵人参、黄连、附子等药材的贸易，获取利润。《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他还借疏通渠道、筑城为名，征收重税。在云贵各水陆要冲，私自派遣心腹把守，“榷敛市货”。《庭闻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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