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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私行贸易、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查询了此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福建、广东、江西、湖广等沿海与交通要冲地区，当地官员就近“自置货物”，卖给部属，从中赢利，有的“巨舸连樯”，装载到别的地方买卖，“行同商贾”，更有甚者，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他要求详议并制定条例，严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不得“与人争利”，违者严处。圣祖下令“议行”。《清圣祖实录》，卷22，7页。王熙的指控直接点了尚可喜所在的广东、耿继茂所在的福建，官员放贷、私行出海贸易走私是相当猖獗的。虽未提及云贵，但三桂种种违法之事，不在尚可喜、耿继茂之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他的属下一般“旗员多领资贸易”，将官也以贩私盐活动，大发横财。《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云南地方的监察官员，都惧于三桂的权势过大，没人敢触动他。在此之前，御史杨素蕴等人曾批评了三桂，碰了钉子，还为此丢了官，险些送命。王熙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不能不有些顾忌。所以，他在报告中回避了对三桂的点名批评。朝廷对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立即责成户部等部制定了具体惩治条例。其中一条是，如藩王（主要指“三藩”，包括三桂在内）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民商争利。为此而犯禁的，在在皆有，时时发生，很少有能逃避处分的。惟“三藩”继续违法犯禁，却很少受到处分，即使处分，也多属下人员。三桂在反叛前，所作所为，多系不法，竟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吴三桂在云贵聚敛财富，目前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统计。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证。清兵剿灭三桂叛乱，进入昆明，没收三桂的所有财产，只见“伪宫财物充斥”，仅没收的裁纸折叠小刀竟多达数库！《庭闻录》，卷6，8页。据载，三桂在昆明修玉皇阁时，意外地获窖金五十余万两。老君殿倒塌，他捐资重建。搬移神座时，又获窖金百余万两。在其他处因土木之建，又多次发现十万两藏金。《庭闻录》，卷6，2页。这些巨额金银财富，大抵是永历政权留昆明时，为孙可望、李定国、黔国公沐天波所藏，在撤离的仓皇时刻未及带走，始被三桂大兴土木建筑时发现，全部收入他的府库。看来，三桂所拥有的财富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可以肯定，他把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时人曾这样描写三桂的富有：
日解饷银，时供粮；庄佃三百六，铺税千万两；今朝给银贸易，明日发货市鬻；库仓金银，币帛积之如山，厩圈骡马豚羊畜之如林。《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1页。
又据时人对三桂的极盛作了如下的叙述：
三桂之所部，视三藩为众。平滇后，收诸降将，兵益强。滇池固僻饶，三桂厚自封殖，
席黔国（公）庄田之利，又灭水西安氏，获其累世财宝无算。诸奴客以言利进，商贾偏于海内，远至迤西，徼外珍宝充牣，富于天室，园囿声伎之盛，僭侈踰禁中矣。《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9~10页。
这两段文字，即具体又形象地道出了三桂聚敛财富、兵强马壮，已到了令人不胜惊讶的地步。史传三桂“财用富饶，兵革坚利”，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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