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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刘献延：《广阳杂记》，卷4，178~179页。查如龙写血书，与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三桂题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三桂题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平吴录》，4页。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
两省事务。《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
圣祖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清圣祖实录》，卷22，10页。
刚亲政的康熙已作出明确的决断，原则上表示同意三桂的请求，他所要求吏部的，是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如何管理两省事务，要拿出具体方案。
圣祖批示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很快议定：“应将该藩（指三桂）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两省）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吏部）题授。”圣祖当即批准。《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
到康熙六年，三桂已满55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衷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怏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平吴录》，4页。
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三桂。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皇帝已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做臣子的是不敢再另有要求的。卞三元等人的疏言有忤皇帝意旨，按说轻则受申斥，重则要丢官！出乎意料的是，圣祖没有动怒，特作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圣祖的口气相当平和，丝毫也没有责备之意，解释也颇合情理，主要还是从爱护和关怀三桂出发，才批准了他的请求的。圣祖还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如遇有军事，仍由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圣祖很明智，因为他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三桂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不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圣祖的一番温言细语，卞三元等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也担心引起三桂的怀疑，便马上进行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清圣祖实录》，卷25，10页。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父亲三桂，又一次表示出朝廷对他关怀备至。《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命应熊出京探病，足以安慰三桂。在这方面，朝廷既显出胸怀大度，符合人之常情，还不透露其怀疑，仍然信赖如常。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清圣祖实录》，卷34，8页。应熊探病后，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仅据《清圣祖实录》，自康熙六年辞去云贵总管后，《实录》极少载三桂事，而直接记录几乎绝无。由此可见，三桂政事已大为减少，军事活动也基本停止。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三桂的将士。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平吴录》，5页。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平吴录》，5页。
朝廷与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
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满汉关系来看，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满族贵族的统治还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朝统治者自知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有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广大汉人，时时存有临渊履冰之虑，尤其是三个汉人异姓王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清朝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它已把三藩问题看成是一个隐患，因而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他们的举动。它对“三王”种种优待，意在笼络，采取不断加恩，不断晋爵，乃至联姻，都是为了稳住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这就是说，从主观上看，朝廷也不愿三藩永久地存在下去。因此，三桂等三藩跟朝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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