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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的讨吴谕旨，核心内容，阐明了朝廷同吴三桂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和准备实行的各项政策。谕旨一反以往对三桂的无限赞扬，大张挞伐和声讨。例如，过去一向称赞他开关迎降为“归诚向化”，实为明智之举，而今则说他“穷蹙来归”、“性类穷奇”，心怀“狡诈”云云。通篇谕旨，一笔勾销三桂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所建立的不世之功；相反，不厌其烦地说明自顺治以来两朝给予他的隆礼厚恩，斥责他背恩反叛。公平地说，清朝没有亏待他，给予的酬报无以复加。但对于撤藩一事，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没有说实话。声称是三桂自请撤藩，朝廷为照顾他年迈齿衰，不忍心让他久驻遐荒，故允其所请。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却对三桂日益猜忌，不予信任，时刻想撤他的职，削他的权。一旦撤藩成功，三桂接受朝廷的安排，下一步将如何处置无兵无权的三桂？事情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三桂撤藩后能安分守己，尚能过得去，倘有差错，后果可想而知。
吴三桂在他讨清的檄文中，大谈他当年委曲求全借兵复仇的壮举，反复申明当时跟多尔衮订有立明太子的协议，谴责清朝违背诺言，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对此重大问题，圣祖讨吴的谕旨不曾道及一字，干脆加以回避。这就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圣祖所持的立场，必欲将三桂置于死地，悬赏要三桂和他的核心成员的头颅。可以看出，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对三桂痛恨的程度！由此，我们便推断出，在撤藩前朝廷对三桂已经是又怕又恨。所以，三桂一叛变，圣祖毫无招安、劝谕之意，却持异常强硬的态度，企图趁机把他彻底消灭。“刻期荡平”，颇有灭此朝食之慨，恰恰反映了圣祖急欲消灭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圣祖与吴三桂互讨的谕旨、檄文，各持一端，遇有于己不利之事，则避开辩论，而以自己有利之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这才是：一旦翻了脸，历史事实也随之而翻！这也恰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伎俩，是没有多少信义可言的。所谓原则、真理，只有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不会为双方的振振有词所困惑，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能分清他们各自的是非的。
圣祖讨吴檄文，与上述军事、政治各项措施及其政策，都是在圣祖接到党务礼、蔡毓荣的报告后，仅仅六天（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之内做出的，而且都是由圣祖亲自裁定，其中不少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政策性的规定和措施，一经确定，圣祖立即付诸实施。大胆、果断、迅速、沉着，体现了年轻的皇帝圣祖的思想风格。这大概是三桂始料不及的吧！事实表明，他把圣祖估计得过低了。他认为，只要他一起兵，就会使朝廷、圣祖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他想错了。圣祖临事不慌，在紧急状态下，却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部署，当机立断，异常迅速地采取果断措施，足以应付眼前突然发生的事变。
从军事上说，圣祖所采取的政策，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以荆州为重点，加强其防御，抵挡叛军的正面北进；以四川、陕西为侧翼，派八旗兵进入四川，其目的是预防叛军经四川进入陕西，威胁北京；以兖州、太原为南北东西的中继站，集结兵力，随时听调出击。广西方面，授孙延龄以兵权，固守防地，以牵制叛军的北进。这些措施，初步构成了圣祖的战略防御体系，基本符合此时的形势需要。
从政治上来看，圣祖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是对他原定三藩同撤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和修正。撤藩前，圣祖没有预料到将会出现什么麻烦，更没有想到会激起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抗。他所说的“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遮掩遁词，并非事先想到的。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圣祖确实失之于轻率。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撤藩“必反”，为何没有预先设防？却只派了几个钦差去办理，以为一切顺利，高枕无忧。事实已经证明，他采取的三藩同撤是一大失误。三桂叛变，固然有他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圣祖估计不足，政策不当，才使矛盾激化，迅速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因此，圣祖的这一政策，不仅激起三桂的反抗，而且由三桂带头倡乱，又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毫无疑问，发生这场大动乱，圣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值得赞许的是，圣祖能在事变面前，很快认识到区别对待的必要性，因而迅速地改变三藩同撤的政策，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诏削三桂王爵，发布通告，声讨其叛乱。这一结果，不过是实施了撤藩前大部分大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那时，他们同意尚、耿两藩搬移，主张三桂留镇，怕的是他闹事。此刻，作了个颠倒，让尚、耿留下，只撤吴藩，削去其爵位，把他置于朝廷的叛逆的地位。圣祖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三桂。由于三桂叛变的教训，使圣祖不敢把尚、耿推向三桂一边，不得不区别去留，分化三藩的势力。从平叛的需要出发，留下他们镇守地方，实为必要。否则，二藩一撤，福建、广东一时无人防守，岂不是丢给了三桂！
圣祖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政策，也体现了他孤立三桂的意图。当三藩请求撤藩时，也波及到是否要撤孙延龄。他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他如登龙门，今非昔比了！有德死后，朝廷为追念其功绩，特令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他出身卑微，才望“庸劣”，为朝野所轻视，平时，他擅自杀人犯法，已被都统王永年揭发。现趁三藩并撤时，朝廷内外诸臣，开始攻击他，要求撤他。广东道御史鞠珣，首先“开炮”，参劾孙延龄。奏文一开头，
就说他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鞠珣又引述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2，20页。孙延龄本不足道，朝廷并不担心他会生事，因此并不想急于把他撤下来，而是派官调查后“再议”。经查证，犯罪属实，将他罢职。三桂一叛乱，圣祖便改变了主意，特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圣祖由轻视一变而为重视，其意仍是孤立三桂。况且孙延龄毕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旧人，并有孔四贞佐助，只有用他为将，统率孔有德旧部，可保无乱。笼络住孙延龄，亦能稳住军心。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这个主要敌人的战略考虑，圣祖的这一政策是可取的。
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立场。其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他把吴三桂视为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圣祖发布的讨吴三桂谕旨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久又相继发生了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等人的叛变，他仍然坚持把三桂作为主要的对手和打击目标。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吴三桂的。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在平叛初期，圣祖和谋臣们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总以为三桂一人造反，翻不了大局，平息不难。尽管他曾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不过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平息三桂叛乱如后来所遇到的困难，也不曾想到平叛时间如此之长。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他根本就不想和三桂和解。不久，叛乱几乎蔓延到全国，他才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度被迫向三桂作出和解的姿态。前后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圣祖此时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
一场关系清朝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正在展开，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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