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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
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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