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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被消灭后，耿、尚是必欲除掉的首要目标。平心而论，精忠、之信等“归诚”后，还是忠于朝廷的。精忠在沿海防剿台湾郑氏兵，夺回被占城镇，保住了海疆的安定。尚之信在广东、广西屡次征战，招抚，保固了广州及全省，在“归诚”前，已屡次密疏，要求朝廷进兵广东，他予以接应。即使暂时归名于吴三桂，不为所用，保固了广州不受侵害。祖泽清叛于高、雷州，他率部将其击败，立下了不少功劳。在逮捕他们后所加的罪状，多系不实之词，有的是望风扑影，甚至有的是无中生有。例如，尚之信的一个主要“罪状”就是他“投诚”后，在广州按兵不动，屡次征调他出兵，他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行，其实，此言过分。当时广州确实不安定，叛兵进逼广州，如潮州、雷州等处的叛军势力尚强，他有自己的王府的利益在，不肯轻离广州去广西，也是有的。甚至也可以说，不那么忍心打吴三桂，这点隐私就算存在，但从根本上构不成新的“叛逆”行为！在判处精忠时，大学士明珠把之信跟精忠作了一番比较，说了实话，一语泄露天机：他称“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毋须解释，此意甚明，他没有把尚之信列入“叛国”“犯上”之罪，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他是犯刑事罪：纵酒行凶，随意肆虐他人。按律来断，以他亲王的地位，断不至判死刑！因为扯不上“叛逆”，也就不能处死。圣祖本意是把他调来北京“对质”，却改变主意，匆匆处死了事。大概怕夜长梦多，处决亦可息事。
至于精忠，以参加叛乱而论，他陷得最深，给清朝造成的损失也不小。这一点，他犯下的“情罪”的确比之信重得多。既然业经圣祖亲自赦免，爵位恢复，而他本人却也恭顺，未尝不可以不给条生路。然而，当天下平定时，又来算总账、旧账。正如明珠所强调：“精忠负恩谋反，且与安亲王书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事属以往，既往不咎，为什么此时又推翻已许下的诺言？况且他的这番论罪并无新的叛逆事实，却以“归诚”前的罪行为据，来决定其生死。我们从官方《实录》或档案中看不到他们“归诚”后所犯罪行的记录，仅是
揭发人提供的简单而不明确的“事实”。这一切，都说明清朝必须让尚之信和耿精忠死，以绝后患，亦解“可恶”之恨！所以前列揭发精忠的那些具体罪状，多属似是而非，不足为据。如说，精忠与刘进忠“执手耳语”：“乞降非所愿。”试问：耿刘二人“耳语”，除了两人知道外，他人何能知之？徐鸿弼等作为藩下人揭发此条罪状，是怎样得知的？因此，类似的“罪状”，都无法令人信服！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们被揭发，都是他们属下人甚至是他们的心腹干的。照情理说，他们随主人叛而叛，随主人顺而顺，已得朝廷大赦，彼此毫无损害，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他们没有必要再冒很大风险去告发自己的主人。结果，与人们的估计相反，这些人分别秘密地揭发，一告即准！须知，按以往成例，一个仆从人敢告王爷、亲王，是要犯重罪的！奇怪的是，连之信的生母与异母胡氏、舒氏也告发了自己的儿子！当她们明白真相时，急忙向朝廷申辩：此系王国栋伪造，假托她们的名义告发之信，不予承认。令人惊异的是，朝廷对此重大情节竟不予审查，极力回避，只说胡、舒两氏“饰言”掩饰而了之。这些迹象不能不使人怀疑，两藩的藩下人几乎同时“背主”揭发，难道是巧合？是否受朝廷暗中指使？否则他们何敢如此大胆揭发赫赫的王爷！如，圣祖暗中指使康亲王杰书做精忠的工作，授意他进京“陛见”，目的就是调虎离山，至京捕抓处置！精忠当然明白，他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忠心不贰，决心悔罪，便毅然来京。很清楚，精忠来京，是圣祖施的一条欺骗之计。精忠的弟弟昭忠等起来揭发，也令人怀疑是否受了圣祖指使的朝廷大臣的“启发”？这同胡氏、舒氏揭发儿子的情节何其相似！至于逮捕他们的办法和手段，完全都是预谋策划好的。
种种迹象表明，朝廷对耿、尚的处置，是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不是因一般刑事处死。处死一人即可，还得处死其子、兄弟，再扩大至他们的部属。这就说明圣祖及其统治集团是把尚、耿视为一股政治势力或政敌，从肉体上加以彻底消灭的！对他们的首要人物施以最残酷的刑法，正表明圣祖对他们痛恨的程度。尚之信托了其父尚可喜的荫庇，死得倒“文明”些。
这里，特别要提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圣祖给尚之信平反：“上（圣祖）廉知公（尚之信）贞诚，特旨赐公妻子归宗完聚，仍赐田房、奴仆，服役养赡。公有未婚女五人皆特恩择配，复赐奴仆妆奁。”他的子孙至雍正朝皆为官。此事不见《清圣祖实录》和任何官书，却载于《尚氏宗谱》。试想，圣祖平反，如无其事，尚家人何敢在雍正、乾隆两朝续修此谱书时记载此事！仅此一事可以证明，当初圣祖杀之信，完全是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自康熙始，清朝统治者把这场动乱称之为“平定三逆”，“三逆”者，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是也！至近世，又衍为“平定三藩”。这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倒是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立场和观点。公平而论，尚之信称不上“逆”，耿精忠叛了一年多又“归正”，则当别论。这场战乱从叛者方面说，自始至终，都是吴三桂集团在起主导作用，耿精忠仍视为胁从，有过一段叛迹。因此，正确的提法，应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今人所称的“三藩之乱”等等提法，都是不妥当的。
三藩以外的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辅臣，他的结局，也未能逃脱一死，不过死法不同而已。
据清官方史书记载，王辅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实不然。他这个人颇有政治头脑，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圣祖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清圣祖实录》，卷96，25页。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库中银两，各分成一封，多的达百两，少的也有数两，皆用字写明。剩余一两万两，放在库中，封上印条，留下账簿一册，记载银两、杂物等项及数目。他怕累及部下，将其余旧账目全部焚掉。然后，召集诸将吏亲随人员说：“你们随我很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受了很多苦，现在我即将跟你们分别，你们都要远走高飞吧！”他根据每人功绩大小，各给一包银子，说：“愿归田的归田，愿入伍的，速投别的军镇，谁也不要说曾在我这里呆过。”众将吏都痛哭不止。辅臣催促说：“你们快走，我的事由我一人担当，不连累你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永别了！”他的部属都被遣散了，还剩下数十人，日夜与他们饮酒。八月二十九日，从汉中已来到西安，他照旧同门下人饮酒，饮到半夜，辅臣老泪纵横，对门下人说：“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做了不义事，又做不成，今虽反正，但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门人们哭着劝谏，辅臣很生气，欲拔剑自刎，门人们这才同意，依其法行事。到天亮时，就以“厥死”上报，朝廷没有怀疑。《广阳杂记》，卷4，187~188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97，14页。
辅臣如此死法，却是躲过了惩治。别的姑且不论，他杀害满洲重臣莫洛，正如精忠杀害范承谟一样罪大，甚至比精忠罪还重！但他“病死”了，朝廷也就放过了对他的人身惩治，令“停其世袭”之职。他的儿子继贞在父亲归降后，不仅官复原职，还被提拔为太仆寺卿。这时，既削辅臣的“世袭”，又罢免继贞之职，其家属归旗。《逆臣传·王辅臣传》，卷2，16~17页。由此可知，圣祖令辅臣进京陛见，是不怀好意的。他死后，其婿薛英等请携辅臣骸骨及家口回平凉。兵部不准，令将辅臣骸骨及家口一并送到京师。这不难看出，朝廷本意
是把辅臣调来京师，准备拿问的。《清圣祖实录》，卷97，14页。比较起来，耿精忠、尚之信却看不清楚“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辅臣倒有先见之明。早在奉命进京之前，辅臣随图海驻汉中，圣祖频频给他父子俩加官晋爵，他不但没有欣喜，却惶惶不安，越发疑惧朝廷此意不善，曾自缢死过一回，被救醒过来。直到这次叫他进京，便预感朝廷要跟他算总账，不会放过他，让他不得好死，这才决心以此死法，哄瞒朝廷，使各方都不受牵累。
祖泽清，是明末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据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又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圣祖明示：凡属从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惟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至八月，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师。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3~24页。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圣祖又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诚的将吏，他们是：
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清圣祖实录》，卷100，14页。
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受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插。《清圣祖实录》，卷1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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