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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煌煌上庠(1918)


                    1

  今年的腊月真是有点腻怪,天奇冷,却很少下雪。
  而对于补树书屋的主人来说,蛰伏似乎已成为过去,他好像开始忙碌起来 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水磨年糕菜泡饭,就合坐一辆包车去了北大。
  钱玄同已成了这里的常客,昨晚还特地赶来邀请,说仲甫想请二位去商量如何办《新青年》,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见见树人先生呢。周树人笑着答应了,心想所谓其他几位,大概是指住在预科平房里的卵字号名人
  房间不大,却早已坐满了人。周氏兄弟一进门,钱玄同便热情地起身招呼,向诸位介绍头一次来开会的周树人。周树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见屋里的炭炉温度很高,便解开衣扣,坐在靠墙角的沈尹默身旁。他们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两人已有些来往。那时周树人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常听说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和刘三在一起吟诗喝酒的逸闻。因马一浮也是绍兴东关人,与周氏兄弟曾一起参加县试时名列榜首,而他们兄弟俩那次却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对马一浮这个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刘半农忙着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边。周作人愉快地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缓缓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亲热地挨着这位性格活泼的新同事坐了下来。
  刘半农瞥了一眼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说:
  “启明兄气度非凡,颇有点像电影上的俄国英雄呢!”
  周作人自认识了这位好与人抬杠的新朋友,就从心里喜欢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风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见你头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惊,还以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陈独秀主动地拿了几期去年的《新青年》给周树人,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钱玄同低声告诉他,今年的刊物将改成横行印刷。周树人点点头,他知道这又是钱玄同的主张。
  最后一期三卷六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陈独秀见周树人在低头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释说:
  “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咱们发行量少,又耽误 嗨!”
  “那新的一期何时出版?”周树人对陈独秀的《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关切地问。
  “本月15号,以后每期都是这一天出版。”
  陈独秀见除了胡适因婚假未归外,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
  “去年我们的《新青年》发行了一万多册,书社仍嫌过少。今年想将它改为同人刊物,相信依靠诸位的努力,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周树人静静地点燃了烟,他不在北大任教,自然是抱着一种听听的态度前来观望的。
  “要办同人刊物,最好实行轮流编辑,但对稿件要建立集体讨论的制度。”
  这是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声音。周树人以前不认识李大钊,但知道他也在日本留过学。听启明说,守常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养大,老人怕今后没有人照顾他,就在十一岁那年为他娶了一位大九岁的妻子。守常这人忠厚,夫妻倒还很恩爱。他想起了自己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对李大钊深感同情。觉得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但有古代圣贤的浩然之气。
  “我呢,还是那个观点,《新青年》的文风必须用白话文体!”
  这是钱玄同慷慨激昂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那只形影不离的大皮包,说话时气壮如牛,总是希望有人立即响应。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也不要太绝对。”
  陈独秀今天是主持人,显得很有风度。他笑着说完,递了一支烟给坐在钱玄同旁边的周树人。周树人手上的烟还未燃尽,正仰着头听大家发言。
  在讨论到轮流编辑的顺序时,陈独秀侧转身子对沈尹默说:
  “沈二,你也讲讲呀!”
  “我的眼睛不好,还是把我排到最后吧。”
  沈尹默与钱玄同一样,也是一口吴兴口音,他说话时下意识地扶了一下深度眼镜。
  刘半农打断了沈尹默的话,说:
  “这不要紧,有困难,大家都会帮你的。”
  周树人已记不清第一次在哪里见过刘半农,但知道他是江阴人,比自己小10岁。正因为年轻,刘半农满头黑发,又不戴眼镜,活泼的很有点可爱。
  “要帮也有个条件,沈二要多写新诗,我们急需的还是好稿子。顺便通告一声,三月号将有爆炸性新闻,炮弹全准备好了,但暂时保密!”
  钱玄同得意地向刘半农使了个眼色,他还是和当年在日本的《民报》馆一样,喜欢插话,喜欢卖弄,喜欢夸夸其谈。
  他突然把关注的目光又投向了周树人。
  “豫才兄!就等你的大作了!”
  周树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玄同已来催过几次,在这种场合,他只能应忖道:
  “我做一篇小说试试!”
  陈独秀对周树人印象很好,觉得这人很深沉,有见解,相信答应的事一定出手不凡。他赞许地说:
  “这太好了,我们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还真缺新小说呢。”
  临别时,陈独秀亲自送周树人出门,拉着他的手说:
  “下次开编辑会议,希望多发表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嘛。”
  周树人见他话里有话,微笑着答应
  回到家里后,周树人心情很好。陈独秀这一班人给他的印象不坏,但因为还没有投稿,开一次会还不能算是正式加盟。
  晚饭后,他习惯地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地吸着烟,桌上摊开着去年10月至11月的日记。
  “是该做一篇文章了,写什么 ……”
  对他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容易健忘,而他却执著于过去。人们喜欢沉醉于好梦,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从民国到现在,真是换不完的官,打不完的仗。在他眼里,无非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无非是从这个奴隶主变成了另一位奴隶主,都改不了吃人的本性。前不久,那位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又因发动南方战争失败而引咎辞职,教育部长也换成了傅增湘,他也深恶痛绝地辞去了金事一职。中国在黑暗的泥坑中陷得太深了,而外来的各种思想已成群结队地飞过了天空。
  “是该给《新青年》写稿了……”
  一个人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挣扎前进时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
  他觉得自己虽然离战士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了……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疯子的形象。
  那是一向在山西做幕友的姨表兄弟阮久荪,两年前突然长衫褴褛地逃到了北京。说是有人要迫害他,四处已布好了罗网,众人都在跟踪他,再也插翅难逃 在送他去池田医院的路上,当他突然看见站岗的巡警时,那面色和眼神是何等恐怖呵……
  他顺手从书架摸出一部《资治通鉴》,像翻开了一部积满尘灰的中国历史。
  他几次提起笔,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2

  校长室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当蔡元培伏案写完最后一个字,疲倦地揉了一下发红的眼睑,推窗迎进满天彩霞时,忍不住轻声念了一句杜甫的名句,“新诗作罢自长吟”。他又从头读了一遍全文,心里充满了一件大事完成后躇踌满志的感觉。他匆匆唤来范文澜,令他赶快送《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们正等着开印呢。范文澜拿起文稿,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只见题头上写着一行熟悉的黄山谷体书法——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他刚转身出门,耳边又传来蔡元培的叮咛:
  “文章出来后,请你随便找10位教师,10位学生,10位校役,听听他们对成立进德会的反响和态度。”
  蔡元培终于舒缓地吁了一声,摸出几块备好的饼干,就着残茶吃起早饭来。他暗自庆幸昨晚的决定,家里的来访者和电话实在太多 夫人仲玉的身体近来也不好,每当自己夜里工作,她又习惯陪着添茶做夜宵,一直侍候到上床休息为止。
  眼前又浮现沈尹默来访的情景。
  前几天沈尹默悄然而至,说仲甫夫妻近来常磕磕碰碰,高君曼刚来向他哭诉过呢。
  “究竟是为何事不和 ”蔡元培对那位因咯血而脸色苍白的女子充满着同情。
  只见沈尹默有点诡谲地瞥了一眼。摸出一张写有仲甫新诗《丁巳除夕歌》的八行笺,说:
  “高君曼怀疑他在外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丈夫是无耻之徒。仲甫讥讽她故作清高,一副小资情调,心有苦衷没处发泄,就写了这首‘除夕歌’。唉!这种事传出去,对北大可不利哟。”
  蔡元培隐隐觉得仲甫的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轻叹一声铺开信笺,上面写道:

    人生如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沈尹默又不温不火地提醒了一句,他好像常常以谋士身份在蔡元培身边出现:
  “仲甫这人也只有您能约束他,他情绪上来是不考虑后果的。当年一喜欢上小姨子,不是只管自己同居 ”
  当然,成立进德会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通过一年多的整治,最近北大又相继成立了画法、书法、音乐等研究会,师生中的研究空气已蔚然成风。但是在北京目前这种社会风气中,要在一座拥有两千多师生的大学,彻底清除不良现象又谈何容易 在当时的北大,喜欢喝喝花酒,捧捧名角或小赌几局的虽然少了,但仍不乏其人。像辜鸿铭就是个老风流,别看他长年长袍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年纪又七老八十了,偏还改不了拥娼狎妓的习气。
  他确实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成立进德会,改造社会风气,是他自青年时代起孜孜以求的宏愿。记得早在出任教育总长前夕,他就在上海与所谓的同盟会四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成立过一个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了八条会约:一为不狎邪,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作官吏,五为不作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并议定能做到前三条者为甲种会员,能做到前五条者为乙种会员,能做到前七条者为两种会员,八条全部都能做到者为了种会员。他是发起人之一,理所当然地认做了丁种会员。但没有几天,他还是违反会约,答应了孙中山的苦苦劝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当时李石曾、章太炎等曾一度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体面。他也只好暗自叫苦,这件事一直要到袁世凯野心暴露,他和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终于看清了他的为人。记得当年袁世凯见他去意已定,曾故意假惺惺地说:
  “本总统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谆切挽留!”
  蔡元培也不示弱,坚毅地回答:
  “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天的《北京大学日刊》一出版就反响空前,李石曾第一个兴冲冲跑来见他,说:
  “孑民兄,此事功德无量 下一步,兄弟建议在我们办的孔德学校和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也成立进德会。说实话,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条从上海开往天津的海轮上。正意气风发地和您,还有宋渔父、汪兆铭、唐绍仪等人,先发起组织‘六不会’,后来又起草《社会改良会宣言》。当时我们的心真像满风的帆,充满着希望呵!”
  他已很多年没有这样激动了,两人的眼睛都开始熠熠放光。那是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率团赴京的路上,船驶到天津海面时忽逢大雾,停泊数日。三十余人尽是同志,对时局都很乐观,便在谈天说地中促成了这两件事。
  李大钊正欣喜地在图书馆看校刊,并用朱笔划出重要的词句。见范文澜进门,神色庄严地说:
  “看!蔡先生说得多好呵,改造中国应从这里入手。守常愿意参加进德会,并申请为两种会员。”
  胡适刚从绩溪完婚回校,正一脸喜气地在宿舍里整理五首新写的白话诗。他已看完这篇长文,高兴地对范文澜说:
  “蔡先生的提议非常及时,我们要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我们要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而且人会的三条理由也说得很好,一是可以律己,二是可以谢人,三是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像我这次就写了一组《新婚杂诗》。正准备拿去给《新青年》发表,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胡适之的婚姻很美满。”
  他说完抽出一首诗,在手中扬了扬。诗云: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范文澜从“完结”两个字中还是隐约看出了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裂隙。一个是留洋的教授,一个是未见世面的乡村女子,没有裂痕才怪呢。但胡适善于平衡自己的感情,因为他太爱惜名声
  最积极要求入会者还数吴梅教授,他是直接写了声明来找蔡元培的。说入了会可以止谤,他听说有人在社会上骂他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还把他开设的元曲新课,胡说成是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 把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提倡白话文,说成是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而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风来啦,雨来啦,王人背着鼓来啦……”一类东西放到国立大学专门研究。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辜鸿铭。那天他又在教师休息室里发表了一通高见,歪着脖子说:
  “蔡元培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辜鸿铭是名士,自古哪一位名士不拥妾狎妓?我不说苏东坡,也不说张岱,就连堂堂的正人君子海瑞,还玩过雏妓呢。还有屈原和婵娟的关系,按外国的说法也有点暧昧。反正中国的名士比外国人文明,他们是偷偷地养情人,不像我们那般堂堂正正地风流。”
  陈独秀那里,蔡元培是主动过去征求意见的。凡平时有些绯闻的人,他都想亲自去劝说入会。进德会成立后还有纠察员,他相信人是要有所约束的。他已在入会条件中明确规定不咎既往,他是这样写的: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
  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惟入会以
  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这些日子,北大真是气象一新。蔡元培刚开始筹备进德会,又先后接到北大学生查钊忠和陈宝书等二十四人联名的两封来信,都是为了向他推荐一位校役。
  这人叫何以庄,今年25岁,直隶宛平人,现是第一寄宿生宿舍丙字号斋的听差。因家贫而从小失学,但志向很大,通过旁听和刻苦自修,写得一手好文章。平时常和学生抒词以对,文采斐然。他们恳切地建议校长能量才录用,让他也早日龟游绿水,显于一旦。两封信都写得情辞恳挚,闻之慨然,可见何以庄平时为人之好。
  蔡元培想想一年前学生与校长对话还要写呈文,又激动起来。他忙叫人请来了何以庄,又看了他的三篇文章,见他眉目清秀,忠厚老实,当场表态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这件事启发了他开设校役夜班的决心,兴办平民教育,一直是他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他还专门听取了几位工友的意见,那天门房老刘头跑来请他写字,说老父亲劳累了八十年,他也无法尽孝,想求蔡校长为他的生日写一幅寿联。都知道蔡元培好商量,有求必应。每天上门求字、题写各种内容匾额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还是请他写信介绍工作,他也随身带着八行笺,来者不拒地向各位朋友推荐,也不管对方买不买账。
  蔡元培为他写完一副寿联后问道:
  “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夜校,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 ”
  老刘头一听乐了,先双手抱拳向他作揖道:
  “那敢情好吵!我在北大干了二十年,只认得头顶的校名,连写封信还要求人。再说以前校役是仆人,教室是主子们坐的地方,咱们连门都不敢进。夜校一开班,咱们不也登堂入室了,这有多神气?”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宽慰地说:
  “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
  他将两封来函和自己的复函都一并交《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并布置专人筹备校役夜班。
  一年一度的春风,又吹绿了北河沿河边的垂柳。

                  3

  隆隆的惊雷不停地在空中爆响。
  大街上传来报童清脆的嗓音:
  “看王敬轩大骂《新青年》!看记者反击王敬轩!看特大新闻哟!”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停在绒线胡同前。门里跳下一位副官,恭敬地打开后车门,里面是一位身穿戎装瘦长的将军。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报童,走进胡同内的一所四合院。
  眼前出现了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
  “琴师!弟子来 ”
  “ 又铮,总算把你盼到 快看看这些妖孽文章,如骂小儿般咒骂老夫,你再不管管,为师还有脸面在北京做人 ”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他是1852年生人,其实前清并没有给这位举人多少恩宠。不料到了清亡以后,他却数十次地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一到陵前,必伏地失声痛哭,引得守陵的侍卫们都不知所措。这倒使人想起了明末清初的怪人顾炎武,当年也曾频繁地奔波数千里,十余次往谒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的情景。也许为了褒奖他以布衣身份甘为前清遗民的忠心,溥仪曾恩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他不仅如一般旧臣犬马衔恩,九顿伏地,作感激涕零状,还得意地写下了“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的诗句。
  可就是这么个奇特的人,在民国初年又一度成了大量引进西方小说风靡文坛的时髦人物。也许在世界翻译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他靠翻译欧美小说成名,本人却不懂外语。通过别人口述,他用一手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的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像《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等,使人们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可是到了陈独秀、胡适出名之时,他终于成了以反对白话文闻名的老古董。
  徐树铮翻开第四卷三月号的《新青年》,先粗粗看了几眼,劈头就问:
  “这王敬轩为何方人士?那行文的口气怎么挺像琴师呀?”
  林琴南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
  “这位壮士倒不失为儒林英雄,一副古道热肠的豪气,今后老夫倒想结识一下。”
  徐树铮又低头看起那篇《奉答王敬轩先生》,很快被奇特的文风吸引住 他对林琴南一直很恭敬,刚才一接到电话就赶来 林琴南对他也欣然以“吾友”相称,许其入弟子籍。不但愉快地出任他所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而且文字交往也很多。林琴南曾为徐氏评点的《古文辞类纂》作序曰:

    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徐氏好舞文弄墨,喜欢填词。林琴南擅长书画,又作了一幅《徐又铮填词图》相赠。
  徐树铮读了一个开头,先被文中那种油腔滑调的口气惹笑了,他讪讪地骂了一句:
  “这化名‘记者’的小滑头,难成大器!”
  那封署名为记者的长信是这样开头的。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
  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
  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
  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
  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
  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
  的。

  可是再看下去,徐树铮的剑眉便皱紧 难怪老先生要大动肝火,文章的矛头全是直指林琴南的。不过老先生也确实太好名,太喜欢争强好斗。他身为前清处士,本无君臣之分,偏不遵守常道,作出谒陵等极显其孤忠的举动来。他又以一介儒生,与包括溥仪在内的显贵来往,力图平交王侯,名扬士林。他当年就和段祺瑞玩过一回感其知遇,而拒其征聘的小把戏,搞得自己也很狼狈。那是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第四天,就屏去侍从,亲自来林府邀请他出任顾问。林琴南以前清遗民自居,自然拒绝应聘。但内心又未尝不感激这段知遇之恩,还专门写了一首《段上将屏从见枉,即席赋呈》的诗回赠。使段祺瑞透过云雾江天,还是看见了一颗与严子陵一样虚荣孤傲的心。
  徐树铮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像去年十一月下台的段主子经过他精心谋划,将于这几天复任国务总理。刚搭起戏台的安福俱乐部,也正等着他去安排贿选议员活动。他见这里无非是些笔墨官司,便想急于脱身。他终于站起身,大大咧咧地劝慰起老先生来:
  “琴师,何必与这些乳臭未干的无聊文人计较 有学生在您想骂就骂,要如何出气就如何出气,一旦他们出轨了,我自然会出面说话的。”
  林琴南却不愿放他走,见这位弟子有点不上心,他不悦地提醒道:
  “又铮 你怎么也糊涂 自从蔡元培主长北大后,盘踞在里面的全是一批当年的革命党。我怀疑这是孙文安插在你们眼皮下的一支人马,要不怎敢如此猖狂?”
  徐树铮的心一惊,又面色紧张地坐了下来。屈指数来,当今中国惟有南方临时政府的孙文难以摆平。冯国璋讲起来还算是“北洋三杰”呢,却比黎元洪容易对付得多。段祺瑞去年一下台,“督军团”又复活了,而且比当年阵营更为浩大,增添了曹锟、张作霖两员大将。他们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吓得冯国璋六神无主,步步退让。最后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还下手令说,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无需呈送总统府和国务院。老段打着这块招牌,很快让这个机构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太上政府”。但徐树铮并不满意这种局面,为了促使老段复出,他又施出一计,以“接洽国防”为烟幕,去奉天和张作霖做了一笔交易。
  原来老段下台前向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将分批运到秦皇岛和北京,据说仅其中一批就可装备十二个旅,这无疑是块肥肉,对把持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冯国璋来说,是近水楼台,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而徐树铮却秘密地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奉军原有六个旅在关内,再进关六个旅去武力抢截。截留的军火奉方得四分之三,徐树铮得四分之一。奉军一进关,冯国璋就十分害怕,“督军团”趁机联名通电请段祺瑞再次组阁,冯国璋终于低三下四地全部答应
  为了另立国会,竟选出自己一派的议员,徐树铮又叫来了王揖唐一起商量。王揖唐不愧为老牌政客,含威一笑说: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办一个政党就行 这件事只要给我钱,反掌可成。”
  于是,徐树铮请示老段后就拨出了八十万大洋,王揖唐利用这笔钱,果然没几天就纠集起一批人马,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成立大会是放在安福胡同的一个宅院里举行的,故起名叫“安福俱乐部”,简称为“安福系”。
  徐树铮想了想,觉得形势并没有这样严重,那蔡元培、李石曾还有吴稚晖、张静江等是一帮自说自话的无政府主义空想家,平时孙文也不太敢寄予厚望。他终于找理由搪塞了林琴南几句,匆匆地出了门。
  林琴南又咬牙切齿地捧起《新青年》,读了起来。见堂堂徐上将终于走了,内屋里闪出一位学生模样的人,他叫张厚载,是林琴南以前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现在在北大法科政治系读书。张厚载可是他得心应手的一根拐杖,还兼着《神州日报》的记者。笔头也灵,常侍候左右,帮他出些点子跑跑腿。
  林琴南又用手指猛戳起那篇文章,气得浑身都抖颤起来:
  “你看看!看看!他怎么能这样诬蔑老夫?真是可恶之极。我一定要反击!”张厚载为了安慰先生,也只好再一次凑过脑袋,硬看下去。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我们何必
  苦苦地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
  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
  何以 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
  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
  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
  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
  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
  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
  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
  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
  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辶多译外国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
  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
  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
  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
  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
  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
  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
  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
  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
  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
    所以他们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
  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从经”
  的总名目!
    ……

  “够了!够了!羞煞老夫矣!”林琴南终于如丧考妣地举起无力的老拳,瘫倒在靠椅里。
  他又开始剧烈的哮喘,老脸涨得鲜红。张厚载慌忙上前倒茶捶背,好言相慰,直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当林琴南回卧室休息后,他又翻开了《新青年》。这王敬轩究竟是谁?为什么骂人的腔调那么像林琴南?而“记者”的批驳又是如此丝丝入扣,真是令人生疑 他对文中那种礼拜六一派的滥恶文字深恶痛疾。就算林译小说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对古典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下过很深的功夫,古文的造诣更是独步海内。其译笔或哀感婉艳,或质朴古健,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就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一样。尤其是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坛,林译作品的势力极其伟大,青年作家下笔为文都极力揣摩他的口吻,像苏曼殊小说就是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最后卓然自立一派的。
  凭着他兼任记者的嗅觉,他决心去解开这个谜团。如果发现是个早有预谋的圈套,他将不遗余力地为老师雪耻!
  张厚载终于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出了绒线胡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苍白狰狞的脸……

  在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欢笑,《新青年》同仁们正在互相评功摆好呢。
  沈尹默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 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
  “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 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
  “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好多说 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
  “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
  “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呀!林琴南不是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二位 ”
  刘半农对胡适当仁不让也有理由,胡适一来北大,校园里就盛传“北大添个年轻人,玉免常伴月照明。”胡适也常说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中兔子是陈独秀,小兔子是我胡适之。刘半农听了就不高兴了,既然小兔子还有他和刘文典,胡适就不该这样借此抬高自己呀。
  陈独秀知道两人之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道:
  “半农和玄同也是好意。对于那些闭眼胡说的妄人,惟有痛骂一法!”
  钱玄同今日情绪特别亢奋,又和众人谈起文字改革的问题。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
  “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笑着对大家说: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 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 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 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 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 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
  “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总共才十四个字,真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请问读者请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四是“从请大人上课到今天的大人为听差上课。”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官场养成所,听差对学生是要尊称老爷大人的。现在蔡元培敞开了教室的门,要请昔日的大人来给听差免费上课。还发动师生募捐为校役购买书籍,听说李大钊就带头捐了票银三元,而蔡校长一捐就是一百元。
  他准备从这里开始,展开正文,并对蔡先生作一次长篇访谈。
  汉花园里的丁香在清越的钟声中绽开了浅紫色的笑颜。下午一时正,二百三十余位校役身穿长衣,胸带花朵,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文科第一大教室。
  大教室也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老人,换上了新装。粉刷一新的墙上挂着鲜艳的五色国旗,在校役的队列旁,是一排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教师队伍。讲台上,站着神情肃穆的蔡校长和负责校投夜班的徐宝瑾导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来宾。
  开学典礼由徐宝瑾主持,先由蔡校长率领众人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再是全体校役向敬爱的蔡校长一鞠躬,最后向全体教师和来宾一鞠躬。
  接下去是担任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的教授会主任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报告教学安排。这些活跃的学生领袖,今天突然提前做起了先生,还成了各学科的教授会主任,脸上自然神采飞扬。张国焘这些日子老往李大钊的图书馆跑。李大钊一接受图书馆后就开始全面整顿,空下来就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的办公室自然成了师生们探讨布尔什维克,畅谈天下各种主义的场所。张国焘这位从江西萍乡走来的青年学生,一直胸怀着救国的大志,俄国革命的炮声,使他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尽管遭人耻笑,但他仍顽固地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政党,必须从发动农工做起。所以对办校役夜班,他特别卖力气。一有空,就钻进这些听差和门房的宿舍里海聊一通。他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革命活动家和工人领袖。对师生中那些满口音韵、训诂,一头钻进故纸堆的国粹派还真有点不屑一顾呢。
  蔡元培就在众人的期盼中开始了演讲。那镜片中细小的眼睛因喜悦而熠熠放彩,颧骨外突的脸在醇酒般的春风中微显红晕。他的声音在校役们听来是那样地亲切:
  “今天是北大校役夜班的开学之日,也是北京大学开办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改革。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来的,马神庙北大的门口就挂着一块匾,仿佛是威风凛凛的虎头牌。人们见了都知道这是学堂重地,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今天,这种思想终于改变了,听差的也可以上学了,于是大学中的任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敬请全校师生记住这个光荣的日子,记住我们肩负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让北京大学每一位工友享受这种权利,还要逐步让全国的每一位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兴办平民教育是我多年的理想,也是改革北大风气的重大举措。我想通过齐心协力办好夜班,很快会在全校师生、工友之间形成一种亲密无比,平等相处的校风。另外,我也希望全体学员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各种知识。我想我们办学的初衷,一是为了有益于搞好现有的本职工作,不至于因为没有文化而闹笑话。二是为了将来从事新职业的需要。在座的多数工友还很年轻,像何以庄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今后发现一个我们一定使用一个。希望诸位以他为楷模,奋发努力,把自己培育成对国家有用的新人。”
  门房老刘头算是校役中岁数最大的学员了,他胸戴大红花,手捧教师们捐赠的新课本,新鲜得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东张西望个不停。他发现何以庄正美滋滋地站在教师队伍中,穿着一件崭新的竹市长衫。这位个头瘦小的青年,见蔡校长又拿自己来勉励大家,眼眶里终于情不自禁地喷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自从到了文科教务处后,一有空仍跑去原来的学生宿舍打扫卫生。晚上,常捧着一本《文心雕龙》,去向范文澜请教疑难之处。范文澜留校后又做了北大第一批研究生,正在埋头撰写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文心雕龙讲疏》。就在上周五的下午,范文澜高兴地跑来叫他快去校长室,说:
  “蔡先生听大家都说你德行好,非常感慨地要为你写一幅对子呢。快去!”
  他是个羞于见大人物的老实人,那天胆怯地一进校长室,就见蔡校长正伏案为他用工整的隶书写下两句殷切的古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耘。

  他至今也不敢将先生的手迹装裱上墙张挂,只是在每天就寝前深情地看上一眼。今天,他激动地望着讲台上那位散发着圣贤气息的长者,觉得在北大,在蔡先生的心目中,更重视的是一种人格的教育。
  开学典礼结束后,邵飘萍以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蔡元培。那篇洋洋洒洒的谈访录在《申报》发表后,轰动了沉闷的中国,很快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来。最精彩的还是其中一段,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想》:

    记者:蔡先生,国外流传着大学校长为一校之魂的说法。据说一流大
  学的校长,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蔡元培:我同意你的看法,鄙人在国外考察教育多年,发现世界一流
  的大学有几点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大学校长应是学术领袖和教育大家,
  而且校长的大学理想和人格往往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精神风格。
  所以一所学校的优劣关键看校长,而不应该责怪教师和学生。二是一流的
  大学往往拥有一批闻名天下的大师和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三是世界一流的
  大学,还必须像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四是必须有充足的教育
  经费,经费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
    记者:蔡先生,您主长北大已有一年多 我很想具体请教一下您的
  大学理想和办学思路,因为教育界同行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蔡元培:这首先要回顾一下我办学思想的由来,也就是一些著名大学
  和大教育家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都是沿袭传统的书
  院式教学方法。百日维新后受西学影响有所变革,但多数照搬日本的模式。
  在国外留学期间,我亲身感受了德国和英法的大学教育,发现像十五至十
  六世纪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已从专业训练转到道德教育为主,通过学院教
  育,培养教派的贵族和绅士美德。而这一局面到了十九世纪初,终于由于
  威廉·冯·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位影响世界潮流的伟
  大人物,他在强调人格教育的同时,强调了素质教学,坚持教学和科研并
  举,通过研究来促进教学,顺应了时代需要而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
  到了本世纪初,各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端为学术性大
  学,循着学术性向金字塔的顶尖努力。另一端为非学术性大学,根据实用
  性原则,朝着庶民高等教育方向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多样化。我进北大
  后,首先强调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更不是
  造就官场的摇篮。主要是想端正求学宗旨,扫除以往读书做官和混文凭的
  陋习。按我的理想,是想把北大办成一所学术性大学的。我还根据国内的
  现状,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在太黑暗、太落后、太愚昧 要把
  北大办成世界著名的大学,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
  也只有一步步地前进。如成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是为了倡导民主精神。创
  办各科研究所,发动师生兴办各种学术团体,是想形成一种自由的研究室
  气。成立进德会,主要为了提倡人格和素质教育。我觉得一所名牌大学,
  应是一个国家名家大儒聚集的中心,又竭尽全力请来了一批学问大家和青
  年导师。我原想让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把法科和工科分出去,但
  看来还做不到,只能采取收缩主义。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经费,北洋政府不
  断地向国外秘密借款,几乎全用于扩充各自的军队。中国最高学府一年能
  到手的钱,连国外普通大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的黑
  幕之一,还望新闻界帮助呼吁,早日在中国结束那种索不完的薪饷,赶不
  完的官僚的腐败局面。
    记者:蔡先生,今天是校役夜班开学的第一天,也是北大迈出平民教
  育的第一步。按您的理想是想办一所注重研究的学术性大学,这平民教育
  又如何理解
    蔡元培:这并不矛盾,平民教育是我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我早年
  的主张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现在的想法是希望人人都可
  以自由听讲。我以为只有一国民众的素质都提高了,大学才有高质量的生
  源。我打算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改革旧的招生制度,不看出身、资格,惟
  成绩优劣为录取标准。让那些出身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能进北大读书,
  这一条去年秋季已经做到 二是向社会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
  让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
  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这一条今天就可以告白于天下,我一定说话算数。
  三是校役夜班仅仅是第一步,今后有条件还可以向社会办平民夜校,真正
  实现人人都可以进北大,都可以自由听讲的理想。
    记者:听君一席话我很感动,也想起了社会上的许多流传。一是说北
  大是各种主义和派别最自由的聚集之地,像白话文和文言文,新派和旧派,
  革命党和帝制余孽,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自由进出。二是说您蔡先生
  是手捏两把烂泥到处糊破洞的好好先生。别人只有一种主义,你却是个兴
  趣广泛的古今中外派,是一尊广渡众生的南无阿弥陀佛。三是说北大人有
  一股臭脾气,又穷又做。与清华比,如讲门门功课的考试成绩肯定比不过。
  但北大的怪杰、鸿儒和反叛者,个个都是大人物,单个打擂台绝对天下第
  一。我这样说,不知有否冒犯先生之处?
    蔡元培: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但也想坦率地告诉你,我很高兴北大能
  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因为我历来主张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一年多来,社会上议论北大最多的无非是
  “反祀孔、倡白话、骂政客”。我也反对祭孔、反对拿孔教害人,但从不
  反对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我提倡白话,但并不主张完全取消文言,
  像一些艺术作品如中国画的题款,用白话就不如文言更有韵味。至于说
  《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 教育不想卷入政治,
  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所以我还不自量力地提出
  教育要独立的主张,看来至少在现在还行不通。至于你提到北大和清华不
  同的校风,这完全正常。我是崇尚希腊哲学的,希腊的一些大哲学家就是
  在一种自由的空气中产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也同样如此。举一个
  例子,我和你虽然都是浙江人,年龄相差十八岁,但性格完全不一样,这
  又有什么不好
    记者:听了蔡先生的一番鸿论,真是茅塞顿开 最后我还想发自内
  心地说一句话:“北大真不愧为大!”

                  6

  在铁狮子胡同的东口路北,有一片庭院深深的大院。门扇上金粉彩绘的口中衔环椒图,与大门两侧雄踞在精美石座上的一对威凛凛大石狮一起,活现出当年王府的森严和气派。
  段祺瑞正阴沉沉地坐在国务总理的办公室里,听徐树铮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是今年三月再次复出的,前不久,在徐树铮的操纵下,大批奉军入关抢截那批他下台前向日本订购的军火,闹得京津一带人心惶惶,督军团又趁机联名发出了咄咄逼人的通电,为他组阁鸣锣开道。通电气焰嚣张地呼吁:

    全国安危,国人离合,均系我公一人!

  段祺瑞下野后竟有如此声威,把刚上台的国务总理王士珍吓得一溜烟逃到了天津,说什么也不干 冯国璋也只好低三下四地跑去说小话,段祺瑞却端起了架子,说自己无意于组阁。急得冯代总统赶紧对天起誓,并许愿今后国务院决议,总统不得擅改一字;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总统的电报也必须由国务院核发才算罢休。
  可是今天,徐树铮却带来了一个令他头痛的消息。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一听说他和日本签署了《共同防敌协定》,就群情愤怒地集体罢课,还召开了声讨大会。当日本警方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时,中国留学生当场决定全部回国请愿。现正分头向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界人士揭露真相,鼓动联合阻止大总统盖印。
  这位面色铁青的北洋虎终于下了决心,想用高压手段强行制止。他凶狠地一拍桌子,瞪直眼说:
  “传我命令,先让报馆封锁一切消息,扣留学生的宣传品,派侦探监视请愿团行动,严禁开各种大会。必要时,武力镇压!”
  待徐树铮一走,他却颓然坐倒在椅子里,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为了配合日本欲出兵西伯利亚的需要,他在上台的第二天,就秘密签署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换文。又在5月16日和19日,两次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些谈判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也有难言之隐,这又要扯到去年的那次“西原借款”。
  他以再造共和的名义赶走张勋后,为了对付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扩充皖系实力。苦于经费短缺,也只好饮鸩止渴,指使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以各种名目向日本大借款。总数竟高达三亿八千万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占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正如西原龟三所说,日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组织中日两国经济圈,在战后的竟争中排挤英美势力。正由于此,人们把“西原借款”戏称为“西原贿赂”。这些钱到手后,几乎全用在编练和装备他的军队,组织“安福俱乐部”等皖系事业上去
  东京留学生请愿团如神兵天将,终于冲破重重关卡,出现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北大等学校点火串连。这天晚上,蔡元培正在寓所与汤尔和、沈尹默喝茶聊天,忽见他的私人秘书范文澜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蔡先生,北大全体学生正连夜召开大会,决定明天一早上总统府请愿呢。我也参加了,但考虑再三,还是先来报告校长一下。”
  “为何要罢课请愿?为什么不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就擅自决定 ”
  他这温文儒雅的风范怎么不见了,像点燃的爆竹突然蹦跳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起范文澜。
  范文澜先是有点害怕,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他相信蔡校长一定会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便轻声介绍起情况。眼前又浮现出那幕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他仿佛又亲临其境,回到了马神庙,脸上充溢出动人的血色。
  傍晚时,几十名头围白布条的留日学生,突然出现在北大的各个角落。一边奔跑着,一边痛哭流涕地大声疾呼:
  “同胞们!快行动起来救我中华。段祺瑞已把中国出卖了!日本的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吉林,开进黑龙江了……”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一位东北籍留学生,披麻带孝地跪在大操场中央,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同学们!国亡了,我们全体留日学生已全部回国请愿 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快随我们去制止总统盖印吧!快去救我中华,救我同胞!……”
  他面向苍天哭着喊着,最后竟因激动昏厥过去。
  北大人震惊了,感动 虽然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种事件,但一种蕴藏在血液里的天生的叛逆精神,突然萌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决定行动了,立即放下手中的书卷和饭碗,自发地拥向大操场。又是好样的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谭平山、段锡朋等挑头,临时决定由段锡朋担任总召集人。见他大声地宣布:
  “先安排请愿团吃饭休整,晚上七时正,全体北大学生在法科大讲堂开会,研究明天的行动方案。”
  宁静的校园沸腾 这天晚上,法科大讲堂里灯火辉煌,挤满了一千多名热血青年。一个可怕的现实终于使他们清醒过来,人人切齿唾骂,愤怒得恨不能马上就采取极端行动。段锡朋和傅斯年等商量后,又公推“傅大炮”上台演讲。毕竟他是学生们公认的无冕之王,口才又好,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话大家格外中听。
  傅斯年真有点豁出去 见他双目精光四射,神情悲愤地说:
  “同学们!我们来北大求学是为了将来救国,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到 这些卖国条约只要一盖印,日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军事情报,而且中国军队也将成了东洋人的仆从军。他们的虎狼之师还将合法地开进东三省,在那里驻兵设警,干涉内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主权被人出卖 不!我们决不答应!留日学生已全部回国请愿,我们北大学生决定明天一早全体罢课,去总统府拼死阻止盖印。这件事有很大风险,所以我们刚才和各班班长商量决定,不惊动各科学长和敬爱的蔡校长。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我们临时成立的学生会全权负责。如同学们愿意迈出这勇敢的一步,请鼓掌通过。同学们,北大将永远走在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最前沿!希望这不是预言,而是行动!”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傅斯年在嘹亮的北大校歌中庄严地向大家鞠躬。当他抬起头时,已热泪沾襟。他的眼前浮现起了十几年前“拒俄运动”时一幕感人的情景。大概也就在这个会场吧?一群京师大学堂留着辫子穿着官服的旧式学生,激昂地效仿古代的太学生向清政府“伏阙上书”,首开了全国学潮的先例。弄得那拉氏勃然大怒,多亏了张百熙从中周旋,才以输送三十多位捣乱分子出国而草草了事。他隐隐觉得在潜心学问之外,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种新的人生之路降临 他的心胸和视野突然开阔了起来……
  这天夜里,蔡元培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好像心中撞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搅在一起,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干脆披衣起床,独坐在院子一角的石桌前发愣。说实话,他有点激动,也有点害怕,更有点担忧和生气。他毕竟是一位民国元老,当年在上海创办过《俄事警闻》,率领爱国学社的师生上街参加过“拒俄运动”。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自然心有同感,激动不已。但他又是北大一千多名学生的校长,对段祺瑞的残忍也早有所闻,万一出动军警,学生中有个三长两短,他如何向家长和社会交待 还有,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的性格深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善良愿望。他一直以为学生就应安心读书,不到非常时期不该闹学潮。罢课游行多了,人就容易心野,容易因虚荣心参与政治萌发领袖欲望而影响教育和人品。最后,他确实有点生气 平时他以北大为家,几乎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百般爱怜。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竟连招呼都不打就决定了,根本不把他这校长放在眼里。如果说,这天夜里他只是有点伤心,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那第二天清晨,当他情急急赶去劝阻请愿队伍时,他简直有点愤怒
  他是七点左右赶到北大的,只见全体学生已浩浩荡荡地准备集队出发。也不知是谁塞给他一份全校学生的总请假单,他就捏着这张纸条,站在大讲台上望着群情激奋的人群,大声地劝阻起来:
  “同学们!你们的行动为爱国而发,所以不能说不对。但这种方法,实属不当。平时你们每有事必举代表,来找我商量,请我签名。今天你们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却一声也不来通报,更没有想到要来听听我的意见,这等于说是取消了我这校长的资格。我的意见是请各科各班推选代表,把所有要向总统转达的理由和要求告诉我。由我去代表北大向政府交涉,我一定会代表大家据理力争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蔡元培。我们已朝夕相处了一年多,今后还要亲如家人般相处下去。北大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近二千名师生共同拥有的精神象征。我们一定要珍惜她来之不易的今天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那蔡某惟有向政府……辞……职……了……”
  他的嗓音开始哽咽起来,他实在太激动 眼圈一红,便低下头独自向校长室走去 他原以为学生们会有所感动,会听他的话派代表来向他汇报和解释,会取消这次过激的行动。他就这样一直自信地在办公室里静候着他们。
  见蔡元培一走,全场惶惑 对这位慈父般的大学校长,人人从内心充满了敬意。今天他语重心长的发话了,而且还带着一种恳求的哀怨。一千多双不知所措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盯向几位学生会的领袖。
  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都面露为难之色。张国焘却急红了眼,他腰了一眼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团的几位朋友,情急中突然血气方刚地跳上台,憋足气力朝黑压压的人群挥舞了一个闪电般的手势,用充满煽动性的口吻叫嚷道:
  “同学们!蔡校长有他的难处呵;他不出面说几句,政府就会追究校长的责任。他的心是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的,大家想想,留日的全体学生连书都不读了,我们还有什么好保留 现在我宣布,北大学生请愿团——出——发!”
  北大的学生队伍终于欢呼着拥出了校门。他们充满新奇地挥舞着标语,高喊着口号,打出了鲜红的横幅。与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和法专等四校学生共约二千余人,会合成一股浩荡的正义之师,向新华门进发。
  当蔡元培终于清醒过来时,他气愤得面色潮红,简直快有点失去理智 他当即伏案给冯国璋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心是和学生连在一起的。想不到在关键时刻,自己却被年轻人无情地抛弃
  写完后还不算数,马上召集各科学长前来开会。夏元琛、王建祖、温宗禹一听蔡元培说完情况,心里也有同感,都冲动地表示因不能帮助校长管理学生,有负学长职务,也要求联名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在这批国内一流学者的脑袋里,还有一种很深的师道尊严的怪念头在作祟。万一这次不做好规矩,今后还能管教学生
  陈独秀却抽起了间烟,一声不吭地干坐着。他很矛盾,说实话他完全支持学生的行动,与黑暗的旧势力抗争,有何客气可言?他当年不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地走过来的 最令他高兴的是,这次北大学生完全自发的爱国行动,能组织得这样统一和严密,这是否也和他平时鼓吹思想革命,办了几年《新青年》的启蒙教育有关 他从这次学潮中隐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隐隐地感觉到蔡老先生有点落伍 或者说,随着年龄、声望和地位的转变,对学生的态度有点居高临下的家长式习气 他是个直性子的人,但惟有在蔡先生面前不敢放肆,老先生今天实在太生气 他甚至还勉强地答应了在各科学长的辞呈上签名,这无非是一纸戏言罢 再说,对个别浅薄而容易狂妄的学生,他私下也觉得要有所约束。说到底,他倒真是位武断而有点霸气的家长式人物。去年明明是他错怪了许德珩,却因爱面子死不认账,想到这里,他充满同情地瞥了一眼蔡元培,会心地笑
  当学生的队伍抵达新华门时,请愿的人群中,又杀出一彪人马。一向软弱可欺的工商界也愤怒 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议,今天也派出了赴京请愿团。他们强烈要求公布外交真相,停止内战,废除各省苛捐。并宣称,如不接受条件,将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和罢市。
  冯国璋今天一反常态地热情,见段祺瑞拒而不见,就主动在总统府里接见了各界代表。他今天怎么 满面红光似乎心情很好,聆听着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述,神情自得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呢。
  冯国璋开始了他的冗长而又耐心的解释。先是反复说明此项军事协商并非正式条约,也不像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又从桌子里拿出一份条约原稿,择要朗读给代表们听。见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含笑长叹一声。令秘书捧来一大叠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声讨通电,捡出几份扬扬手说:
  “看!这是广州的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电文,这些都是西南各省督军们分头拍来的。自古有君无戏言之说,今天本总统郑重宣布,就算以前内阁有人想亲日做些交易的话,今天本总统以四万万民众强烈反对为理由,也决不敢擅自在条约上盖印而成千古罪人 ”
  代表们这才吃了定心丸,欢呼着率队伍散去。
  傅斯年和段锡朋回校后听说蔡元培和各科学长的辞呈均已送出,才知道事情闹大 想想蔡先生平时的为人,想想他来北大一年多所经受的磨难,一个个都面有羞色,着急起来。慌忙召开碰头会商量对策,决定先派出四位学生代表赶去教育部竭力挽留蔡先生和各位学长。正巧总统府也将蔡校长的辞呈退送到了教育部,还指令派次长袁希涛亲自去北大做挽留安抚工作,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蔡元培见学生们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且由于北大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一纸卖国条约总算没有盖印,心里的气已消去了许多。这天下午,他正在校长室里安排北大进德会的成立大会。截止今天,已有四百六十八名师生报了名,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实在令他有点惊喜若狂呵!他决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评议员和纠察员,还亲自分配起各自的名额比例。
  就在这时候,耳边隐隐传来了一声胆怯的呼唤:
  “蔡校长!……”
  他缓缓地抬起头,见门口正站着他平日最器重的学生傅斯年、范文澜、顾颉刚、罗家伦和各位班长。他们有点害羞地低着头,局促地搓着手,像一群做了错事的孩子令人怜惜和不安。他的心释然长吁了一声,几天来的烦恼和委屈顷刻烟消云散。他忙激动地站起来让坐,脸上又溢出了慈祥的笑容。
  还是傅斯年鼓起勇气先开了口。他真诚地说:
  “蔡先生,您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本意是不想连累您和各位学长。所以您千万不能辞职呵!我们和北大不能没有您……今天,我们是特意来向您致歉的……”
  他一边说眼眶先湿润起来,还带领众人向他弯腰鞠躬。
  蔡元培忙劝住大家,心一酸,眼角也有点红 他深情地说:
  “我的本意也是怕你们出事,怕影响你们的学业呵!北大好不容易才有今天,一切需要出头的难事应由我一人承担。说实话,真到民族危难之时,相信我也会带领你们走上大街,去向军阀政府抗议和示威的。你们相信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 他们望着陈列柜里那几枚闪耀着辛亥英雄大无畏精神的炸弹,望着慈父般为北大的新生熬尽心血的蔡先生,都噙着热泪使劲地朝他点头致歉。
  双方都觉得彼此的心贴得更紧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恍如澎湃的春潮在校长室里回荡,那就是:
  “北大呵!我们的北大!……”

                  7

  这几天京津沪的各大报纸,接连报道北大各种气象辉煌的新动向。消息也传到了东交民巷,居然引起了洋大人的好奇心。这天上午,外交部和教育部先后打来电话,说法国驻华公使相卜先生将偕同《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等文化界人士,在本月十日前来北京大学参观。蔡元培一听就乐 他亲身感受过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对法国的文学和美术,尤其是教育界充满了好感。
  他高兴地叫来了李石曾和新任庶务主任李辛白,一起商量起接待事宜。应该说,他当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涯虽然非常清贫,但精神却很充实。他意外地发现当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和教会影响的,惟有法兰西。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立后,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尤其是通过1886年、1901年和1912年三次颁布法律,又一扫教会之障碍。所以在他回国前就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完全以法国为模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留法期间,就主动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最早发起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中国青年赴法留学。到了1915年6月,又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回国前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等人创办的华法教育会。由欧乐担任法方会长,他自己亲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副会长是汪精卫,书记为李石曾。
  李石曾对法国公使来访自然高兴,那双精明过人的小眼熠熠放彩。他有点激动地说:
  “这次接待由我来担任翻译,我们那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穷得叮当响 我正厚着脸皮去拉梅兰芳、韩世昌、姜妙香等名伶,想在江西会馆搞募款义演呢。这次非让公使先生出点钱不可。还有,湖南的一批去法国的学生也组织得差不多 还要请公使帮助与法方疏通一下。”
  蔡元培非常理解这位老兄的苦衷。他是一位实干家,这些年,从创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到操纵各种勤工俭学的实体,事无巨细,几乎凭他一人支撑着。不过此公个性也有些乖戾,喜欢自说自话,外间传闻他的权欲和钱欲都不可小视。记得还在法国时,常为一些具体事务与人争吵,最后总是请出他这位“甩手掌柜”来做和事佬。
  李辛白果然办事干练,思路敏捷,一开口就让蔡元培拍案叫好。
  “去年我们刚和英使朱尔典搞得不很愉快,一直闹到了对簿公堂。今天,法国公使却主动来了,应该说这是一种亲善友好的姿态。给法国人看什么 看国粹派的音韵训诂学说自然不行。法国不是素以自由、民主、博爱著称 应该给他们看新创立的各种学术研究团体,甚至可以送些《新青年》杂志。古琴大师王心葵前不久不是来演奏过 还盛况空前呢。这次一定要您亲自请他再来捧捧场。还有,那位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也全部制作好了,正好让师生们佩挂在胸前。我们创办四个月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将举行体业式了,我想先将学员的画作全部悬挂会场两侧。再请徐悲鸿等导师陪同讲解,这样的欢迎仪式应该说是别开生面,能体现北大的新气象 ”
  欢迎大会设在文科第一大教室,当法国公使及其随员的汽车驶进校区后,两旁站满了列队欢迎的学生。柏卜先生是位可爱的瘦老头,微秃的脑袋下长着一对翘得老高的八字胡。他一钻出车门,耳边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显得很高兴,先主动上前和蔡元培热烈拥抱。然后举起礼帽很绅士气地向师生们致意。当他走上讲台时,眼角露出了一丝惊讶。只见排在队列前的每一位学生,都手举着一块用中法两国文字书写的小木牌。上面分别写北京大学技击会、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等名称。而在大教室的四壁,挂满了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
  会议首先由蔡元培致欢迎词。他今天显得很精神,西装革履,脱去了长衫,又恢复了当年留学欧洲的模样。他在讲话中先强调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尤其对先进的法兰西文化,本校更是绝对的欢迎。他还谈了北大下一步的设想,为了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已决定在今年暑假后开设法国文学课,增聘法国教授,并在预科中招收法文生。又和保定育德中学、天津孔德中学协商,开设法文班,为毕业后升入北大做准备。他还深情缅怀了几位刚于最近逝世,对中法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法国大学者。认为今天公使先生能亲临赐教,必将对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确切的保证。
  柏卜先生是位天才的演说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这次世界大战中十五万华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赞扬了中法两国共同抗敌的历史意义。还针对北大活跃的文娱生活大谈了一通从雨果到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最后,他对华法教育事业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表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态度,决定无偿捐助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价值五万法郎的教科书。
  观古琴大师王心葵的演奏,真是令法国友人如闻仙乐,大开眼界。王先生演奏的琴曲,按曲牌依序为一、良宵引,二、平沙落雁,三、流水,四、捣衣,五、潇湘水云。接下去又演奏起琵琶曲,依序为一、长门怨,二、春闺怨,三、平沙落雁,四、渔家乐,五、将军令。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通过李石曾,介绍了一些王心葵先生的情况。令柏卜先生听了大为感动,真有一种飘飘欲仙,如闻天籁之声的快意。原来王心葵还是一位很有骨气的艺术家,他秉承家学,殚心研究,曾久居日本,兼通中西乐法。民国三年,当教育部向全国征集国歌时,章太炎特意推荐先生定谱。但他鉴于袁世凯的黑幕政治,拒不答应。情愿隐居陋巷,自得其乐,胸襟之高旷可见一斑。
  当徐悲鸿陪同参观画法研究会学员作品时,柏卜一行情绪为之一振。这些洋人欣赏惯了西洋绘画,对中国写意山水、花鸟和人物却是门外汉。见只学习了几个月,花鸟鱼虫就画得栩栩如生,色彩缤纷,甚为惊叹。徐悲鸿又应客人请求,铺墨理纸,当场为柏卜先生画了一帧八尺整幅气势磅礴的奔马图。那疾如走风之态,引来了一片赞叹。柏卜先生在掌声中收下了墨宝,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欢迎您去法国留学和交流,我一定会为您提供方便的。”
  接下去是参观校区和研究所。虽然条件和设施还很简陋,但师生们那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还是给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先生是位性格诙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次他来中国有一个心愿,想一路采访几位影响当代中国走向的大思想家。他先在杭州西湖边,找了隐居山水间的康有为。康有为受通缉后一度潜居杭州,以其特殊身份受到当时浙江军政要员卢永祥和夏超的庇护。他们为他在丁家山麓原“蕉石鸣琴”景点营造了一座半中半西的别墅。南海老人也终于风雅起来了,对各景点另起了“人天庐”、“开天天室”、“寥天”等名称,世称为“康庄”。他每天站在别墅的阳台上,西湖胜景尽收眼底。一天,他终于挥毫抒发起晚景寥落的情怀。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杜伯斯古凭着一位法国记者的敏感,对这位当年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已失去了信心。见他为了聊娱晚景。又在杭州纳刘庄榜人女阿翠为第七房姨太太。这对老夫少妻常泛舟湖上,老人又趁兴为“三潭印月”书写了一百七十余字的长联,悬于乾隆御碑两侧。他那一套曾扬言要悬于国门的“虚君共和论”,也终于湮没在西湖的烟波皓月中 这联倒也写得不错,精明的法国人还特意请他书写了一幅带回去收藏,也算不虚此行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药
  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
  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位好动的法国人又于春天跑去了广州,拜访了已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空大元帅的孙中山。还有那位他的秘书长章太炎。孙中山是去年七月针对段祺瑞假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的丑行,愤而南下打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旗帜的。
  紧接着,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第一个响应南下护法的口号,又率领七艘军舰抵达广州。孙中山先后在去年八月,召集逗留天津、上海等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国会议员来粤重开国会。因到会者尚不足法定人数,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的名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还选举孙中山和唐继尧、陆荣廷分别为大元帅和元帅。
  杜伯斯古对孙中山的共和之梦和正在写作的《建国方略》很感兴趣。曾经抽空听他长谈了一夜的“孙文学说”,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建国理想的伟大领袖。可惜他缺少一支党军,奔波一世,也不得不去游说有武力的西南各军阀来和段祺瑞抗衡。
  而章太炎这位国学大师,正沉湎于为“护法”和“讨逆北洋”而四处奔波。“护法”运动一开始就有个致命弱点,非常国会为争取西南两大军事首领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支持,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位元帅。但两位首领似乎各有所谋,都不肯就职,弄得孙中山很没有面子。还是太炎先生顾全大局,亲自提议由他做孙先生的总代表,先绕道越南一路风尘前去昆明做说客。费尽了口舌,总算让唐继尧勉强接受了元帅之职和印信。但这位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元帅,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所以到了今年五月,护法军政府又改为六总裁合议制,由岑春煊担任了主席。孙中山此时已悲愤返回上海,深居简出,发愤著书。而章太炎也终于心灰意冷,发出了“无论西南还是北方者,皆一丘之貉而已”的哀叹。听说这位国粹派领袖已于近日在四川峨嵋受戒,心灰意冷地宣称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法国人对亲日的段内阁本来就没有好感。这位《巴黎时报》主笔一回北京,就去采访了已经下台又劳而无功的前财政总长梁启超。他退隐书斋后,正摒弃百事,潜心著述。自去年冬月至今年春天,在碑刻金石之学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写下了不少书跋。入夏以来,又夜以继日地焚膏代晷,以每天著书两千言以上的速度,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的写作。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此生已绝意政治,并无限惆怅地回忆起从政半年的苦恼。
  梁启超自去年七月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后,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发表了对德、奥宣战的布告。宣称自去年8月14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处于交战地位。所有以前两国订立之条约,一律按国际公法及惯例作废。这份宣战公告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尽管他今天非常苦恼地说,自己当时的宣战初衷已被段祺瑞和社会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片苦心并非毫无回报。由于中国的正式宣战,终于成了协约国的成员。为了支持中国参战,协约国明确决定,将中国按条约规定应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俄国允许付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五年内可以减少一千三百万银元的支出。
  对于上任伊始,急于改革财政的梁启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他自认为是一位理财高手,曾写过洋洋数十篇的专著。如《财政原论》、《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按他的思路是有了这笔款项后,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就可以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段祺瑞借参战名义,大肆扩充军备,最后连准备用来发行公债以支持币制改革的这一千三百万元也被挪用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梁启超很快发现,他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权力也没有。如去年9月至今年6月,财政总收入约七千余万元,而支出却高达九千三百万元。他使尽浑身解数,把海关余款及借款都挪移过来,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 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 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 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 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同学们!大家平时虽同在一校,但彼此并不十分相识。就算相识,也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家境。阅历和志向。这次进山,我亲自撰写了一份《请参加西山旅行队的北大同学述生活经历启》,待会儿由李辛自主任发给大家。请诸位互相询问,认真填写,逐条作答。然后统一送鄙人处,我想将它编印一册,再发给大家。既可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也可启发心智,激励同学们更好地立志、立言、立德。”
  他话刚说完,李辛白就和范文澜捧来一大叠油印的文稿,依次发给众人。
  罗家伦接过一看先笑了,对傅斯年调侃道:
  “这蔡先生不愧为留洋的,学西方民主搞起问卷调查来 ”
  傅斯年却倚老卖老地说:“差矣!这是他组建光复会之遗风也。听说当年他就搞过一份绝密的会员名册,自己亲自保管。后来转给黄炎培 ”
  张国焘却拿着这份油印启事,与罗家伦开起了玩笑:
  “姓名,罗家伦。品性,喜欢追名逐利,甚至印名片沾罗斯福的便宜……”
  话还未说完,先被罗家伦一拳推倒在地。
  顾颉刚却挺认真地摸出笔,觉得挺有新意,边轻声吟诵,边考虑该如何填写起来。他发现要填好这份东西,还挺费脑筋呢。

    一、姓名字号: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
  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之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与?
  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与西山比较
  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品性: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
  能自知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四、学业:以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
  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五、经济: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给与?毕业以后,
  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六、对于本校之关系: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
  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入何种会?
    七、入山以来之状况: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定程如何?
  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趣?

  蔡元培布置完后,又悠然回到一刻有“醇亲王到此”的悬崖下。此处凉气袭人,顽石上正端坐着一位清癯文静的长者。他就是蔡的同乡,当年的同科翰林,海盐人氏张元济。张元济在百日维新时可比蔡翰林风光多 曾是帝党中死硬分子,官至四品行走,可以随便出入于光绪和康、梁之间,还参与筹办了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反扑时,本应同谭嗣同等人一齐查办,还真多亏了李鸿章竭力死保,西太后总算刀下留人,以一纸“驱逐出京,永不任用”的旨谕放他一条生路。他现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可谓生死之交。蔡当年两次出国留学,都得到过商务印书馆的鼎力相助。这次他是专程来北大,与蔡元培商量合作出版学者丛书的事。这一年多来,北大的教授们潜心教学,许多讲稿本身就是一部颇有见解的学术专著。像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已在当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还有周作人主讲的《欧洲文学史》,由于其兄长亲自帮助修订,反响也很不错。
  张元济感叹一声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不解地问:
  “鹤卿兄,今天我算大开眼界 二十年来,我们这一辈人已多数落伍。为何你和你的思想却始终追随时代一起前进 ”
  蔡元培是位谦谦君子,自然含笑不语。一旁那位李鸿章的孙子,却开始了插话。
  他叫李平原,因是世家子弟,从小见多识广,口无禁忌。蔡元培这次特意请他来陪张元济聊聊天。
  李平原歪起脑袋,神情可爱地望着蔡元培说:
  “我总觉得蔡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那颗心却始终和年轻人一样充满好奇。也不管什么主义,只要是新东西,你都感兴趣,都想搞个明白,甚至都想参与进去。所以我说蔡先生不会老,因为你的心始终想望着新的世界。”
  离这儿不远,就是西山八大处大悲寺。那里的十八罗汉一律用檀香木屑含沙精心塑造,芳香绕梁,慈目庄严。上山旅行的《新青年》同人们,也正围坐在寺庙外的石桌旁大发议论。
  陈独秀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对这几个月的《新青年》非常满意,朗声说道:
  “自改成同仁刊物后,我们向国粹派发起了全方位的进击。四月以来,树人兄接连给‘随感录’写了几篇杂文。他见适之写了《贞操问题》,觉得还不过瘾,马上送来了《我之节烈观》相呼应。也许他从旧营垒中走来,情形看得格外真切。也许他已绝望于那腐朽的一切,下笔起来就异常地勇猛和机警。尤其对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攻击起来真是丝毫不留情面哟。你们且看他如何比喻国粹?他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哈!他的深刻,令我都有点儿胆颤呢。”
  钱玄同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他的性格,他是想做改造国民性的独立战士,而不是盲目追随的喽罗。他的文风既有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人小品的精练泼辣,还有太炎先生论辩时那种带点霸气的激烈。现在鲁迅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适之是提倡建设的,《新青年》同人中要冒出一位大作家 ”
  胡适会意地一笑,至少是现在,他对这位鲁迅先生的文风也很佩服。他觉得对方悲愤的目光里还饱含着一种人道的哀矜,投向众多旧时代的牺牲品,投向妇女和儿童,渴望着能在将来看到血的蒸气,听到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也许大家过多地谈到了周树人,周作人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温和地坐着侧耳静听,远处隐隐飘来了一缕梵音。
  胡适终于把话题引向了下一步的打算,也许快要轮到他编稿了,他关切地问周作人:
  “听说树人兄又在酝酿新小说 唉!我这人是翻译有功,创作无力。就在六月号上,我们总算搞了个‘易卜生专号’,还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我打算在编十月的五卷四号时,集中发表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已约了傅斯年、欧阳予倩,还有一位据说是林琴南弟子的张厚载写稿。提倡个性解放和多写‘社会问题剧’,给暮气的国剧灌些西方的‘少年血性汤’。”
  刘半农一听到林琴南的名字,就开始警觉起来。还有那位“黄门侍郎”傅斯年,也令他不快。最近黄侃和刘师培,都不同程度地在课堂上嘲讽过他的浅薄。他不满地提醒胡适:
  “你别以为有人捧你就大包大揽起来,当心有细作混进来探底哟。”
  沈尹默一直顾自己低着头,后来推托眼睛发痛,独自去树荫下散步 他近来对胡适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不顺眼起来,觉得仲甫和他进校后,自己似乎一下子被贬了下去。
  在一块铺满绿茵的草坪上,傅斯年正在为即将成立的北大第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开筹备会议。草地上挤满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几乎囊括了许多后来中国政坛和学界的名流。几天的自由相处,正好从容地商谈各种细节和具体计划。傅斯年一心想请胡适做顾问,但一见陈独秀那种正襟危坐的严肃劲,又不敢轻易过来邀请胡适去作指导。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一天上午,红楼门前出现了一位高大而秀气的布衣青年。他一路风尘地从湘江边走来,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带着那种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和怯生感,闯进了京城。他终于惊讶地抬起头,打量起这座中西合壁的大楼,觉得这是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庞大的新建筑。他有点紧张地从蓝布衫里摸出那封推荐信,发现手心里满是冷汗。那些高楼里的老爷和学者们,真会恩赐给他~份谋生的差事
  他终于敲响了一楼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门开了,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他就是李大钊,目光炯炯,气息饱满的方脸上蓄着一对浓黑的八字胡。
  进屋寒暄几句,李大钊便问起来意,年轻人慌忙递上恩师杨昌济的信。杨昌济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应蔡元培的邀请,已于今年六月举家迁居北京,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趁李大钊读信之机,年轻人贪婪地注视起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人物。还在两年前,他就从《新青年》里拜读了那篇激情澎湃的《青春》。当时就和好友蔡和森、罗章龙面对岳麓山发下誓言:
  “是的,我们要立一理想,背黑暗而向光明。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此理想!”
  李大钊从信中得知他叫毛泽东,是读了五年半师范的高材生。这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他是杨先生的高足,因无意去法国,想来北大找一份工作,顺便“旁听”些课。
  李大钊对早年留英的杨昌济颇有好感,他教的伦理学很受学生欢迎。他见毛泽东有些腼腆,也有点局促不安,那张脸还带点女人的面相,便宽厚地笑
  “你现暂住何处?”
  “唉!我是身无分文闯天下,还暂时栖身在杨先生……家里。”
  看来他是位个性很强的人,面对生存的窘迫,无奈地垂下了头。
  李大钊的心渗出一丝同情,他很想帮助这位穷困的青年人:
  “你想来做些什么 ”
  毛泽东的心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他鼓起勇气,说出了与几位朋友商量多日的奢望:
  “听说北大流行雇用工人在课后擦地板扫地,即可得些工钱,又可抽空听课。不知先生能否向蔡校长引荐一下?……”
  他话还没说完,先被李大钊爽朗的笑声打断
  李大钊沉稳地拿起桌上的皮包和信,含蓄地说:
  “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 我倒有个更好的主意,走!我陪你去见了蔡校长再说。”
  他带著有点受宠若惊的毛泽东转到了校长室门前。这是一座清代的大院,毛泽东见门外还有校警站岗,觉得为自己这点小事惊动了名扬海内的蔡元培,倒开始有点不安
  李大钊让他在会客室里等,自己先进去 没多久,就乐呵呵地走出来,扬扬手说:
  “你可以进去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事后我们再碰头。”
  这就是以仁慈宽厚出名的蔡先生?见他仰坐在案前的靠椅里,抬起那张颧骨方正的脸,沉默不语地注视起自己。毛泽东开始不知所措了,面对着这位敬仰多年的大教育家,他突然有点敬畏地走到房子中间,弯下瘦长的身体,向蔡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这在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蔡元培示意他入座,语音温和地说:
  “你想来北大工作,能否先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志向 ”
  他说完便缓缓地起身,从茶几上摸出一罐茶叶,亲自为他彻了一杯热茶。
  毛泽东慌忙起身接住,眼眶已开始湿润起来。面对着这位慈父般的精神领袖,进门时那颗绷紧的心一下释然 他像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觉得有许多心里话急于想倾诉。虽然他的一口湖南话不太好懂,但蔡元培却听得很仔细。渐渐地,他的目光泻出了一种欣赏之意。
  毛泽东简单地回忆起这些年的人生经历,真诚地说:
  “也许是受杨先生影响,在我求学时,您翻译的那本《伦理学原理》,就被我爱不释手地翻阅了好几年。记得书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了我大约一万两千多字的心得和批语,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我们还发起了新民学会,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私事,不谈家务琐事。为了强调德智体‘三育并举’,还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坚持在冬天洗冷水浴,与同学少年壮游三湘大地,考察民间疾苦,读天下无字之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蔡元培欣喜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觉得这是他所见的青年中难得的大造之人。当即摸出一张八行笺,提起笔写下了一份决定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便条。当毛泽东微颤地接过时,眼泪突涌而出。
  从此北大又多了一位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
  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当时杨昌济家住在鼓楼后面的豆腐池9号,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小院,前院南房三间,靠东一间腾出来暂时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毛泽东兴冲冲地一进屋,见家中没人,只有杨开慧在等他消息,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开慧对他已暗生恋情,见他跑得满头大汗,忙去绞来冷毛巾,踮起脚尖为他擦汗。毛泽东俯下身子,面对着那娇美的脸和她白皙的脖颈,以及少女鼻息里诱人的气息,突然激动地拥住了她。杨开慧脸色绯红地挣脱开来,娇嗔地回眸一笑,说:
  “今天你可是一举两得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能保证真心爱我一辈子 ”
  毛泽东一愣,他今年已二十五岁 还从来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终于挺郑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喃喃地议论起美好的未来。
  北大图书馆终于又多了一位说湖南话的管理员。他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张三屉桌前,登记前来看报的人员名单。身后是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摆着长长的桌子和许多椅子。他非常注意来者的姓名,急于想结识一些名流和大学者。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快下班了,大楼里已人迹稀少。这时,匆匆拥来一批年轻人,为首者是一位戴眼镜的胖子。见他在登记本上飞快地签完名,连眼都没朝毛泽东正视一下,就进门而去。毛泽东低头一看,欣喜地差点叫出了声:
  “ 是傅斯年!”
  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 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 ”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 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 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 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个巨大的喜讯,掠过茫茫大洋,震惊了世界:
  “德国战败了!协约国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消息,令千疮百孔的中国舒缓出一口长气。知识界和老百姓欢欣鼓舞,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党派,包括东交民巷里的各国使团,又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和新一轮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动起来。11月14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城里六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三万名学生,在高奏的军乐队开道下,欢呼着穿过大街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馆前鼓掌欢迎,对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真是感叹不已。最后,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广场,推选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演讲会。美国、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虽两腿发酸,却兴奋得面颊发烫,两眼放光。黄仲玉正等着他吃饭,见菜凉了,又去热了一下,还为他烫来一壶醇香的绍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饮了一杯,高兴地说:
  “哈!公理总算战胜了强权。这次协约国的胜利,证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论’,是代表人类大同理想的。为了庆贺胜利,我已决定北大于明后两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演讲大会。哎!仲玉,你能否为我挑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适,还有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台亮相呢!”
  黄仲玉苦笑着叹了一声,放下筷子,去屋里取出一张记账单,脸色为难地递了过来:
  “我早已翻过箱子了,几件旧长衫都有补丁。唉!讲起来一月六百大洋,可待你东捐西送剩给我时,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 不好意思,我又开始卖点画 昨天,有位姓戴的老板订了几幅山水,待润笔费送来时,我一定为你做一套过冬的新棉袍。”
  蔡元培愧疚地望着日见消瘦的黄钟玉,他曾几次劝她去法国医院检查病情,都被婉言谢绝了、原来是因囊中羞涩 嗨!自己真是位粗心的丈夫,他慌忙低头看起本月帐单。不看则已,一翻竟大吃一惊。

    本月助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二百元。
    为留法俭学会各学校募款义演购票五十张,每张现洋二元。
    为赈湖南兵灾捐款伍拾元。
    为北大教授陈介入逝世一周年,接济其家属伍拾元。
    为请北堂医院院长贝熙业博士兼任北大校医,请杜伯斯古任北大讲师
  宴请三十元。
    张菊生来京商谈与北大出书事宜,宴请十五元,返沪前送土产伍元。
    助刘姓门房奔丧东北川资拾元。
    何以庄婚娶赠礼金拾元。
    ……

  唉!看来自己真是太不顾这个家了!整日在外奔波,威廉已长成大姑娘了,伯龄也开始有了独立见解。常想和父亲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每次他回家时孩子却早已睡 上月说好给女儿做生日的,还许愿带全家上一次馆子。结果又因为忙,令威廉伤心了好久。
  这天晚上,蔡元培早早地陪夫人休息 他轻轻地拥着含辛茹苦的她,动情地说:
  “仲玉!待忙过这阵子,我一定抽空陪你去医院。你跟随我这些年,太亏了……”
  黄仲玉无声地流泪了,把头紧偎在他的胸口,柔声地说:
  “我如果有病,也是心病。这些年,我真为先生担惊受怕呀!每天一见你平平安安回来,才会松口气……”
  两人望着窗外的月牙儿,又甜蜜地回想起往事。记得当年他公开登报提出择偶启事后,犹如石破天惊。女子不缠足而识字者,在当年可能要派人打着灯笼找遍全国才凑巧会遇上一位。而身为翰林老爷却公开声明不娶妾,这无疑是对权贵阶层的恶意挑衅。至于后两条,在晚清就连很想再嫁或离婚的女子也羞于启齿呀!黄仲玉却被对方的浩然正气吸引了,芳心摇曳之际,便托父亲朋友捎来一幅精心绘制的写意山水。虽托言赐教,心迹已披露无疑。婚后,夫妇相携来上海南洋公学。蔡想让她先学会一点持家本领,再将前妻所生幼子接来,让她学着当后妈。
  没想到仲玉果然是位诗书佳人,单独开伙的第一顿饭就烧糊 而第二天,又炒菜忘了放盐。蔡先生却吃得津津有味,连半句不满都没流露过。弄得新夫人不得不向朋友自我揭短,歉疚地说:
  “蔡先生这人也太好侍候了,饭烧糊了他说好,菜没放盐他也说好。摊上这么位好丈夫,真是八辈子也不后悔哟!”
  以后,蔡元培与一位高僧黄宗仰,号乌目山僧的创办了爱国女校。黄仲玉也幸运地参与了筹建,并成为中国第一所女校的教师。
  接连两天的天安门演讲,北京市民倾城而出。毛泽东也跟着已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新创办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在拥挤的人流中学习采访见闻。他的身后,是好友蔡和森、谭平山和邓中夏。只见大街两边,家家门上插着国旗,人人口里高呼万岁。广场上,蔡元培正和北大诸名流,分头在中央公园等处,向群众大声地演讲。
  他先拿出笔和速记本,涌向蔡元培的身旁。蔡先生今天的演讲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见他穿一身灰色长衫,胸前佩戴一枚新校徽,尽可能地放高声音说着。
  台下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毛泽东匆匆地速记完还来不及核对,就被蔡和森一把拖走
  “快!那边守常先生要演讲了,题目是《庶民的胜利》!”
  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阔步登上讲台时,数千名听众发出了阵阵掌声。
  毛泽东惊喜地听着他用沉稳的语调,讲起俄国的十月革命,讲起了一个驱逐了富人、由工农大众领导政权的崭新政府。提出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先联合为自由而奋战的劳苦大众,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强权的崭新主张。最后他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豪迈地宣布:
  “未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 ”
  只听见背后传来了不满的声音:“北大怎么一下子成了苏俄分子的聚散之地?”
  他回转身,见是一位肥头大耳的贵族老爷,正面色不悦地与几位阔气的随从议论著。旁边突然冒出了罗家伦,有点卑微地想上前搭讪。
  正在这时,人群中飞来一声怒斥:
  “王揖唐!你这日本人的走卒,安福系的头目,也有脸来此丢人现眼 呸!”
  原来辜鸿铭也来看热闹 王揖唐一见是辜疯子,知道不是对手,忙悻然而去。听说前不久,安福国会选举时,某安福系政客曾去贿赂这位大名流。当时的《议员选举法》规定,只要选举人有学位文凭即可得二百元。辜鸿铭听了先摆起架子:
  “人家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
  那人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就三百吧?”
  辜鸿铭大怒道:“四百块一文不能少,且要现数,还价请滚出去!”
  那人为了拉票,无奈只好送来现钱和入场证,请老先生第二天务必到场。没想到辜鸿铭钱一到手,立马乘快车赶去了天津,找到了名妓“一枝花”,又故伎重施,把钱全花在风流销魂之中了,两天后才回到北京。那位政客闻讯骂上门来,说他不讲信义。辜鸿铭却比他还凶,拿起棍子吓唬道:
  “你也配讲信义?真是瞎了眼了,敢来收买我辜鸿铭。再不滚先吃我老辜一棒!”
  会场前,毛泽东却被李大钊崭新的见解完全吸引住 虽然两人天天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很深地交谈过。他当时的思想还很庞杂,充斥着各种主义。有克鲁泡待金的无政府主义,还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等等。今天,他的思想却突然向前飞跃了一大步。
  听众的情绪终于被李大钊和整个广场上的激情煽动起来 愤怒的人群突然涌向了一些德国人的商店,乒乒乓乓地砸碎了玻璃。许多人又冲向象征耻辱的前德国公使克林德纪念碑,用铁锤,用拳头,用各种工具,拆毁起牌坊上的砖瓦。只见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游人拥挤不堪。观众中,最令人鼓舞的一个声音便是:
  “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这座石头牌坊,终于开始拆除了 哈哈哈!”
  这天回校后,蔡元培请参加演讲的教授们都在学士居用晚餐,顺便商量明天的演讲活动。陈独秀对李大钊的演讲评价很高,李大钊也喜滋滋地透露道:
  “该轮到我编刊了,我还想写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将今天的演说词一并发表!”
  胡适却露出不屑的神情,对钱玄同说:
  “现在是主义派占上风了,没人来研究学术问题 ”
  蔡元培情绪正好,又好像拿起稀泥要往两边糊。
  “问题和主义我都要,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先要激发爱国热情,防止武人政权背后与列强做交易。明天,我还要来一篇更激进的《劳工神圣》,让普天下的劳动者都来认清肩头的责任。”
  陈独秀喝了几口酒,面色微红地打趣道:
  “虽然总统换了徐世昌这位活曹操,但掌权的还是段祺瑞。今天我见军警和暗探很多,你骂他们的腔调完全像个老革命党呵。真不怕秋后算账?”
  蔡元培苦笑一声摇摇头:
  “顾不得了,我觉得今后北大的传统,就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
  蔡元培豪迈地举杯一饮而尽,又说:
  “我最近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已和熊希龄、张謇、孙宝琦等发起平和期成会,竭力促成南北停战议和。还和中山先生互通书信,交换了看法。二是和梁启超、林长民等名流,筹备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及战后外交研究会。配合政府和谈代表,促进世界舆论能维护中国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望诸位理解和支持 ”
  第二天,蔡元培这位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冠盖如云,等级森严的昔日皇宫前,发表了他追求多年的平民宣言。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家和学者,划入了神圣的劳工阶层。
  他的两次演讲,很快随各大报纸传遍全国。当然,也很快落到了那位表面上已随冯国璋再次下野的“大上皇”手里。

               《劳工神圣》
  同胞们!
    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到了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
  发展种种光明。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 但是我们四万
  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
  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
  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民是种植的工,
  商是运转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
  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
  干脩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 我
  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段祺瑞正在官邸与徐树铮密谈。
  他以“再造共和”上台以来,终于完成了耿耿于怀的两件大事——另立国会和选举总统。“安福国会’是8月20日开张的,强行拉票选出了八百名议员,时称“八百罗汉”。其中属于安福系的就有三百多,占了绝对优势。而梁启超苦心经营的那个研究系议员席位却少得可怜,至于操纵国会,把持内阁,更是白日做梦 议员选出后,徐树铮又开始贿买议员,方法是每月分送每人大洋三百元。于是,这些议员又俯首帖耳地按他旨意,让王揖唐和李盛择分别当选为众、参两院的议长。
  接下去选举谁当大总统 安福系当然想拥戴他们的党魁上台,但也有人怕选了他而不选冯国璋,势必加剧直皖两派的分裂。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已面临破产,先是与南方有秘密停火协议的“孚威将军”吴佩孚,在“安福国会”开张时抢先发出惊人之鸣,接二连三地发表了罢战主和的通电,让段祺瑞大吃一惊,继而大怒,惊呼道:
  “吴秀才公然造反了!”
  到了九月,吴佩孚、冯玉祥又和南方将领谭延间联名电请下停战令。这种南北方将领公然联合起来反对他的举动,震动了皖系的统治地位。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无奈地长吁短叹起来。他何尝不知道大总统的荣耀哟?可是,他对于政治,更看重权力而不重虚位。只要权在内阁,谁也奈何不了他。再说徐世昌这北洋元老,既无实力,又靠近皖系,完全可以随意指派。就这样,徐世昌这位八面玲珑的官场老手,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地爬上了至尊至上的高位。他也趁机打击了护法运动,排挤了冯国璋,还踢了研究系一脚。从表面上看,他是如愿以偿 其实并不然,这几个月来,直皖矛盾已经激化,冯国璋公开扬言,如他继续当国务总理,直系将领岂肯罢休?研究系对他的怨恨也加深了,梁启超已走出书斋,向舆论披露他俩在参战态度上的不同动机。出于无奈,他又玩起了隐身法,在八月底通电表示随冯国璋一起引退。
  也许这也是民国政坛的怪事,他下台后仍掌管将军府,督办参战事务,指挥参战军,操纵安福系。可以说,既拥有权力和实力,又占尽呼风唤雨的风光。在内阁中,他的原班人马一个没动,他仍控制着北京政府,军国大事仍得由他一锤定音。像钱能训虽为国务总理,他却视为下属,招之便来,挥之即去。就是在文件上也经常批示:“交钱核办”,完全是太上皇的口气!
  他今天想和徐树铮商量两件大事。一是南北停战议和已成定局,反正孙文也被南方的军人政权赶走了,暂时喘口气也未尝不可。二是派谁出任巴黎和谈的代表 协约国已定于明年一月在法国开会商谈战后事宜,听说各国政府都将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据理力争。他苦笑一声,想起了这些年为求日本援助答应的条件,觉得这个代表团必须是完全听他旨意行事的亲信。商量半天,终于确定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包括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的代表团。
  徐树铮却脸色铁青地摸出几份手下人弄来的讲演稿,不无担忧地说:
  “这蔡元培、陈独秀,尤其是李大钊,简直是在利用集会煽动反政府言论呢。看来对北大要有所提防了!”
  段祺瑞的心一惊,又想起了五月份那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请愿。他是位异常敏感的政治家,万一巴黎和谈失败,这帮当年的同盟会旧人会领头起哄闹事
  他赞同地点了一下头,又把面露杀机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小诸葛”。
  徐树铮胸有成竹地说:“我已布置手中报纸,先在舆论上反击北大派的气焰。又和教育部打了招呼,派人去那里加强督察,一有动静,先轰走蔡元培,派自己人去主政!”
  他又不放心地问起主子:“听说梁启超也找了徐世昌,要求带一批知名人士去巴黎游说各国代表。徐世昌念他提倡参战有功,已口头答应 ”
  段祺瑞冷笑一声说:“一介书生,成不了大事。再说小日本的胃口也太大,有人施加点压力又有何不好?说实话,我也是有苦难言呐,唉!看来这杯苦酒也只有喝下去了!”
  又是一个凄冷的长夜,现在该称之为鲁迅先生的夜行者,正伏案在写一篇小说。
  喧嚣的白昼隐去了,连蔡先生刚才乐观的笑声也已隐去。对方可能会觉得意外吧,他大谈了一通白天的新闻,自己竟没有丝毫激动的表示。
  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失望和疑虑,公理果真能战胜强权 就算战胜了,面对一个没有灵魂和活气的国家,又有何文明可言 他的笔又沉浸在那个“吃人”的世界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面向夜空惨笑起来:
  “哼!在中国,所谓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他的笔下出现了故乡一家有特别格局的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位喝酒而穿长衫的穷书生。就暂且叫他孔乙己吧!他能说一口“之乎者也”,表示他是阔人极力维护的“中国书”的受害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都只剩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 看来惟一的矜持和自慰,就是还能讲几句“回字有四种写法”,以及“君子固穷,窃书不算偷”之类的酸话。唉!他匍伏在科举的制度下,却惨死在另一个已经阔气的同类——丁举人的大棒之下。
  他沉思着喝了一口苦茶,又继续写了下去。看来在中国,吃人的招术各有不同,但本质却毫无二致。这位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的人都会提些发窘的话题取笑他。直至被举人老爷打折了腿,掌柜的还要明知故问,让他像笑料惹旁人快活。冷漠也是杀人!以掌玩别人的苦痛为乐杀人!这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永远是一群人肉筵席旁的看客。
  刚才,蔡先生天真地大谈了一通中国的希望。中国果真有希望 他旁观了无数次革命,可是看来都逃不出一个套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而只有未曾阔气的在高喊革新。而一旦他们也阔起来以后 ……
  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与蔡先生、仲甫他们的差异。他们是在希望中向旧势力抗争!而自己 却是因绝望而愤怒,而向旧势力发出一份份好斗的战书!
  夜已经很深了,他又像猫头鹰凄惨地笑 他一向觉得,猫头鹰甚至乌鸦的叫声要比夜莺的歌唱更真实也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了,面对沉睡的国民,他多么想冲上钟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
  他是另一种方式的战斗者!

  梁启超又开始做起正义人道的外交梦。前几个月,他因著述过猛,感染了肋膜炎和肺炎,发烧咯血,已被迫中止了通史的写作。
  当他听说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后,又雄心勃发地出门活动起来。鉴于陆征祥等人在外交上的无能,他特向徐世昌建议成立以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为委员长,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的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活动。北京政府还拨出六万元经费,供他赴欧作舆论鼓吹。梁启超当仁不让,挑选了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颇负时望之人作随员。并通过朋友故旧又筹集到四万元,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辉煌举措。
  他是在十二月初,从天津赶到北京,向政府请示外交政策的。见当局含糊其辞,又转而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了一番周旋。在会见日本代理公使芳泽时,他主动谈到胶州问题,明确地表示了决心:
  “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全部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应该没有任何根据 ”
  芳泽诡谲地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的。”
  梁启超大怒,起身驳斥道:“中日亲善的口头禅,你们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今日就是机会。否则,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没人敢相信了!”
  他还和外交委员会以及蔡元培等名流,详细讨论了包括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取消庚子赔偿和领事裁判权等维护中国正当权益的提案。
  就在12月22日这天,北京各界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蔡元培和梁启超分别作了演讲,他们当时对威尔逊主义还充满着幻想。梁启超一行随即赶到上海,国际税法平等会又为他们开会饯行。张謇还专程从南通赶来主持,席间有赠米万斗以赈济欧洲的豪言壮语。梁启超终于在1918年年底前的一个清晨,壮怀激烈地登上日轮“丸善号”,取道印度洋、地中海,驶向充满希望的巴黎。他不愧是一位胸怀大美人生的理想家,事后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流露了当时自己和国内知识界美好的心愿:

    我们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
  绝后的历史剧是怎样收场的,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
  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
  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
  也算尽一二分国民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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