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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动五四（1919）

　　　　　　　　　　　　　　　　　 1

　　1919年的中国 每一张日历都满蓄着电光。一群从山崩地裂般的劫难中突围的窃火者，以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胆魄，隆隆拉开了一个大时代的帷幕。黯淡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史，从此放射出救亡和启蒙的冲天烛光。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崭新阶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群体，终于豪迈地集体登台亮相。如一群充满希翼的金凤凰，在寒冷的大地引吭高歌，当仁不让地发出了争夺时代主角的独立宣言。
　　1919年的北京 再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的屠场和炼狱。用新思潮和爱国热情熔铸成的火药库，终于被一束突发而来的火种全部引爆。那裂日崩空的碎片和雷音呵！震醒了昏睡沉沉任人宰割的古国和她奴性的国民。从此骄横的统治者再也不得安宁。
　　1919年的北大红楼 终于成了举世瞩目的精神高地。一场自辛亥革命失败后渐蓄而成的新文化思潮，又因为历史的契机，与爱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会师！从此，全国学界的一举一动，几乎全惟北大之马首是瞻。这里是反侵略、反强权、反迫害的司令部，又是抗争黑暗围剿的风暴口。这里的每一位新派教授都打过大仗！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领袖都敢登高呐喊！坚守和抗争，从此成为一道永不凋零的精神风景线。
　　当那场遍及全国，令统治者旌旗变色的学潮渐渐隐退时，救亡和启蒙的思想主题，终于历史地演绎成为科学和民主而战的燎原旗帜。
　　永恒的1919年 是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写下崭新的序言。人们带着新的憧憬，从这里踏上革命和启蒙的漫漫征程。脚步匆匆地投身于国民革命、工农革命、学术革命和思想文化的革命。革命，从此成为一个最时髦的口号。一个动荡而充满生机的伟大转折时期，开始在地平线露出熹微的霞光……

　　　　　　　　　　　　　　　　　 2

　　一夜细雪，柔情无限。无数洁白的精灵，又带着天国的祝福款款儿降临
　　元旦刚过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陈独秀踏雪前来红楼。迎着扑面而来的飞雪，他动情地朝手心呵出一口热气。仿佛看见一张张纯洁可爱的笑脸，正争先恐后地奔来报喜和倾诉衷肠。
　　新年伊始，他的文科一院就闹得整个北大春意盎然。这里，几乎天天都是新派师生的节日。先是《新潮》杂志在元旦创刊，各大学校争相传阅，连印几版还供不应求，据说已突破了一万册。而由邓中夏、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也堂而皇之的紧跟而上，与之遥相呼应。
　　《新青年》老大哥自然不甘落后，他和李大钊筹备已久的《每周评论》已抢先登台亮相。当然，最令舆论轰动的，还是他针对“双簧戏”以后旧派的反扑，在本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京城为之哗然。
　　他终于掸去一肩雪花，走进了北大红楼。今天新潮社约他来图书馆座谈，他听说这帮学生与胡适打得火热，对自己却有点敬畏，校园里已流传开“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说。所以这位爱以青年导师自居又好胜的人，也想趁机改善些关系。
　　他先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见他正和一位高大而蓄分头的青年人交谈。李大钊高兴地起身介绍道：
　　“润之 这就是你最崇拜的仲甫先生。你一直想见他，哈哈！他却自己来 ”
　　毛泽东慌忙起身，一把握住对方的手，激动得脸都红了：
　　“陈先生！自从读了几年《新青年》，我原先崇拜的偶像就由康、梁变成您 说实话，我从湖南赶来北大半工半读，就是想结识你们这些大人物呵！”
　　李大钊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道：“仲甫，他就是你挺欣赏的二十八画生呀！”
　　陈独秀一听大喜，目光炯炯地打量起这位气度非凡的湖南人，仰面大笑起来：
　　“哈哈！想不到你早在我眼皮底下了，我至今还背得出你文中的那股豪气。‘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好吧！今后我们抽空长谈一次。”
　　他关照李大钊等着，待会儿还有要事商谈。然后，一把推开不远处的《新潮》编辑部大门，满屋子人正在听罗家伦高声朗读他的那篇文章。傅斯年忙起身向他招呼，面容却有点窘迫和拘谨。也许他听见什么传言 陈独秀也多疑地瞥了对方一眼。前些日子，一位新潮社的同学跑来说，他们想办份杂志，与《新青年》配合作战，希望校方能拨些经费。他当时因蔡先生习惯当甩手掌柜，权力很大。但对傅斯年这‘“黄门侍郎”一直持有戒心，甚至怀疑他是黄侃派来的探子。后因胡适说了好话，担保不是，才打消了疑虑。他环顾了一眼这间颇为宽敞的房间，这是守常这位大好人主动拨给他们用的。觉得北大对这第一份学生杂志，真是开足了小灶。胡适这位顾问因母丧回绩溪去了，学生们见请到了大名鼎鼎的文科学长，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陈独秀却面带微笑地示意大家安静，让罗家伦继续朗读下去。
　　这可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得意之作，想想也实在可笑。去年有几位鸿儒还真以为有王敬轩这个人呢，写信请《新青年》向老先生表示敬意。而对记者的回信却大为不满，要求有讨论学理之公道。去年以来，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新申报》等，也都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新青年》以及他本人和蔡先生的文章。甚至还流传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涉北大的异端邪说。看来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面对旧派的猖狂进攻，他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声讨檄文。不但鲜明地表示了决战的信念，还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号。他见罗家伦正读到精彩之处，便忍俊不住地微眯起眼，轻吐出一个得意的烟圈儿。

　　　　《新青年》杂志创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但却有人大惊
　　小怪，八方责难。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
　　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礼（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
　　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
　　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
　　莫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因斯（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
　　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礼，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
　　推辞。

　　座谈会由傅斯年主持，他见陈独秀那种满不在乎的气派，说话的口气竟有点胆怯起来：
　　“今天承蒙陈学长光临，实在是新潮社的荣幸。我们办刊的初衷，从大处讲，是为了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从小处说，我们想办成一个学友的读书会。交流思想，探求真理，为将来投身社会做好准备。今天听了陈学长一番高论，真是令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科学和民主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迪民智，为之奋斗的两大主题。我们的《新潮》，从此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理想！”
　　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 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 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 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 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 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 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 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 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 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 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 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 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 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 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 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 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 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正高举铜铜，作狞笑状也。
　　张厚载也很得意，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的样子。这位北大法科政治系的学生，还是挺有些谋略的。见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马上寄上海《新申报》。另外，学生打算以通信形式在《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琴师遥相呼应。就说陈、胡等人，因思想激烈，已受政府干涉，目前陈己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各报一听这种新闻，定会竞相转载，新派军心将为之动摇。”
　　三位遗老闻言大笑，张元奇又问林琴南：
　　“你这伟丈夫可是指徐树铮？”
　　林琴南自负地摸了一下银须飘飘的下颏，反问道：
　　“有又铮在，还怕谁？老夫这次是将老祖宗的文武绝招全搬出来 哈哈哈！”
　　张元奇又问张厚载：“北大有何动静？听说黄季刚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谩骂白话文，还常指名道姓抨击新派，语意尖刻痛快。”
　　张厚载不愧为兼职记者，收集了许多情报，他恭维地望着林琴南说：
　　“只要琴师登高一呼，北大很快会有反应。现在陈、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辜鸿铭有一次就讽刺胡适，说白话的‘妓女改良’不通呀！既然已经‘良’了，还要改什么？难道是要‘改良为娼’ 弄得胡适很下不了台。还有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毒，说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并称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晚上，发现古音二十八部的。而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这一夜的成果。最近，还听说刘师培已准备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潮》对垒。而据晚生观察，胡适对一味叫骂已兴趣不大。教授中对陈仲甫不满者，大有人在呢！”
　　林琴南也不悦地附和道：“关键还是蔡元培在做后台。这人真是浑透了，堂堂前清翰林，居然会相信白话文？当年老夫与他在杭州私交不错。到时候写封信开导开导他。”
　　张元奇身为国会议员，口气自然也大一些。他不满地说：
　　“这傅增湘也不像话，身为教育总长，对北大一味放任不管。好在国会在我们手心里，他再庇护新派，我们就联名弹劾他和蔡元培。哼！想换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5

　　蔡元培已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案头上堆着许多信函和报纸。开年以来，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巴黎和会。他和许多社会名流一样，对徐世昌派出的陆征样总有点不放心。所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一直寄希望于梁启超的外交斡旋。并采取了各种形式，利用民间的力量声援梁启超和中国代表团。
　　他们先联合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借熊希龄的私宅花园开了成立大会。又在2月12日，假座北大法科大讲堂，成立了由国民外交协会原班人马为主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推选梁启超为理事长，林长民为总务干事，通过了要求巴黎和会必须解决的九条决议案，致电顾维钧专使及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谈时提议鼓吹，督促签约。
　　所以今天，当蔡元培在办公室读到林琴南的小说时，自然会以鄙视的神情，在《新申报》上愤怒批下八个大字：

　　　　无聊至极，不予理睬！

　　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年代里，他确实还有许多正事要做。北大的教学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更需要他集中精力去运筹帷幄。通过两年多的整顿，北大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当时的北大，已拥有教授近百人，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学生已接近二千人。他的记事牌上就写着近日要办的几件大事：

　　　　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改组大会，拟发表演说。大会将进
　　行职员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干事。
　　　　2月26日，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每年
　　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均由发行
　　人代垫。
　　　　拟请美国天数博士来校演讲天文学，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外，校外愿
　　听讲演者，亦可来听。题目为《近世之天体物理》、《太阳概论》、《恒
　　星概论》。
　　　　已收到北京青年会为贫儿院举行募捐大会邀请，拟起草《贫儿院与贫
　　儿教育的关系》演说稿。……

　　胡适已从绩溪老家奔丧回校，把夫人江冬秀也带来了，住在南池子级库后身八号的新居里。他是新潮社的顾问，这天下午，应傅斯年、毛子水之约，来到了图书馆隔壁的《新潮》编辑部。
　　胡适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攻击他的小说《荆生》。他先是有点气，堂堂胡适之，居然被污蔑成贪生怕死的狄莫 可见这些国粹党，已堕落成国渣了，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在学生面前他却没说什么，只是挺绅士气地一笑，将报纸扔到废纸篓里去
　　今天他们要商谈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提倡新文化要不要国故，又该怎样对待国故 起因还是国故社的《国故》月刊，将在三月创刊。据傅斯年说，张煊已明确跑来宣布，他们要在第一期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下挑战书。
　　毛子水拿出一篇文章，递给胡适说：
　　“我们打算在第一卷五号上，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想说明的观点是，近年来守旧派其实既不知国故的性质，又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罢 ”
　　傅斯年沉思着补充道：“我在文章后面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二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胡先生说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胡适觉得这也是摆在他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面前的课题。学生的文章观点不错，但对整理国故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认为整理国故也没多大益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层面。他又想到李大钊那两篇大谈主义的文章，觉得这和林琴南一伙的叫骂一样无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利用。他这一年多来，一直想用疑古的精神，开创一种学术革命的新思潮。但是，对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全部内容，他也正在苦苦思索。今天，两位学生的话启发了他的灵感。对！应从再造文明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他的嘴角漾出了一丝自信，又开始向两位虔诚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布起道来：
　　“我们谈整理国故，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哼！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那位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却说出了一句真实的大昏话。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的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所以正因为要搞清楚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我们才提出了必须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花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我主张首先要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因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功绩都是一样伟大的。所以我殷切地希望你们，下一步要把整理国故当作我们学术革命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我们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真正地与封建守旧派拉开本质的区别。至于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内容，受二位启发，我今天终于想明白 那就是这样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傅斯年连忙摸出笔记本，记了下来。他感叹地凝视着胡适说：
　　“胡先生真是伟大，我们每次向您请教，都仿佛呼吸了一次新鲜的空气呵！”
　　正在这时，门口出现了李大钊的身影。他是来叫胡适去他办公室开会的，说《新青年》同仁都已到齐
　　胡适知道又是为了那篇无聊的小说，苦笑一声道：
　　“不过目前还没人有闲功夫来听我说话。但我预言不要多少年，我的观点将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

　　会议室的气氛真有点剑拔弩张了，胡适见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神色严峻，好像如临大敌似的，便朝温和的周作人笑了笑，挨着他和沈尹默、高一涵坐了下来。
　　陈独秀见胡适到了，脸色铁青地宣布开会：
　　“自创办《新青年》以来，本人总算第一次见到了有点像样的挑衅。如何反击？大家说说！”
　　他把征询的目光先投向胡适，见这位小老弟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脸色便有点愠怒起来。
　　李大钊首先响应，一改平日沉稳的语调说：
　　“我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发表一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再将《荆生》加按语作为导读。痛斥旧派心怀鬼祟，不敢光明磊落站出来较量的恶劣行径。哼！旧派就是旧，连与人论争都找不出新办法。文的只有隐在背后没妇骂街，武的也只有捧出伟丈夫，想用暴力镇压新思潮。可是今日之中国已不完全是他们天下了，相信社会自有公论。”
　　刘半农怒气冲冲地将一张《神州日报》塞给钱玄同，说：
　　“这以记者通信名义造谣的张鸰子，不就是那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的张厚载？记得我们多次劝过适之，现在好了，你为他担保，执意要发他的文章。然而人家并不感恩图报，照样给林琴南做内应，照样骂你‘狄莫’，甚至还骂得更刻薄呢。这难道就是你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 ”
　　钱玄同本来一肚子怨气没处发，这下也干脆先往胡适头上泼来。见他站起身子教训道：
　　“这张厚载的造谣文章本来不足以污我《新青年》，但我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今天我却有点不以为然 你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们周旋 我再正告一句，你如再和他们周旋，我声明退出《新青年》！也声明与你从此绝交！”
　　胡适真正地尴尬了，他惊愕地瞪大了求援的眼睛。怎么回事呀，自己已被人骂成可怜的“狄莫”，内部又开起声讨会来 不过他内心已隐隐不安，甚至有些胆怯。就在前几天，他还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硬塞进了《新潮》。文章一出来，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沈尹默的脸色已有些紧张，他因害怕陈独秀，只是小声地提醒高一涵：
　　“看来我们一反击，他们就会请出徐树铮搞‘文字狱’，后果不堪设想呐！”
　　周作人嘲讽地反问了一句，虽然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害怕 还没骂到你呢！”
　　会议决定各自准备声讨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同时发表。周作人也为他的兄长认领了一篇杂文，他知道这位师爷气十足的兄长，对这类围剿国粹派的活儿是从不拒绝的。

　　钱玄同住在琉璃厂西北园的北京高师教职员宿舍里。他当时也同时在这两所大学教点书，故有不少轶闻。他的太太徐夫人，长年生病，当然是旧礼教下成立的婚姻。但他尽力医治，每天在外上完课，必须先赶回家省视后再出门。故老友中间便流传起“无事三十里”的成语，言其在北京城内来回路途之辛劳。他向来不在外拈花惹草，有人劝他纳妾，他却一口拒绝道：
　　“《新青年技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就在前天下午吧，他和刘半农又去了补树书屋。一去就生了根，聊到周氏兄弟请客去广和居吃炸肉丸子，还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罢休。
　　那天夜里，钱玄同就大谈了一通自己的婚姻观，弄得周豫才也触景生情，好生感叹，心里酸酸的。他是这样解释“三纲”的：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直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大呼解放，就是要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千万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 我不想让反对派找到口实，如果凭借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运动还有何信用告白于天下？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也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们边喝酒边谈天，谈到林琴南的小说，谈到《国故》月刊，谈到刘师培和黄侃正在加紧筹备的《国粹学报》。豫才见他和仲甫还有蔡先生，对刘师培的国学颇有好感，甚为恼火。他不呼其名，而称之为“侦心探龙”，还说这是当年他做端方探子时就取好的尊称。还借着酒兴宣称，要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可不，今天他刚进家门，还未和三位公子亲热一番，就收到了老兄来信。听说他又写小说了，《孔乙己》已快写完，又打算写一篇《药》。可信中的火药味却比小说要浓多了，令钱玄同看得目瞪口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编丛刊、却也毫不足怪。
　　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
　　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
　　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
　　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庇志、
　　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
　　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
　　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豫才怎么啦？这是尖刻、刻薄还是阴毒？反正刘师培从没遭受过如此毁灭性的攻击。如让他的羸弱之躯读到这段文字，恐怕早已七魂出窍，一命呜呼 钱玄同又一次感受到这位没落的世家子弟的厉害。从他的笔下，总是能隐隐感觉到古越人那种耿耿于怀的复仇意识。
　　看来对付林琴南，也得有这种犀利的战斗锋芒。

　　　　　　　　　　　　　　　　　 6

　　林琴南已有些招架不住
　　他做梦也没料到，一篇游戏之作会遭到天南海北如此强大的反击。他的案前铺满了张厚载收集来的各种报刊，《每周评论》还连续两期开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各四版，转载各地报刊的文章。他被多数报刊指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最令他万箭穿心的还是两篇亦庄亦谐的嘲讽之作，真看得他血压增高手冰凉，差点背过气去。
　　先是一篇署名二古的中学教师写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这该死的穷书生，像批改中学生作文那样对《荆生》作了逐段逐句的评点。胡说这篇文章结构平直、文法舛谬、字句欠妥。评语是：

　　　　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
　　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
　　然吾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
　　抑为他赝作耶？

　　后是海上名家苏曼殊的文章，这位陈仲甫的死党，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通胡话，尽揭他的老底。说是看到二古先生批改《荆生》的自白，不禁哑然失笑。二古先生真是诲人不倦呀，在此春光明媚之时，不去栽花弄草，却来改此奥文，也太有点好为人师吧！并说他可以解二古先生谓林好前后文字不同的道理，因为林好作《茶花女遗事》时，正好死了老婆，心中悲伤，于是朋友劝他试译《茶花女》移情。此时林纾心境正与小说环境相似，故有神来之笔。但小说印出后，风行南北，林氏大悟，知道译小说原来可以致富。所以此后的译著，虽汗牛充栋，但心境毕竟不同了，正如林老夫子自道：“吾性但欲得金耳”，所以从此江郎才尽，再也作不好文章啰。
　　林琴南毕竟年事已高，遭此打击，已手足无措，神情也渐渐呆滞起来。他靠在椅背上沉思良久，仍无对策。还是张厚载机灵，又在旁使劲地为他打气：
　　“琴师！一不做二不休，再来一篇。干脆把事情闹大了，徐将军才好出面说话呀！”
　　林琴南想想也是，但心里又有点胆怯。新派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呀！他老眼泻出了一丝关切，不无担忧地说：
　　“擒贼先擒王，再写就直指蔡元培 可这样一来，你在北大的日子就不好过 为师真有点与心不忍呵！”
　　张厚载又想起了去年的那则“双簧戏”，摆出了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说：
　　“琴师！古人有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之说。又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古训。弟子为捍卫师道尊严和纲常礼教，已决意豁出去了！”
　　林琴南老脸怆然地拉住他的手，无声地饮泣起来。
　　林琴南自然不像时人所说的那般江郎才尽。师生俩用完午餐，由这位弟子扶他上床小憩了片刻，他就情切切地扑进书房，伏案一挥而就。
　　张厚载捧读时大声叫好，这篇文言小说题为《妖梦》，说的是一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大经学家郑康成之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胡子请他同游阴曹，说阴曹里发生了大灾难，一伙不法之徒生而作恶，死亦不改，把个阴曹地府闹得天翻地覆。说话间，他们来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豪杰”，校长叫元绪（元绪为龟的别名，《论语》注中有“蔡，大龟也”之语，自然指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为秦二世（胡适也）。这位郑思康跟着大胡子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郑思康观后大怒，对大胡子说：“人们都说阴曹有阎罗，阎罗又在哪里？”
　　大胡子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来的阎罗 ”
　　不一会儿，田恒和秦二世一左一右陪着元绪出来接见。田秦二人满口诋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却点头称赞不已。郑思康气得不行，赶忙辞出。突然一个能吞食月亮的神工直扑白话学堂，抓人就吃，随即排泄。积粪如丘，臭不可近。最后作者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林琴南这回可是谨慎多了，没有马上让这位弟子送报馆。他想了想说：
　　“文章备着，咱们先礼后兵，由老夫先给蔡元培写封劝降信。不成再后发制人！”
　　张厚载连声答应，他见老师累了，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告辞而去。

　　　　　　　　　　　　　　　　　 7

　　北河沿的桃花映红了一池春水，蔡元培应毛泽东的邀请，在这芳草地上送别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
　　这真是一群奇特的留学生呵！蔡和森的一家都来 妹妹蔡畅英姿勃发，母亲葛健豪已五十多岁，也决心去当“拄拐杖的老学生”。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的发动，湖南学生热情最高，陆续抵京已达四五十人，比各省的都多。但由于李石曾和法方的准备工作不到位，大家空等在北京，不免情绪波动，甚至对蔡元培为首的法华教育会口出怨言。又是毛泽东日夜奔走，帮助做好了劝慰和安顿工作，代表湖南学生向蔡元培建议，先开设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又亲自出马跑出国护照、旅费筹措和行装的制备等事务，总算圆满地促成了这项功不可没的新生事物。第一批湖南学生将于3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毛泽东也将离开北大，随行去上海送别后返回长沙。
　　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与蔡元培在河边散步，他们彼此已很熟悉。前不久，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还应邀与留学生中的新民学会会员座谈过呢。
　　蔡元培望着这位因劳累而消瘦的湖南人，深情地说：
　　“润之，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哟。你还为我的华法教育会起草了一份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大家都夸你思路敏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哎！你为何不去法国 ”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对我的祖国还了解得不够，我决心立足于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把精力花在探求各种救国真理上。蔡先生！我在北大勤工俭学的半年里，思想和眼界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参与了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认识了许多师长和进步学生。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生难忘呵！这次回湖南，我就打算用北大学会的方法，先创办一份刊物。就叫它《湘江评论》吧！有可能，我还想尝试办一所平民的自修大学。”
　　他因急于赶去理科聆听李大钊的演讲，只能匆匆地与这位困难时收留了他，又给他无穷精神力量的长者告别。当他沿杨柳依依的小路走出很远时，突然又回转了头。呵！慈祥的蔡先生仍站在原地凝视着自己。他感动地举起手掌，泪水模糊了眼帘。
　　李大钊像是专门为他送行似的，赶在今天为新闻和哲学两个研究会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走进理科第16教室时，教室里早挤满了人，台上传来了一个浑厚而有力的声音。他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又被那个饱含魅力的声音带到一个崭新的理想世界里。工农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在中国还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幻，而在邻国却已变成了事实。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绞刑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巴黎和会上率先宣告，结束沙俄时代在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知识界，为此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好感。
　　李大钊其实只长他四岁，但正是这位亦师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导师。在图书馆的半年里，他们常在空余时一起畅谈，多数是对方倾听自己讲述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学术的见解，并帮助解答一个个疑难问题。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会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冬日，谈话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两人都忘记了吃饭。毛泽东第一次向他的先生畅谈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的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劳动，亲眼目睹了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及长沙饥民暴动惨败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反叛思想。经过与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描写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以后又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先到湘乡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武昌起义后立即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当了半年湖南新军。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又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二十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但他仍然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一点不感兴趣。前期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曾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 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 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 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文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
　　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
　　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
　　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 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 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 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 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 ”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
　　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
　　《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
　　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 ”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 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 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
　　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
　　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
　　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
　　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
　　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然后，大声地叫来范文澜，请他尽快发出。他正想歇口气，一位预料不到的客人出现 辜鸿铭正穿着一身簇新的马褂，让罗家伦领着，恭恭敬敬地进门拜访。这可是难得的稀客呀，蔡元培忙起身相迎。只见辜老先生滑稽地行了个大揖，然后一本正经地从衣袖里摸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蔡元培打开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这篇题为《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突发奇论地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大功臣也。在这国学发发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 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 ”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 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 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 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 ”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 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 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
　　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
　　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
　　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 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 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 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牺牲整个北方读书人赖以生存的机关。孑民兄，我们可为多年老友了，按目前的时局，要想实现你教育救国的宏愿，只有这一步棋 我们若解聘了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在社会上的诸多是非，都与他们的闹腾有关哩。”
　　见蔡元培一直板着脸，沈尹默和马叙伦也不敢插话。但是很明显，他俩的态度是和汤尔和一路的。在当时的北大，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蔡元培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已不成什么秘密
　　可是今天，任凭汤尔和软硬兼施磨了几个钟头，蔡元培仍不表态。最后他绷着脸站了起来，有点意气用事地说：
　　“谢谢诸位的好心，但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负重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二人毫不相干。况且，我年初还和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将我革职。我不能为了迎合外人的心，而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总是在关键时候插话。他举起几份报纸说：
　　“光是凭旧派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了把柄。看今天的报纸，又在传他有嫖娼之事。还说他因争风吃醋，抓坏妓女的私处呢。倘若再让他任文科学长，大学不斯文扫地了 ”
　　蔡元培记得自己冷冷地盯了这位“鬼谷子”一眼，反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报上的谣传？你亲眼见过 ”
　　马叙伦见沈尹默窘住了，突然站起来证明道：
　　“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一次仲甫酒后私下言谈时曾吹过牛。说他去逛过八大胡同，还说北京的妓女比上海有味多 ”
　　“夷初、尹默说得极是。记得去年此公还参加了进德会，该会不是有‘不嫖之戒’ ——‘
　　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儿瞅瞅沈尹默，一会儿又瞅瞅马叙伦。
　　沈尹默连忙附和道：“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是：不嫖、不赌、不娶妻，不嫖首当其冲呢！”
　　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又紧逼了一句：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孑民兄，这话可是你说的呀！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夷初当初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唉2事到如今，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呢。”
　　汤尔和的话真正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微微蹙紧了眉，脸色已开始发青。好半晌，才说：
　　“现在张厚载正造谣说陈独秀已被辞职，我如果辞掉他，不正证明了张的谣言是原本不错的 ”
　　沈尹默见他口气有所松动，连忙接住话茬子说：
　　“校长过虑了，张是说他去职后到了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仲甫他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正在出国的理科学长夏元琛和代理学长秦汾也同时免去，更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再说他不当学长，还可聘为教授，这也不同于张的流言呀！”
　　三个人的轮番进攻将他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满是凄苦、抑郁的表情。攻击陈独秀私德，确实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的攻击并不可怕，这是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足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还有李大钊、豫才和傅斯年又在一旁助威。可是私德？嗳！讨厌的私德呵！
　　那天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 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北京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凉意。可是就在第二天，校园内外就传开了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甚至听说了汤宅密谈之事，跑来为陈独秀大鸣不平。他不好意思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能怨汤尔和听信谣传，怪沈尹默和马叙伦在背后捣鬼。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有点浑，不！简直浑透 大约是前天吧，沈尹默听说仲甫快要回京，马上跑来催他快开会造成既成事实。还说全北京都传遍了，长痛不如短痛算 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此事提前了，连招呼都忘了跟仲甫打一声。唉！仲甫回校后会怎样伤心
　　他又想起当年三顾小旅社请仲甫出山的情景。想起了仲甫为辅佐自己，为北大的今天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压力。真是肝胆欲碎，愧疚地独自流起泪来。
　　他决定亲自上门去向仲甫解释赂罪，挽留他先接受聘约，给假一年，在下学年开一门宋史新课。只要一有机会，只要对方愿意，他还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职务，譬如聘请他出任总务长之类的等等。
　　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忧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 ”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 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 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 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11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
　　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
　　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忧心如焚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 ”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 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 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 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 同学们！你们理解我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词，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 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 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吧，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动人魂魄的帷幕。
　　5月3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情况。邵飘萍已于去年十月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这份报纸，了却了多年心愿。还在《京报》创办当天，在编辑部提笔挥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见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
　　“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 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会场里沸腾了！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当场推举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并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
　　又有人站起来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把他的小老婆都给吓哭 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 就是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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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场八十年前由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已随岁月的流逝，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参与者一起，化成耀眼而又黯淡的星辰。在寒夜星空中，凸现出先驱者苦难的精神历程。八十年 对于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似乎是太长 当我们今天想重新凭吊和叙述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时，发现它早已由于遗忘而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阐述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位风云一时最终老死国外的张国焘先生，在生前作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忆。他说那天午后，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阻 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了，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还说其他的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独办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的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进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惇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喊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干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
　　“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哲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将军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
　　徐世昌这位老官僚却很冷静，轻蔑地说：“芝泉还是留学德国的，怎么连一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敢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告诉他，与学生对抗的政府全是要垮台的，本总统还不想代人受过，遗臭万年呢片
　　段芝贵也不甘示弱，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
　　“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在青年胸中熊熊燃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自由通行，没有卖国贼何至如此？忽然许德珩登高一呼：
　　“到赵家楼去，找卖国贼算账去！”
　　愤怒的学生们立即响应，由富贵街向北，穿过长安街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汽车早已进了前赵家胡同二号，随后而来的还有丁士顺和一位日本人中江丑吉。曹的双亲和妻妾亦在家中。当时的赵家楼并没有楼房，它是一座东西两进的院子。西院临街的围墙较高，朱红色的大门朝南，门内迎面立着一个木影壁，这是一个中式的四合院。北屋正厅悬挂着日本天皇像，整齐地摆设着红木和紫檀的家具。东院，院北是一座西式平房，房前有一个花坛。这座院子临街的院墙较矮，东西两院有一月洞门相通。
　　正当曹汝霖与警察在商量如何防范学生掠扰时，忽听见院子外吼声震天，学生队伍已如潮水冲进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一见墙头上摇动的旗帜和擂门声，吓得手脚冰凉，四肢发软，慌忙钻进了一间又脏又乱的贮藏室里。而章宗祥则惊慌得不知往哪躲，亏得一位仆人机灵，将他拉进一间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去
　　愤怒的学生面对林立的军警和紧闭的大门，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一边就挤上前去砸大门，与军警冲突起来。还有一些学生干脆用旗杆将临街房上的瓦捅下来，又将烂瓦狂扔进宅院。关键时还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匡互生，一脚踩在同学肩头，挥拳打碎了大门旁左上角的一扇玻璃，纵身跳了进去。紧接着又从这窗口跳进五位同学。众人一用劲，就打开了大门，人流一拥而入。先听得一声巨响，门内的木影壁已推倒在地。
　　冲进去的学生一眼看到厅中高挂的天皇像，真是怒不可遏，将它摘下摔个粉碎。有的干脆将摆设的硬木家具抛到院子里，并抡起椅腿猛砸房内的古董瓷器。一边砸，还一边痛骂曹贼祸国自肥。一彪人马砸开了紧锁着的曹氏老婆的卧房，问她人在哪里？她骗学生说到总统府吃饭去 学生们就打开抽屉，搜查起信件。曹汝霖此时正藏在紧挨此房的贮藏室。外面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以为就要破门而入 谁知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声，全部跑了出去。他才侥幸未被发现，但人已吓得失魂落魄，屁滚尿流 这时，有的学生又穿过月洞门进了东院，将曹的父母和小老婆押了出来。见盘问不出结果，就交给了警察。又愤怒地捣毁起一辆停放在正房阶前的汽车。
　　大约四点半光景，曹宅起火 关于起火的原因人多嘴杂，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大家找不到曹汝霖，就在他卧室点燃了绿色的罗帐。有的说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吧，火就烧起来 有的说是北京高师的两位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盒，里面装有煤油。两人先将北房的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泼上煤油，低声说“放火”，霎时浓烟就冒起来 还有的说放火的就是匡互生，他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阻止他说：“这事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火就熊熊烧起来
　　反正不管一个故事有几种说法，赵家楼的火确实烧起来 而且章宗祥被浓烟呛得受不住了，慌忙从锅炉房里逃了出来。一见他穿着黑色西装，学生们误以为抓住了曹汝霖，欢呼着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钻进人群，将他连抱带拖，窜出后门，躲到曹宅东面的一个杂货店里。学生们哪里还肯放过他，又冲进店里抓住他的两只脚，拖到店门口。问他是谁，他死也不敢吭声。于是，又是一顿痛打。直打得满脸都是血和鸡蛋黄，好似刚从粪缸里爬出来一样。那位拼命护卫他的日本人，也逃不脱干系，也被学生一阵痛打，在地上哇哇地用日语求援。幸亏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太率领大批军警赶到，挥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才驱散了学生。
　　军警立即封锁了胡同口，捕住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三十二名学生。消防队随即扑灭了曹宅的大火。只见东院房已全部烧光，西院也被烧得差不多 吴炳湘派人架着浑身瘫软的曹总长及其全家，躲进了六国饭店。又把章宗祥和那位打伤的日本人送往同仁医院治疗，才算暂时平息了一场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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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他的心也滋滋的被火焰灼烤出焦虑来。后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那颗生生发痛的心又释放出欢悦。可是，当他最终听说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槛车送监狱，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一颗超负荷的心终于进裂出血痕，只觉得眼睛一发黑，就一头跌倒在椅子里。
　　待他缓过气睁开眼睛时，又急着唤人去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商量对策。
　　如果说巴黎和会是导火线，那爱国学生的热血就是火种，而引爆这场大火的却是他那双看似羸弱却并不胆怯的手。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将消息捅给了学生，才导致这场原定于5月7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前 身为北大之父，一场最令人担心的流血事件总算避免 但一想到许德珩等学生正在军警的淫威下饱受煎熬时，他又痛苦地低垂下脑袋。他多么想替代这些孩子去承受苦难，他知道北大和军阀政府将从此势不两立。他们最仇视的其实并不是学生，而是他这位学生的总后台。他发誓不惜身家性命，也一定要救出全部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正在这时，忽闻有履声橐橐从门口传入，众目集视，原来是蔡校长来 他那安静、祥和、从容的态度，立刻让学生们稳定了下来。见他沉稳地走上讲台，用一种惯有的，冶颜温词对大家说：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同学们原以为他会为纵火责怪大家，可蔡校长居然没有说。会场上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蔡元培一如冷峻的雕像，脸上布满愁容，一动不动地站着。待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平静地说道：
　　“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你们可以散会 ”
　　他刚说到这里，发现大门外有几个陌生的脑袋正朝里面窥探，知道是警察厅派来的暗探。他想起口袋里教育部刚刚送来的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的命令，又提高嗓音补充了一句：
　　“还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夭起照常上课。”
　　他是怕学生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而刚才的大会早已作出决议，从明天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集体罢课。政府一天不放学生，罢课就一天不结束。
　　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明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之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像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独行侠，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老先生见他眼睛对着眼睛，成了斗鸡眼。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又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亲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见胡适去了上海，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煌煌大作，他也由此暴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奋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 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 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也就在5月5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风萧萧兮一去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
　　这位警察总监先被这批学界领袖的气势震住 他们一致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实为团体行动，学校行动，所以不能让被拘的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由各校校长负责。并表示愿以各校校长本身抵罪。如不答应条件，将率领全北京的教师集体罢教。而蔡元培更是推开众人，一马当先地挡在他们面前，神情决绝地说：
　　“鄙人是北大校长，愿负完全责任，愿以一人代学生向政府抵罪！”
　　吴炳湘倒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借口说这次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如要释放，也非有院令不可呀，把球踢到上面去
　　校长们无奈，又集体来到教育部找傅增湘。不巧这位受气的总长因屡遭训斥刚提出辞呈，正好不在部里办公。校长们又吵吵闹闹地赶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没想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
　　但“校长团”集体请愿、保释学生的消息已传进了中南海，震动了北京的中外舆论。
　　校长们有所不知的是，那位国务总理钱能训其实正在里面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自昨日始，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已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联名表示，如再不放人，各校学生愿为后盾。而安徽省全体学生说得更绝，国耻日之前政府不放人，则全体无限期罢课。社会名流如江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也联名致函警察厅，威胁政府说，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正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如酿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
　　内阁紧急会议其实昨天就已经开了，只是一直没有好的对策。军阀们对这场学生运动真是恨之入骨，会议上关于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几乎为一致主张。那位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气话。而教育总长傅增湘倒不愧为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反对解散大学，为蔡元培解释。他说：
　　“解散大学古今中外无此先例，蔡元培在学界地位不可动摇。如贸然将其撤职，学界将由此大乱。”
　　钱能训真是恼怒透顶了，大骂起傅增湘的糊涂。他刻薄地眯细眼反问这位老翰林：
　　“你说蔡元培做校长地位不可动摇，若蔡元培死了则又如何 ”
　　他怎能不怨恨这位蔡元培 本来他这届内阁碰上了巴黎和会，已发发可危，而蔡元培又鼓动学潮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真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舆论和各界通电将他斥为镇压学生的刽子手，而刚才跑去向段祺瑞讨主意，又白受了一场冷遇。他说看来国耻纪念日已经逼近，闹事的学生也只能先放了再说吧。段祺瑞却冷冷地讽刺道：
　　“你们如果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枪镇压，甚至暗杀掉蔡元培，哪会造成今天的被动局面？告诉你，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付学潮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凶、狠、快！”
　　更让钱能训沮丧的是，他已听说了段祺瑞正授意安福国会，借这次学潮来鼓动政期，进行倒阁活动。想派安福系头子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 他终于恶狠狠地在心里咒了句：
　　“学潮！学潮，可鄙的学潮！你们每闹一次，中国就要倒台一届内阁！”
　　北京的全体学生又进一步发动了攻势，他们于5月6日，宣布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并将总部设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还在《会纲》中明确规定了：“至于全体者《即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
　　蔡元培见政府两天没放人，又焦虑地率校长们前去教育部。这次总算碰见了辞职未成的傅增湘。校长们请求他设法营救学生，他也一口答应斡旋。并悄悄向蔡元培透露了政府已有所松动的消息。要他们快去盯住吴炳湘，但警察厅可能会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先答应了再说吧，保人要紧！
　　蔡元培感叹地望着这位因自己遭受连累的朋友。他想起前不久的那场“林、蔡大战”后，林琴南的那位同乡张元奇，曾运动少数安福系议员，联名弹劾傅增湘，后终因不得人心没有成功。他动情地说：
　　“元培自来京后，幸亏遇上了你和静生两位总长，否则北大恐怕早已全军覆没 这次学生如能释放，元培一定辞职，再不敢惊扰大驾 ”
　　傅增湘也感慨地说：“弟也早已厌透了官场的空气，也想早日归隐书斋哟。”
　　于是，蔡元培又率众人连夜赶到警察厅。吴炳湘起先可能为了加大砝码，与蔡元培争辩甚久。最后，总算退了一步，提出了保释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条件倒还算可以接受，一是不准学生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二是各校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
　　待蔡元培一行赶回北大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 他安排诸位在校长室歇脚，先喝点茶水。接连几日的奔波和担惊受怕，可把校长们累垮 但想想明天就可救出学生了，又都来了精神。蔡元培一点不敢松劲，他知道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已箭拔弩张，一触即发。忙请人叫来罗家伦、方豪等北京学联负责人，想说服他们答应政府的交换条件。
　　方豪觉得不可思议，几天来的冲冲杀杀，他们一下成了能在全北京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人也自然轻狂起来。见他口气很冲地说：
　　“这不太可能，昨天才决议罢课的，明天就要复课，我们办不到。”
　　罗家伦却挺明白地站在蔡校长一边，说：“校长们和吴炳湘达成谅解很不容易的，再说也不能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受罪呀。况且这次又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我看还是听蔡校长的吧。”
　　方豪他们又反问几位校长：“如果我们明天复了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担保，再说吴炳湘也曾发过誓的，‘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生的儿子了’……”
　　大家扑哧一笑，都为这句话感到有面子 于是答应了明天复课。他们连夜分成五队人马，奔赴北京各大学校，不辞劳苦地去通知全体同学，复课了！复课了！
　　5月7日的北大校园里，春光格外明媚。接连数日的折腾，把人的情绪都搞没 谁都忘记了一个事实，春天早已来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马神庙老槐树充满生机的秀发里，春天在北河沿小燕子的尾巴里，春天在汉花园一丛丛丁香的骨朵里，春天在沙滩红楼师生们的笑声里。
　　门房老刘头一大早就领着校役们，将红楼文科后面的大操场打扫得纤尘不染。不一会儿被捕的学生娃就要回娘家了，蔡校长将领着全校师生在这里开欢迎大会呢。
　　师生们果然早早地来了，蔡元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剃去了山羊胡子，清瘦的脸上洋溢出抑止不住的激动。他率领大家先去搬来许多长凳子，排成一列，供开会后与获释同学拍照时用。见约定时间快到，又和大家列队在红楼文科门外等候起来。上午十时左右，各校被捕学生终于乘六辆汽车回到北京大学。虽然只分开了三天，但是这三天里狱内狱外所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所以同学之间初一见面，彼此都十分激动，激动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整个欢迎场面突然出现了静悄悄欲语无言的局面。许德珩在范文澜的陪同下，来到蔡校长面前。同学们因欢喜流出了眼泪，又不好意思地用手一遮，终于全部大哭了起来。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安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他自己也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许德珩想想这些天蔡先生四处奔走的样子，终于也鼻子一酸，拥住这位敬爱的长者，放声痛哭了一场。
　　许多年过去了，许德珩在回首往事时，已记不清蔡先生那天在欢迎会上究竟说了什么话。只记得他们不久就拥着先生走进了大操场，先生那种强合眼泪勉励大家的神情，那种慈祥而伟大的圣者风范。
　　也许在他和他那批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同学心里，至死都烙着这个清晰而感人的精神印记。

　　　　　　　　　　　　　　　　　 14

　　蔡元培一回家就病倒 连续几天的奔波，人成了高度运转的机器。现在突然松了下来，身体就垮 先是胃部一阵阵剧痛，又因剧痛一阵阵地干呕。急得黄钟玉手忙脚乱，忙唤弟弟黄世晖赶去请医生。
　　沈尹默又神色紧张地跑来报信 他说汤尔和已听说徐世昌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查办北大校长，二是要警察厅将已释学生再送法庭惩办，三是整饬学风。关于查办北大校长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而未能发出。另外两令估计明天就会见报 还说安福系已决定撤换蔡元培，推出那位反对新文化的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来做北大校长
　　沈尹默目光呆滞地睁大了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像一位筮师鼓动起如簧的长舌，谣言顿时如雾幛布满了房间。听说曹、章一党已扬言要焚烧北大校舍，刺杀北大学生，还不惜以三百万重金雇刺客暗杀蔡先生呢。蔡先生你再不能乘马车上班了，还是改坐学校的那辆破汽车吧。还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要将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呢。还有，蔡先生可要当心哟，我进门时发现胡同口已布有暗探
　　蔡元培静听着他的鼓噪，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心想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消息哩？待沈尹默一走，他就唤来了夫人和内弟，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吃力地说：
　　“我必须马上辞职，并离开北京。现在政府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到北大，归罪于我一人。学生的情绪又过于激烈，我不走，学校必然遭殃，后果将不堪想……象……”
　　黄仲玉也感觉到危险的逼近，又担心他病恹恹的身体，愁苦地说：
　　“避一下也好，只是我分身无术。唉！不跟你去实在不放心，想陪着你两个孩子又放不下……”
　　她悲哀地望着先生，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蔡元培有气无力地说：“我先去天津小住几天，待病好些再回杭州……”
　　他又布置内弟，明天将校长室有关文件书籍整理一下。不能透露丝毫风声，到夜里再设法取回来。
　　其实他早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只是苦于学生没有救出不忍放手。他绝对不能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但想起两年半来整治北大付出的心血，又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这一夜，黄仲玉见他呓语不断，满身虚汗，到天亮时人才入静睡去。中午时，林长民先生也赶来看他 又讲起马其昶可能要来的消息，蔡元培已恨不能立刻离京，否则自己和整个北大都将丢尽了面子。
　　待客人一走，他就伏案给徐世昌和傅增湘写了一份辞呈。想想又怕北大师生误会，引起激变，干脆再扶病写了一份《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然后，叫来极亲密的总务处职员段子均，向他透露了整个计划。并请他去办好明晨五点半去天津的火车票，由他陪同悄然离京。
　　第二天一早，总统府和教育部分别收到了蔡元培的《辞北大校长职呈》。傅增湘大惊，急忙赶去恳求徐世昌挽留。徐世昌却看着辞呈冷笑道：
　　“鹤卿倒还算识相，否则真令我为难 拿去见报吧。”徐世昌说完，又冷冷瞪了一眼这位老给他惹是生非的总长，不悦地下了逐客令。
　　天津的《益世报》抢先刊登了这份辞呈，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关注。
　　而蔡元培悄然出走时留给北大师生的那份启事，却颇费猜测，误传出许多种解释。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
　　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
　　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幸亏报纸上很快登出了那篇《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师生们总算明白了蔡校长出走的真实原因。

　　　　本埠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
　　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
　　　　蔡君曰：我已辞职。
　　　　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
　　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
　　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
　　平日素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至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
　　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
　　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
　　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
　　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
　　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
　　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
　　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展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
　　无辜之学生。
　　　　蔡曰：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
　　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
　　下一个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
　　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助
　　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
　　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
　　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
　　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终于在青年学子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他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大学校，开始有人因对引用的典故不解，望文生义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以为蔡先生有责怪学生之意。幸亏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及时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说贤者虽明哲保身，岂忍重责于学生？无非是说自己积劳成疾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而已。
　　就在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又接到他途中的一封来信：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
　　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
　　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
　　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存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
　　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
　　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
　　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
　　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这封信仅署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出了他离京前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却又不得不在事后引咎辞职。
　　蔡元培被逼出走后的这些信函，犹如愤怒的火种，又一次点燃了北京大学这火药库。北京学界迅速兴起了“挽蔡斗争”，与那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起，汇聚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政府行动。
　　就在他出走的当天，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多方挽留。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后援。于是，北大学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声援。他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蔡校长是受外界胁迫辞职而去的，现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面积极活动。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步蔡元培后尘豁出来 所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沉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 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 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15

　　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 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 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 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 ”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 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 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 ”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只要政府一声
　　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 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 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学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 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 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的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又不是等闲之辈，也巧妙地说：
　　“保释一节，决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应请先将军警撤退，允许学生出入自由。”
　　吴炳湘已无路可走，想想再冲突下去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只得下令撤退，一时间，北大法科和理科门外的军警抱头鼠窜，二十几个帐篷也霎时全无。愤怒的学生哪肯轻易放走他们，冲出来反拘了七名警察作为人质，并截留帐篷二具作为纪念。
　　学生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有组织阶段。北京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警撤出之后，被捕学生仍不出北大校门一步，他们的两条决议一公布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第一，被捕学生暂不出校，并推举纠察员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政府不答应这些条件，宁愿饿死在狱中。会后，学联便派代表去警察厅索要被囚千余人的伙食和卧具。弄得警察厅窘迫万分，但又不敢不应，只好设法拖延，真是骑虎难下 自此，北大校园内的千余名学生，日日集会，纵议天下大事，不管言论再如何出格，也无人敢过问半句
　　6月6日这一天，北京学联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是继续派学生外出演讲，警察再也不敢于涉了，只是照例象征性地驱赶听众而已。二是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顿时有二十多个城市群起响应，上海各界又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三是学联又派出八位代表到教育部交涉，提出如要被捕学生回校，必须令包围学校的军警在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教育部答应向总统府上报，但因时间太仓促，怕办不到，要求延缓半天。
　　总统府里已闹得一团糟，徐世昌没想到把学生抓来容易，放出去反倒难 吴炳湘还告诉他被捕的学生里还有两位活宝呢，一位是李鸿章的孙子，一位是黎元洪的侄子。徐世昌真是哭笑不得了，大水淹了龙王庙，抓来抓去竟抓到老中堂和黎菩萨的头上 他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也开始掂出了蔡元培这位同科进士搞新文化运动的厉害 他知道安福国会已执意要钱能训下台，唉！为了一个蔡元培，他的政府将连损一位国务总理，一位教育总长，一位京师步兵统领。看来这位姓蔡的再也不能挽留了，否则将后患无穷。他命令先让国务院和教育部派大员前去安抚道歉，可去了没多久就来了电话。因无军警代表，学生坚决不买账。又派吴炳湘低三下四地去北大礼请学生回校，昔日飞扬跋扈的警察头子又被学生拒之于门外。学生们口径一致地说：“你前既捕，今又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呀！”
　　北京学联又趁机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吴炳湘只得哭丧着脸跑回来求援。徐世昌沉思片刻，异常冷静地走进办公室，给段祺瑞挂了一个电话。他已想好了对策，决不步黎元洪后尘，在‘俯院之争”中一败涂地。但也决不能给这位段歪鼻子垫底当牺牲品，糟蹋了堂堂前清翰林的一世清名。段祺瑞为了扶徐树铮做“西北王”，已开始放出风声，下一步将任命他出任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而曹锟、吴佩孚和那位“东北王”张作霖，也已开始向他暗示要组织反皖的七省联盟。以“清君侧”的口号干掉徐树铮，削弱段的势力。他权衡再三，也决定一揽子解决困难时局的所有问题，无条件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不愧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电话里再三向段祺瑞分析利弊。他说曹、陆、章已引起全国各界公愤，再不罢免你我将成为袁项城第二，看来只好让他们做牺牲品 还有，政府如要顺应民意就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再说签不签字都无法扭转日本占有青岛的事实，因为协约国已明确表态了，所以中国只有弃权最为体面。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最后他答应明天就下令准许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云云。
　　段祺瑞果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无奈地答应了要求。吴炳湘匆忙赶去北大，向学生宣布了政府的三点答复。第一，政府向全体学生谢罪。第二，政府答应在6月10日罢免卖国贼。第三，政府已决定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
　　苦斗多日的学生终于欣喜若狂地举手欢呼，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当胜利返校这天，北大师生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各校也派出了代表前来迎接，全体被捕学生先摄影留念，然后在嘹亮的军乐队伴奏下昂首走出北大。几千位青春的笑脸齐声欢呼：
　　“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学界万岁！北京大学万岁！”

　　　　　　　　　　　　　　　　　 16

　　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是个老滑头。
　　就在他们在校园里欢庆胜利时，一纸大总统令又送到了北京大学。正文极其简单，只十四个字，却把师生们的心彻底搅乱

　　　　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6月7日，北大二百多名教职员聚会在红楼。在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教务长马寅初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要求拒胡挽蔡，教授中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等都作了很好的发言。马寅初因前不久母亲病亡奔丧刚回来不久，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当年曾以一篇《纽约市的财政》的论文轰动过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原想投身财政金融界，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作一番整顿。但苦于军阀混战，只得来北大任教。先担任法科经济系的教授，很快又兼任了系主任。他讲授的课程一直把重点放在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为了帮助学生联系所学科目，他亲自指导学生创办了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开展了放款及汇兑业务为同学服务。又指导学生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他还亲自兼任学生银行的顾问。他是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性格中有一股很典型的浙东山区人的硬气。这些日子，他亲眼目睹了北洋政府对待蔡先生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非常气愤地建议道：
　　“我们必须向政府公开声明并正告胡仁源，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恢复5月4日以前教育界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使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所以目前蔡校长复职与否，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也非蔡元培个人问题，而是影响北京学界全体的原则问题。”
　　台下响起了掌声，大家觉得他说出了整个学界的心愿。会场上又站起两位意想不到的人物，他们是辜鸿铭和黄侃。辜鸿铭向黄侃作了个揖，倚老卖者地先走上讲台。他抬起那华装洋教士般的脸，古怪地从镜片后面打量着众人，说：
　　“校长是一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话毕，便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昂首走了下来。钱玄同向刘半农会心一笑。记得前不久的一次文科教授会上，众人议论纷纭，蔡元培刚站起来想示意大家安静，又是辜鸿铭一眼看见后大声地叫嚷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从他那焦急的神情看，确实是把蔡元培当皇帝供奉起来
　　黄侃这位怪杰倒是说出了肺腑之言，还真有点令人感动呢。他说：“我反对白话文，但不反对挽蔡。因为环顾中国学界，再也不会有第二人，来聘请我这样性格的人做教授了……”
　　他说完突然神色沮丧地低垂下头，引来了一片啼嘘之声。他最近正和陈侃章在课堂上论战，两人都擅长小学，却因学派不同争执不休。黄侃见文不能取胜，便要动武，还扬言要“刀杖相见”呢。不过黄侃在经学上成就确实过人，先不说他创造的古音韵二十八部之说，就讲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平时他老兄也颇为自负，说普天之下，除吾师刘师培外，就算是他
　　会议决定联合北京各界向政府请愿抗议，并要大总统真心诚意地派员南下迎蔡。而北大学生还要干脆，第二天清晨，就派出四位代表拜访了胡仁源。警告他万勿赴任，否则恕不接待。
　　胡仁源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脑袋里一片空白，神情绝望地听着学生毫不客气的通牒。仿佛看见一个预谋了近三年的梦，突然在这个可咒的清晨像气球般地破灭 回顾这几年的日子，真有点如履薄冰，简直像走钢丝一般战战兢兢呀。他绝对不敢公开得罪蔡元培和他身后的新派文人集团，但又不得不与安福系保持一种非常暧昧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毕竟是古越人的后裔，也尝够了下台后的悲凉，一直卧薪尝胆般地孕育着卷土重来的梦境。为此他不得不网罗了一些被蔡元培辞退的教员，包括那位“探艳团”的团长徐佩铣，还有徐树铮的外甥等一批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说实话，从今天起他真有点仇视蔡元培 尽管是自己当年恩师，尽管他出长北大后对自己不薄。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挡住了自己的全部风水，甚至在他辞职离京以后。他终于又哀叹了一声，像只被遗弃的猫阴毒地向整个世界诅咒。对方的生命气场实在太强大了，闪烁着一片银光，吸引着整个北大、整个学界、整个舆论，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大总统的任命，他不能就这么窝囊地退出历史舞台。

　　胡适这几天因忙于陪杜威先生在北京演讲，回家很晚 正想入睡，忽见住在附近的高一涵气喘吁吁地跑来通报：
　　“仲甫被捕了！”
　　他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仲甫果然独自行动 就在前几天，《每周评论》发表了他的那篇《研究室与监狱》。他还亲自跑来找自己，要胡适帮忙将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翻译成英文。他万万没有想到仲甫会亲自去撒传单，记得那天他见文稿火药味特浓，还好心地劝他要小心才是呀。段祺瑞已正式换安福系的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情绪简直快爆出火星
　　陈独秀一瞪眼，又是那句老话：“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
　　随着高一涵惊心动魄的叙述，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位在暗夜中独上高楼大叫着撞响警钟的觉醒者形象。原来胡适将翻译好的文章交给陈独秀后，陈就和高一涵去了蒿祝寺旁的一家小印刷所。高一涵说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上班。他们搞得很秘密，印完传单后又将底稿和废纸烧得干干净净，离开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他们就去了中央公园，当时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来这儿吃茶、乘凉、会友的人很多。他们就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正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处时，看到传单就拍手叫好起来。就在今天下午，陈独秀又约了北大的王星拱、程演生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一起先去香厂新世界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吃晚餐。餐后，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和邓初上了新世界游艺场，而王星拱和程演生却往城南游艺园撒发传单去
　　高一涵后悔莫及地跺着脚说：“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大幼稚 根本没有想到昨日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捡去。所以在各个游戏场、戏馆和公园里，早已暗布下军警和密探 ”
　　他们三人一进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根本无法动手。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上了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他们刚好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机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哪里知道，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进门就被暗探盯上 见他频繁地上下楼，衣眼兜中又鼓鼓的，就一直跟在后面。所以当他自以为得手时，屋顶花园暗处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太天真了，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一看就大叫起来：“就是这人！”一伙暗藏在附近的探子顿时将他扭住 高一涵趁机急忙逃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见探子又大叫要抓他，一边把手中传单全部抛尽，一边就逃了下去。他很快混进戏园的观众中，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见邓初还在台球场里，将传单一张张地放在茶桌上。慌忙拉着他就走，邓初起先还不相信，后遥见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如木鸡般跌倒在座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
　　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
　　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
　　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日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
　　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
　　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项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厂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
　　“不好了！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 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帅才、将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
　　“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 ”
　　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 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龚心湛也想息事宁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 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 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
　　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
　　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
　　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
　　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 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再投入进去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
　　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
　　美、法等国，更不必说 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
　　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
　　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
　　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
　　猛兽”一样 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 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 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 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 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 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 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 什么教训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 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 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 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 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 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 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 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 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 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 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 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 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 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 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独立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 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 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 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 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 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 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 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 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 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 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不了他激愤的声音：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困苦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蔡元培那天也发了言，心里满渗着悲凉。因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时，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刘师培终于在秋风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国学大师只活了三十六岁，实在令人痛惜 记得那天他正在校长室欢送傅斯年、罗家伦和许德珩等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许德珩的出洋经费还是他托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设法解决的。望着这些即将离他远去的学生，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哟。就在这时候，钱玄同脸色铁青地闯了进来，报告了这个噩耗。
　　刘师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当时黄侃不巧去武昌处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请来了钱玄同。他临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见钱玄同来到床前，脸上还露出一丝惨笑。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心头多日的肺腑之言：
　　“玄同，我要走 谢谢你和……仲甫、蔡先生，对我的关照。有些话在临死前，还是说出来……痛快，你知道我是过来人，在中国，我算是最早研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了……我觉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观点……太偏激。仲甫的《文学革命论》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你还开口选学妖孽，闭口桐城谬种。而且只要谁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你和仲甫不懂国学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你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想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你们可能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观点我想也是对的。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大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二十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们……会听得进的……”
　　那天的钱玄同听得恍如五雷劈顶，只顾紧紧地拉住刘师培干枯的手，一句话都不敢解释。当他跑来告诉蔡元培时，蔡元培也感到很震惊。他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问：
　　“申叔的话有理 ”
　　钱玄同没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恸地点了下头。
　　蔡元培终于长叹了一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刘师培没有后代，更没有遗产，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国学专著。蔡元培亲自出面张罗丧事，他的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钱购置了棺木并支付丧事的一切费用。黄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赶来吊唁，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刘师培的死，让他想起了颜回、韩非、贾谊等才子的早夭。并当即吟诗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而何震却因丈夫去世后痛不欲生，没多久就神经错乱 她常常会哭哭啼啼地来北大门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要刘师培快点回家。每当这时，总是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出来好言劝慰，默默地护送她回家。
　　她那凄凉的呼号，给1919年的岁末抹上了一笔沉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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