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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的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度陷入困境的孙中山，在俄国人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一个欲与北京政府相抗争的新政权，正咄咄逼人地崛起在南方大地。 回顾近一年来经受的磨难，南方的国民党人真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1月20日的上午，当身心憔悴的孙中山稳步登上“一大”讲台，豪迈地宣布我们这次光荣的大会，开辟了中华民国新纪元时，台下的许多代表，凝视着领袖坚毅的丰采，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会议一共开了十天，其中为列宁的不幸逝世休会了三天。当代表们以雷鸣般的掌声，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鲍罗廷激动地上前与患难与共的孙中山热烈拥抱。 他是三个月前抵达中国的，这位理智而颇具性格魅力的俄国人，今年正好40岁。他和一批俄国军事顾问一到广州，就发现孙中山正陷入了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大元帅府的军力实在不敢恭维，除了孙中山一支近200人的卫队颇具战斗力外，其余多是溃不成军刚从军阀摇身一变的客军。这些占领者一开入广州，就和南方政府一齐向商人和平民竟相征税。在这位俄国人看来，当时的政府有三个层次，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其中以第三个层次最为实在。广州真像位殷实而精悍的富商，它有一个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领导的工作效率相当高的政府。孙科市长当时正好31岁，在一年内就慷慨非常地为大元帅府提供了600多万元的军事给养。孙中山又以大无畏的气魄，截留了本来该由外国人征收的盐务税近300万美元。列强们第一次傻了眼，虽纷纷抗议，却没法阻止这一“私吞”。自大清朝以来，中国的海关一直由英国人管理，然而当孙中山威胁要用武力收回这一主权时，各国的军舰顿时云集黄埔海面，孙中山也正好趁机体面地卷资而去。 可是当要改组国民党，推进国共合作时，鲍罗廷终于遇到了麻烦。苏联政府因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一直想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苏联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外，两国当时都在争夺外蒙统治权。中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但苏联红军却在那里新扶植起一个蒙古政权。苏联不愿意让中国来控制这一缓冲地带，正因为有这种领土障碍，苏联派往北京的三个使团全部无功而还。可见鲍罗廷来华担负着双重使命，那就是帮助开创共产主义运动，但更希望通过国共合作，让国民党激进化并最终与苏联结盟。看来，苏联领导人很早就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鲍罗廷是带着200万卢布的援助来华的，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督促党员重新登记，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而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遭到党内极右派的顽强反抗，广东省党部的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曾在去年冬天秘密上书孙中山，检举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两党合作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追随者派入党内。他们警告孙中山，用不了五年，陈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 孙中山异常气愤地在这份告密信上批示说：“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延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他还当面训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也许孙中山真是动了气，在“一大”前竟将老资格的张继等人开除出了党外。 “一大”期间的鲍罗廷真是出尽了风头，回想来华前他在英国组建共产党被捕入狱的经历，他打从心里感谢孙中山赐给他的巨大荣耀。这些日子只见他整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地出席各种招待会，颐指气使地向两党发表各种指示。最满意的还是大会按他意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宣言和人事安排。在国民党第一届25名中央执行委员、17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就占了10名，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沈定一等，而谭平山和林伯渠还分别担任了组织和农民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 孙中山一直想组建一支忠于他的党军，“一大”后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鲍罗廷和廖仲恺的领导下筹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候开了小差，他是位性情孤傲的人，在平息陈炯明的叛乱中，因护卫领袖有功，已在党内声望大增。去年8月又率团赴苏联考察，原以为这次党代会上能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孙中山明确叫他不必过问党政大事。他向来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一怒之下就拂袖去了上海。 他的大盟兄张静江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见小老弟如此任性大为不安，和戴季陶一密谋，就将他召来开导起来： “老弟呀，你怎么这般糊涂？当今黄埔军校是我党的一张王牌，你怎会连军者权也都不懂 ” 蒋介石还在不满地发泄怨气：“孙中山用人不公，我救过他的命，他却不让我过问党事，反而对一帮共产党加官晋爵。我实在不服呀……” 张静江突然沉下那张驴脸，厉声训斥道：“傻老弟，你难道连‘小不忍则乱大谋’都不懂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如再执迷不悟，就等于错失了将来坐掌天下的良机。” 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连忙向这位“陈其美第二”讨教良策。张静江出生于吴兴南浔一巨富之家，虽自幼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娇生惯养，功名上一无所成。没法子，只能在他20岁时，由其父出资10万两银元捐了个二道衔，候补浙江实业道。1902年，他又以候补道名义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就是在赴法途中，他结识了孙中山，以后便多次捐赠巨资支持革命，深得这位领袖的信赖。见他瘦长的脸，舒展出几声冷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亲笔信函。他像抚摸一件古董似的，抚摸着蒋介石的肩膀，轻声安慰道： “拿着我的信放心去见孙先生吧！记住，对他的三大政策今后一定要举双手拥护。来日方长哟，万一有什么事，大哥会以孙先生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出面帮你的。” 正巧，廖仲恺和胡汉民来信催蒋回广州上任。蒋介石终于踌躇满志地创办起黄埔军校，用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和大批枪炮，培养出了一批自己嫡系的将官。 而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蔡元培这位元老，虽然他对南方政府这些年出力甚微，目前人又在海外，但孙先生还是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 这件事开始党内也有争议，许多老同志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贡献，要么不提名，要提就得正式提中央监察委员。 孙中山却另有所思地解释道：“蔡元培在北方任务很重大，他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常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这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肯定不行。但地位太显著，反而会对他不便，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到这，他又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有点思念起这位老友了，尽管这些年他因一心鼓吹教育独立，与自己已有些疏远。但平心而论，他是党在北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耳边仿佛响起蒋梦麟那饱含深情的赞叹声：“是真虎，乃有风……” 孙中山的思绪融人了南国湛蓝湛蓝的烟雨，又开始飘向茫茫海天…… 我们这位书生意气的教育家，究竟在忙碌些什么 2 在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列车上，有一位气度雍容的中国绅士，正戴顶黑礼帽，痴痴地和他年轻的夫人欣赏着窗外的雪景。这是那种二十年代老式的火车，就在这对夫妇的斜对角，可见一位少女正用炭笔画着他俩的素描。 他就是令孙中山牵挂的蔡元培，这次可不是出门旅游，而是准备举家迁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来国外已半年多了，他一直在潜心撰写那部《简易哲学纲要》。原以为隐居生活会很清静，其实每天的应酬仍很忙碌。不是接待记者采访，就是应邀出门演讲。像去年的“双十节”，他就在出席了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的纪念会后，又应邀去蔡柏龄寄宿的沙洛埃劳工大学，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讲。这次因夫人和女儿分别要去巴黎和里昂继续深造美术，加上华法教育会和里昂中法大学又多次请他去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才作出了迁居法国的决定。 “孑民，你看这窗外的雪景多迷人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比利时 还记得刚来时我们这些江南人，一见天天下雪，真是乐坏了，几乎每天都喜滋滋的出门赏雪和写生。你看，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尖顶建筑，在积雪的覆盖下，在群山的映衬下，正好像童话中神秘多姿的城堡，令人生发出一种对历史和艺术的无限民遐啊……” 蔡元培会意地点着头，眯细眼欣赏起夫人圆润而白净的脸上的那种艺术气质，那种柔声细语讲话时动听的声音。回想婚后的生活，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这真是位难得一遇的才女呢，不但美术上很有天赋，还挺擅长陪自己和诗，几个月下来，两人在月下散步时竟做下了许多短诗。为人又文静贤淑，与女儿相处得如同一对姐妹。每当静夜读书时，耳边常会隐隐传来母女俩在灯下交流艺术见解的细语声。他的心，也会在一种如酥如蜜如梦的温情中，幸福地眩晕起来。他深情地凝视着周养浩，轻声叹息道：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五雪可爱的小国呵，在这段宁静的岁月里，我总算暂时摆脱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过上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养浩，每当我早晨目送着你带着两片面包，夹点牛油，背着画夹从雪地里去读书，傍晚又情切切地等着你从雪地里回家，和我叙说学校里的快事时，一天伏案写作的疲乏全云消雾散 养浩，和你在一起真是很快活，我打从心里感谢你 ” 这位清丽的少妇，终于被他火热的目光灼得羞红了脸，见她娇嗔地抬起了头，说：“和您在一起，我也很幸福呀。记得我一直想往过一种精神生活，一直抱独身主义，我害怕结婚，甚至想去圣公会侍候一位姓汤的老牧师。被人劝阻后又想谋官费留洋学习美术，也真是有缘分，前两次上门拜访您均不遇，第三次我们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出国以来我总觉得天天在做梦，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听您谈哲学、美学，又学着吟诗，还认识了天下那么多的大名流和大艺术家，您说我们夫妻一场，究竟该谁谢谁 ” 蔡元培终于会心地大笑起来，当周养浩偎近他脉脉含情地仰起头时，女儿威廉正好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摄下了这永恒的镜头。 斯特拉斯堡是个景色迷人的小城，蔡元培刚安顿好家小，门外就闯进位风风火火的不速之客。他是从巴黎特地赶来的，高挑的身材套一件昂贵的皮大衣，长围巾里西装革履，小分头梳得油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大眼一进门先盯住蔡元培愣了一下，然后欢叫着上前和他拥抱。他也不征求夫人和女儿同意，又潇洒地拉起两人的纤纤玉手吻了一下。蔡威廉被他的绅士派头吓得脸色绯红，蔡元培却高兴地介绍起来： “这就是我常说的李平原，当年大清朝李中堂的孙子，他还是去年来巴黎大学读书的。听说吴稚晖和李石曾见他身份特殊，又请他兼任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哎！刘半农怎么没一起来 ” 李平原调侃地一笑说：“如今的刘博士可真是有学问了，为了报当年在北大受人轻视的一箭之仇，应付明年那场‘国家博士’的考试，正在刻苦钻研语音学呢。他让我请您向梦麟先生说说好话，看在近日他又发明了‘她’字和‘它’字的不同用途上，再多寄点银票来吧！” 众人都被他的风趣惹笑 李平原见客房一角摆着蔡先生的全部家当，三只旧皮箱，两个大皮包和几付画夹，不禁神情黯然地摇起了头。 “唉！想不到我堂堂蔡公，居然至今仍两袖清风。蔡先生，外间都习惯称呼您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为民国四元老。可如今，他们都要比您阔多了呢……” 见他口出微言，蔡元培也想起社会上对吴、李二人的流言。无非是说他们如何会敛财，利用中法大学安插官宦子弟云云。他终于不悦地皱紧了眉，觉得该找个机会提醒几句才是。 李平原又兴奋地谈起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见他有力地挥动起右手说： “英国已准备正式退还庚子赔款，还打算成立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调查后再决定退款用途。留英学生已成立了退款兴学会，蔡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出面，去英国游说上流社会，尽可能将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只要我们先在英国开好了头，再谈别国时就好说话 ” 蔡元培见自己多年的宿愿，终于有了转机，镜片里的眼波已漾出了笑意。李平原充满期盼的心倏然松弛，觉得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终于降临 蔡元培想了想又说：“平原，得让我先去里昂开完中法大学的校董会。再提前起草一份方案，你能为我出些好点子 ” 李平原朗笑着一口答应。 几天后蔡元培作为中方董事长，约了法方董事长欧乐同车抵达里昂。中法大学已初具规模，容纳了不少将来风云中国的青年俊才。这儿原是一座叫圣底勒的兵营。三年前，还是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出面，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它捐做了校址。而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在北大主持仪式，授予儒班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待会议结束后，他还邀请欧乐去北京饭馆吃中国菜。欧乐见席上放着令他陌生的筷子和汤勺时，笑着问道： “你们吃饭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 蔡元培幽默地向一旁陪同的李平原眨了眨眼睛，说：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都是可以用来杀人的凶器，用它吃饭未免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就改用‘匕’和‘箸’，以‘匕’割肉，用‘箸’挟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同样可以挟肉，匕就又被取消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都只用筷子 ” 欧乐是位中国通，见他感叹地举起筷子说：“难怪你们中国人，是那样爱好和平 ” 他边说边舒展开法国人的胃口大吃起来，还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待面露微醺之态时，这位学者便袒露出喜欢思辨的天性。见他歪着胖脑袋问： “你们可看过罗素访华后写的《中国问题》 他在这部书里，高度赞扬了蔡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为‘少年中国’。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还说那里的学校不是培养西方强烈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真是位令人佩服的世纪智者，他能用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以超前的忧患向当今世界呼吁：中国的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 蔡元培听了大为感动，他因忙于编书还没拜读过这部大著。而李平原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罗素、杜威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轨迹。在巴黎，他先后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朋友。他们常聚会在简陋的宿舍里，探讨救国的真理，总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只见欧乐神情肃穆地放下筷子，又缓缓地发表起自己的独到见解： “罗素具有非常进步的中国观，他冷静地、诫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明白了这一点，惟美国人始终自以为是。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 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回答你，那就是‘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而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位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蔡元培忍不住也激动起来，他好像想起了当初在长沙和罗素的一次谈话。高兴地按住欧乐的手说： “这位英国人真是哲人，记得当初他就和杜威热情地赞美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反对陈独秀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在一天傍晚散步时明确地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用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你们看，这话说得多好 听说他正在为争取庚子赔款四处奔波，这次去英国一定要上门致谢呀！” 他们是三月下旬抵达伦敦的，蔡元培一到英国就出席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的欢迎会，慷慨地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意见和照片。他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罗素夫人，当时罗素正在美国讲学，罗素夫人真是位热心人，马上带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拜访了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交谈中蔡元培发现英国已基本确定了调查委员会人选，多是一些在华的商人和传教士，而且退款的用途也没有规定用在教育上。为此，他郑重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多派一些教育界名人前往中国调查，呼吁用主要退款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再资助一些著名大学的扩建和设备购置。蔡元培不愧是位学界名流，在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一股外交旋风。他先后拜访了牛津大学校长，会晤了剑桥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频繁地出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午餐会。并在中国驻英使馆代办宴请他时，再三提醒中国政府在考虑接待小组人选时，必须让胡适、丁文江等教育界名人参加，确保退款不用于军阀扩充武力和制造内乱。 他一直和蒋梦麟，和北大请名流保持着联系。蒋梦麟真是位行政奇才，居然将他魂系梦萦的北大治理得井然有序。对自己又是礼遇有加，百般照顾。他出国后就明确表态，今后只拿教授工资，每月二百八十元，原来六百大洋一月的薪水应扣下三百二十元给这位代校长。可蒋梦麟直到评议会作出决定，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最近又来信请他代表北大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还寄来川资四百大洋。所以蔡元培一处理完英国的事务，就于4月21日偕夫人抵达德国的哥尼斯堡，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这位先哲的敬意。紧接着，他又在夏天应邀来到维也纳，出席了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畅谈对推行世界语的最新看法。又受教育部委托，一路风尘地赶到海牙，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这是一次有关民族学的国际会议，专门研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遇见了留学莱比锡大学时的好友但采尔博士。这位昔日同窗现是汉堡大学教授，又兼任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他热情邀请蔡元培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说那里馆藏资料极为丰富。蔡元培一下子动了心，他是位天性爱做学问的人，当场答应冬天再去汉堡做一回老学生。 这一年有件趣事值得一提，蔡威廉已是二十足岁的大姑娘了，她的婚事一直是周养浩的心病。记得还是他们刚移居法国时，留法研习美术的林风眠，曾带着一位叫林文挣的年轻艺术家前来拜访，他们想筹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想请蔡元培出任名誉会长。林风眠当时已经结婚，那天他见蔡先生不巧出了门，就大方地坐下来和师母和蔡威廉畅谈起来。言谈中周养浩得知，这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林文挣比威廉大两岁，祖籍广东梅县，还是和周恩来同乘一条邮船来法国留学的。她见他为人厚道，又才华横溢，还不时地向威廉眉目传情，而女儿似乎对他也很有好感，灿如桃花的脸上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便动了撮合的心思。晚上睡觉前，当她提醒先生时，蔡元培却大度地说： “孩子们的事，还是让她自己定。记得当年罗家伦也曾向我提过亲，可威廉似乎对他一点也没有感觉 ” 5月22日的晚上，展览会终于在斯特拉斯堡的德皇旧行宫隆重开幕。筹委会假红楼饭店设宴招待本地和巴黎、里昂赶来的各界来宾，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第二天，中外观众达三千余人，真是极一时之盛。这次的展品多数是留法的中国艺术家所创作，其中也有周养浩和蔡威廉的新作。林文挣对这位名门围秀一见钟情，但他是位内向而执着的人，一直把炽热的爱深埋在心里。直到1928年他随林风眠受蔡元培的委托，去杭州倡办国立艺专时，才在西子湖畔向心中的女神倾吐出爱慕之情。 3 民国史上又一场军阀混战，终于借江浙战争为导火线，轰然爆发。 而挑起这场恶战的正是张作霖。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在关外厉兵袜马，试图问鼎中原，以雪一败之耻。1924年9月15日，他借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亲率六路大军，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一边紧急电召吴佩孚进京，一边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而在洛阳吴佩孚将军府的内屏前，曾高悬着一具大石磐。每当他作出决策之前，必以手击磐。就在他赴京前的一个黄昏，忽闻磬声大作，这位玉帅终于下达了对卢永祥和张作霖分头出击的命令。他的专列好不威风，远远望去共三十多节车厢，在深夜奔腾呼啸犹如一条游龙。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 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 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 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 ”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 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 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4 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 究竟回不回去 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 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 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 故乡 是故乡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 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 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 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 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 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 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 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 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 ”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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