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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 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 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 唉！我还能回去 ”“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 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 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 去……做……什么…… ”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 ”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 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 ”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 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 ”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 ……” 蔡元培平静的双颊上溢出了血色，来国外两年多了，他还从没听到过如此真诚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犀利地剖析过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李平原也显得很激动，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和这位日本朋友探讨中国的出路。眼见着海轮即将抵达上海，他也有许多心里话急于向蔡先生倾诉： “蔡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上原君独到的见解。应该承认，‘五四’以后一大批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消沉地退回了书斋，捡起了曾经反对过的‘国粹’。这是本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精神大逃亡，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哀呵！记得您当年是以浩然之气高擎着理想火炬单身北上的，您什么人也没带，却为我们带来了兼容并蓄和思想自由两大武器。什么才是您真正倡导的北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我们探讨了多日，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君。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把衣物披在他那瘦弱而冰凉的肩上。蔡元培欣喜地握紧她的手，仰面大笑道： “养浩，我终于恢复了自信，我决定北上了！” “您真的想好 张作霖可不比黎元洪和徐世昌呀……” 蔡元培义无反顾地点点头，说：“想好了，在中国自古改革是要流血的。当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就是被西太后杀掉的。想想谭嗣同，想想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的勇气，我一介老夫还有何畏惧 ” 寒风中周养浩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怀孕了……” “真的……看我这老糊涂……哈哈！” “孑民……我们一齐北上吧……我不能离开您！” “好！我再一次……谢谢你……” 历时一月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当轮船于2月3日停靠黄浦江时，蔡元培夫妇都穿上了雍容华贵的中式眼装。前来迎接他的各界名流特别多，男男女女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分别乘坐汽艇而来，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雅和气派。那位吃白食的德国男侍开始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位看似寒酸的老人并不是穷秀才呀。他还算聪明，悄悄地拉住两位年轻人问： “这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 李平原故意唬弄这小子说：“他的官在德国相当于部长，他的身份应该不小于一位伯爵吧！” “上帝 请宽恕我的罪行……” 他吓得连忙向蔡元培弯腰赔罪，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蔡元培却面容仁慈地扶起他说： “以后可别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 “先生，在您高贵的灵魂面前，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进兵上海，而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出兵北上。奉军终于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很快就退缩到山东一带，东南半壁顷刻成了孙传芳的天下。此时的张作霖分外尴尬，他与冯玉祥的矛盾已水火难容，为了先借吴佩孚、孙传芳之势对付国民军，他不得已主动去向吴大帅说情。一贯仇视冯玉祥的吴佩孚立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在1926年的初春，先击败岳维峻部，占领了河南省。接着又沿京汉路北进，攻下了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不得不又一次通电下野，在去苏联考察前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和鹿锺麟接管。3月12日这天，奉系的后台日本凶相毕露，先以日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后悍然炮轰岸上的国民军。鹿锺麟被迫下令还击，日本又纠集起当年《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拆除大沽炮台和清扫海面水雷的最后通牒，并限于3月18日给予答复，否则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降临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蔡元培正在杭州养病。他先接到了蒋梦麟的电报，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他立即忧心如焚地回电，关注起事态的发展。 其实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开始。3月18日的清晨，近五千人陆续来到金水桥畔，群情激奋地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主席徐谦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对李大钊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 他那沉稳坚毅的风采，给一旁的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大钊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阶层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声势浩大的游行是下午开始的，当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时，这位铁腕人物正悠然地在公馆里下围棋。他其实早已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所以当学生队伍一涌进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早已紧闭，密密麻麻的卫队，分十余层荷枪实弹地排列在大门外，就先自停了下来，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这位官员打起官腔，喝令代表退出大门，要队伍赶快散开。全场顿时哗然，有人高喊：“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边传来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李大钊一看不对，忙向人群挥动双手叫嚷：“快散开，快到操场外边去！”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打大旗的王一飞，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立即卧倒，幸免一死。而正在喊口号的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口部，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 惊恐的人群纷纷向东西辕门奔跑，但刽子手已经将大门关闭起来。一位指挥官狂鸣警笛，驱使手持步枪、木棒、大刀的士兵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砍杀。顿时血肉飞溅，伏尸累累。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中弹倒地，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刽子手在清理场地时，不但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都是一丝不挂地暴尸街头，令人惨不忍睹。 而当镇压的枪声刚停，北京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前往吉兆胡同报告时，身着便装的段祺瑞边和日本顾问下棋，边声色俱厉地怒斥道： “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 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哼！从‘五四’到今天，老子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 ”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 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 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 ”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 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教。 在这虎狼当道之时，蔡元培还有必要北上 他真的还能北上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怅然地送别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后，就愤而致电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确表示辞去北大校长，辞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面对军阀的残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义的旗号进行抗争。虽然北京政府迫于他的声望没有批准这份辞呈，他也依然关心着北大的一切，但是，命运终于将1926年的蔡元培留在了上海。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风云突变的广州，耳边仿佛传来北伐的炮声…… 3 这一年的春天真是充满肃杀之气，北方的“三·一八”惨案血迹未干，南方的“中山舰”事件又接踵而来。蒋介石真是吃了豹子胆，以身家性命和前程下了一次大赌注。 3月18日和19日，蒋介石发现停泊在黄埔大本营的中山舰升火待发，他又接到同一人三次打来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这种可疑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当时和广州的三位苏联军事顾问关系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阴谋劫持他，会把他弄到海参崴流放。于是，他犹豫之后果断地决定镇压。他在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大批军警，扣住了这艘军舰，拘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以“保护”为名，让他的军队解除了苏联顾问住地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总部卫兵的武装，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这一突发事件，既没有征询汪精卫的意见，也没有向苏联顾问预先发出警告，加上他平时树敌过多，所以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刚从东江前线返回广州的周恩来，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说他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而何香凝还要愤怒，冲破重重岗哨找上门要他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对得起谁 ” 当然，来自共产党的反抗更为激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商量对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们必须公开声讨，迎头痛击，削其兵权，将他开除查办。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毕竟有限。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这位大盟兄出来为之解围。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时刻关注着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全身心地帮他出谋划策，扫清夺取最高统治权征途上的各种障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面目出现，有意和蒋频繁接触，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为了斡旋与汪精卫的矛盾，他还亲自邀请两人带家眷同游黄埔东面的海神庙。这次又关门密谈了几次，为他巧度难关献上了一条条锦囊妙计。 于是，蒋介石先主动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处分的圣文。还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然后与鲍罗延开始了紧张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鲍罗廷似乎过多地看重了蒋介石的作用，对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了三条君子协议，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召回令蒋最反感的三位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开除一群更为保守的国民党官员；鲍罗廷同意支持和援助北伐。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主动离粤去了法国。蒋介石终于在这场政治赌博中成了大赢家，他趁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之际，召开了中执委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将自己增补为军委主席。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先推选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再由张提议他出任组织部长，逼迫共产党让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以及秘书处的一系列重要职位。毕竟北伐是孙中山留下的遗愿，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继张静江登上中常委主席宝座以后，终于踌躇满志地于7月9日誓师北伐。出师前，他将中常委主席一职交给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就这样成了蒋留在大后方的核心人物，张静江指使同乡陈果夫接管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向各地党部派出一批反共的亲信分子。待部署完这些大事后，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发迹地上海和浙江。他突然想起了多年的老友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频繁地与他们书信往来，商量起北伐军南下后的各种策应措施。 难以北上的蔡元培终于又陷入了令他一度厌烦的政治。当时的上海还在孙传芳势力控制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管浙江省政，夏超又推荐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李石曾又像影子一样粘住了这位容易受人摆布的老书生。一个秋天的下午，吴稚晖拿着张静江的信来找蔡元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了响应北伐，静江兄已指示褚辅成、许世英、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划三省自治运动，抵制孙传芳请来的奉鲁军南下。静江兄想请你出山，代表浙江参加联合会。” 蔡元培为难地说：“我一介书生，又不懂政治，恐怕难担当此任哟！” 吴稚晖是位老谋深算的典型政客，与蒋介石和张静江关系又非同一般。他非常羡慕张静江的登龙之术，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眼见蒋介石将大功告成，一心想借蔡元培的声望，与李石曾一起，以“四元老”的名义集体登台亮相，为自己在未来的中国政坛谋求一席之地。所以他一见蔡元培无意政治，就急忙鼓动如簧之舌竭力劝说起来。见他沉下脸厉声说道： “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怫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 ”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厂 蔡元培和马叙伦是1927年1月5日乘海轮前往宁波的。此行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因为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浙江政治分会代主席，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先成立浙江省政府，他们也想实地考察一番。同行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姜绍谟。可是一到宁波，就见满街都是刚反正的周凤歧的溃兵，谣传孙传芳部队即将渡曹娥江而上。于是他们又匆匆避走象山，几天后便漂海前去福建，一直逗留到初春才返回上海。当时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已攻克福州，蔡元培应邀前去做客。并以党国元老的声望，分别在革命军第四师和福建省党部演讲。正在厦大任教的顾颉刚碰巧来福州买书，闻讯后便请恩师前往厦门小住了几天。厦大正在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已赶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告急。听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北大的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很多年后，顾颉刚仍忘不了这个印象，那天校方宴请蔡元培时，他也应邀作陪，席间有一正人君子，突然痛骂起学生不安分读书，专门喜欢参与革命和政治，只见面容慈祥的蔡元培，沉着脸放下筷子正色道： “目前的中国，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如不让他们担任，该让什么人担任 ” 谁也想不到他会发这样大的火，宴会顿时不欢而散。 也就在这天下午，他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当谈到浙江的革命工作如何不顺利，他四处奔波仍毫无起色时，这位刚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六十华诞的老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一旁的姜绍谟也潸然泪下，他自民国十三年在北大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暗中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已在杭州的马叙伦与夏超有深交，就鼓动马先生顺利地策反了夏超反正，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可是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光荣殉职，他也只好追随蔡先生一路逃难，亲身感受到许多的精神风采。先生真是一位极其俭朴的人，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只，箱内除换洗衣物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先生因左脚有病，早年曾动过手术，行走时不太方便，但他从不假手于人。每次搬迁前，姜绍谟都想替先生整理行装，但每次他早晨起床时，先生总是笑容可掬地坐着等他，早已将铺盖整理好 他除了每天替先生寄一封信给周夫人以外，实无一事可以帮忙。先生是大名流，待人接物却很谦和，一路上饮宴很多，无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都举杯回敬。他自己虽然拍“梅兰芳”，但是每当别人敬烟，不论好坏他都接受。记得在象山时，有一位朋友招待很周到，连早餐也预备了酒菜。自己虽然贪杯，却没有早晨喝酒的习惯，有一次竟将杯子倒过来放，表示不愿意喝酒。蔡先生没说什么，事后却和蔼地说，你不喝酒不要紧，倒一杯摆在那里就行了，但把杯子倒过来放就不好吧？先生讲话总是这样，从不疾言厉色，也不教训人不懂礼貌，但却在和风细雨中把道理讲明白 记得他们是搭乘小渔船去福建的，当时风浪大作，一叶扁舟，飘泊海上，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非常镇静，见自己因晕船终日蜷卧，情绪低落，还强打精神讲起《苏报》案屈死狱中的邹容，讲起秋瑾和徐锡麟，讲起革命的艰辛。讲到动情处时，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 当时的鲁迅已在厦门大学任教，听说正和顾颉刚闹矛盾，还听说他曾独自苦闷地在坟场边请人拍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看蔡先生，他为什么会不来看自己 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4 这是1927年的元旦之夜，狰狞的月色寒气逼人。在江西南昌的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在宴请刚从广州前来的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批支持他的政府要员。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说：“今天各位能从广东来到南昌，我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哟！”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终于随着北伐的胜利提前爆发。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原来迁国民政府到武汉的主张，主动挑起了“迁都之争”，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的领导机构，由徐谦任主席，鲍罗廷任顾问，全力筹备起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这个权力机构马上遇到了南昌的军事集团的挑战，蒋介石和张静江也很快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暂设南昌，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蒋的意图是分两路进攻上海，抢先控制住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而武汉一派正极力主张北上，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部迅速会合，从而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战利品——北京。 张静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他一到南昌，就公开表态拒绝去武汉。身为中常委的代主席，连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拒绝到会，他究竟在干什么 他其实很忙，整天拖着行动不便的病体，在旧江西督署和牯岭岩行辕内，与蒋介石和黄郭密谋个不停。一天深夜，张静江突然请二位前来商量，见他深思熟虑地说： “介石，最后摊牌的时机终于到 我仔细想过了，我们如果再不先发制人，武汉的鲍罗廷和邓演达、徐谦等人就会于掉你。而共产党也像个赤色恶魔，终于借北伐之机公开发展起来。现在到处都是农会在分田地、杀士绅、报私仇。上海的总工会又在酝酿第二次武装起义了，虞洽卿和黄金荣已接连向我求救，说再不清党，江浙财团在上海的利益将发发可危。为此，我特地制定了一份行动纲领，供二位参考。” 蒋介石如获至宝地接过文稿，目光贪婪地读了下去。他一气读完后，又递给拜把子弟兄黄郛，阴沉地发出一阵狞笑： “好！人杰兄功不可没。我不能为苏俄和共产党而北伐，与其说待攻下北京再摊牌，还不如趁早动手，清除心头之患。另外，你提到的外交问题很重要，我已布置专人在和日、英、美等国接触。还有一个军饷最让人头痛，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黄郛正沉浸在兴奋之中，见他击案赞叹道：“人杰兄真是大手笔 中国将为此翻开崭新的一页。真是写得好 第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第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和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第三，力争早日克复沪宁，联络绅商，谋求东南稳定。第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日统一。至于军饷问题，介石兄也不必过虑，由我亲赴上海负责筹措。” 一个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就这样出笼 一场国共两党最初的血腥较量，也由此拉开了沉重的帷幕。几天后，张静江和黄郭分别潜往上海，张以元老身份开始为清党大造政治舆论，而黄郭却充当起筹措军费的总代理人。蒋介石是宁波人，又曾长期混迹于上海商界和黑社会中的宁波帮。黄郭先后拜访了上海中国商会主席虞洽卿，黑社会首领和法租界巡捕头领黄金荣，他们都慷慨解囊欢迎蒋氏接管上海。黄郭又将蒋要求更多财政资助的密信捎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嗷，又一下子筹集了数十万银元的巨款。 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于2月18日占领杭州的捷报，把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大大推进了一步。白崇禧又迅速将部队推进到距上海仅47公里的战略要地嘉兴，双方都在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加紧准备。在南京，孙传芳与他的新盟友张宗昌会晤，同意将上海防务交给鲁军。交接期间，孙的部下李宝章将军仍留任淞沪警备司令。趁此机会，上海的共产党领袖发动了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瓦解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尽可能多地控制中心城市。李宝章无情地镇压了起义，派出他的大刀队在上海大开杀戒。但是起义毕竟将数十万工人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不过，这也许恰恰为蒋介石寻求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终于和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铁血联盟。 坐镇上海的张静江成了发动这场政变的后台老板，他频繁地在寓所召见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代蒋下达各种指令。吴稚晖和李石曾恍如哼哈二将，一有空就往他府上跑。这是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刚午睡醒来的张静江心里不踏实，又打电话叫来了吴稚晖。他神情焦虑地说： “我们这盘棋已下得险象环生了，现在只要走错一着，将全盘皆输。为了对付我们，武汉的三中全会掀起了捧汪倒蒋的高潮。上海的共产党又将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估计他们会抢先接管这座城市。我们怎么办？我已亲自给姓汪的去信，劝他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合作。另外，我想请你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中央通过。今天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我们究竟该以什么名义提请‘清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策略。” 他说完后疲乏地低垂下头，心绪不宁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吴稚晖不愧是位摇羽毛扇的军师，稍一沉思便胸有成竹地说： “此事牵涉到中外舆论，人选至关重要。军界和政界都不宜出面，最合适者还是由我们这些担任中央监察委员的党国元老出面。” 张静江在一架紫檀木的古玩柜前停住 他听得很仔细，却神情淡漠地摸出一件乾隆官窑瓷盘，又怏怏地拿起一只洪宪瓷瓶，说： “也只能这样 不过我们几位与蒋关系太密，口碑也不怎么样，就像这不太值钱的洪宪文物。而蔡元培既是学界泰斗，又有道德文章，真好比是一件天下公认的官窑器哩。但是真要拉他入伍，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 ” 吴稚晖被他的譬喻惹笑了，他老谋深算地也眨了眨鬼眼，阴笑道：“此公有三大弱点，一是容易被人左右，尤其是老朋友。如我去看他，说在大街上见到了三条腿的狗，他可能还将信将疑。但如果你和李石曾也这样说，他就必信无疑 二是他天性反对暴力，希望通过互助来改良社会。我们只要和他多讲些共产党滥杀无辜的暴行，他就会摇摆不定 三是他一心想教育救国，又苦于无法北上。如你能许愿今后由他主管全国的教育和文化，他自然会有所感动。他是位非常顶真的书呆子，听说这几天一回到杭州，刚代你担任了浙江的临时主席，就闭门造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改革和建设浙江的长篇方案。逢人便讲如何建设，如何办教育、工业、农业和商业，真是令人笑掉大牙呢！” 张静江闻言大悦，他不得不佩服起这位仁兄的韬略。许多看似复杂的事，往往经他一点拨，就豁然开朗 3月21日，正当白崇禧部逼近上海南郊时，由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胜利地控制了这座城市。就在同一天晚上，张静江却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单独约见了蔡元培。他果然按吴稚晖的主意，先拿出一份各地共党图谋暴乱的情况通报，递了过去。湖上的长风，带着夜鸟的惊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蔡元培面色惶恐地盯着那张冰冷的驴脸，觉得他那阴森可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出来似的令人毛骨悚然。 “孑民兄，告诉你一个最高机密，介石对于国共分离已下定决心。南京战事一定，他即来上海共商应变大计。我这次赴杭，就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的心一沉，觉得自己突然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命运强迫他必须立即作出选择。他沉思片刻，迷惑不解地询问道：“人杰尼，这三大政策可是孙先生生前制定的，现在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就同室相煎，岂不是有违总理遗训 ” 张静江不满地膜来一眼，用细长的手指弹了一下那份材料，说：“现在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在主动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党已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如果总理活着，也会赞同分道扬镳的！” 蔡元培无奈地低下了头，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自福建回浙江的一路上，他发觉在北伐军的将领中，反共情绪已日趋严重。各种流言随暴力在空气中弥漫，在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听说一些北伐将士的田产被随意查封，农会可以当场宣判就枪杀地主，一些公报私仇的二流子甚至杀死主子，把人家的小老婆硬往绣花大床上抱…… 他终于被越来越浓的血腥味呛得迷惘起来，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叹息：“工农革命……不该是一场……痞子运动 ……” 张静江像位老练的猎手，他见猎物已开始就范，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很快又小心翼翼地劝说起来： “孑民兄，你不了解介石，他却很敬佩你的为人和在学界的影响 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革命领袖，挽救中国的重任只有他能够承担。作为老同志，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上海，他很想当面向你请教呢！” 三天后，蔡元培随张静江离开杭州，同车返沪的还有马叙伦和蒋梦麟。北大已沦落奉系教育总长刘哲的控制范围，蒋梦麟也只能四处避难。那天沪杭铁路因破坏刚恢复通车，一路上还经常停车，他们这些学界名流和党国要人，也只能搭乘一辆破旧的货车，在中间搁了几张椅子，一路颠簸地来到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白崇禧先匆匆会见了他们，眉飞色舞地宣布他的部队已进入上海，刚肃清北方军的残部。他已命令停止总罢工，命令所有小股武装分子必须交出武器，并向各国领事馆保证，绝不允许任何人以武力占领外国租界。没过多久，吴稚晖和李石曾又赶来迎接蔡元培一行。吴稚晖神色忿然地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今天一路上北伐军又抓了二十几位自封‘将军’的‘黑衣枪手’。他们打着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原来全是被共产党收买的鲁军兵宿和黑社会流氓。看来‘清党’已是迫在眉睫 ” 李石曾也激昂地晃动起那颗瘦脑袋，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昨天清晨，占领南京的数股国民革命军有计划地袭击了英、美和日本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掠了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员。下午三时，两艘外国军舰以掩护侨民撤退为名，猛烈地轰击了南京城，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据查这起恶性排外事件，又是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政治委员和下级军官煽动起来的。共产党实在太可鄙了，如果再姑息养奸，国民革命将中途夭折，先总理将死不瞑目 ” 李石曾说着说着竟涕泪俱下地痛哭起来，他那种耿耿不平的焦虑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出门回家时，蔡元培感叹地对马叙伦和蒋梦麟说： “分开也好，既然国共两党的宗旨和目标完全不同，迟分还不如早分。唉！仲甫在哪里 守常在哪里？我真想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 蒋梦麟却异常担忧地仰面长叹：“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我已闻到了血腥味！” 两天后，蒋介石从南京抵达枫林桥总部行营。汪精卫将于4月1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必须为这场决定他命运的谈判备足筹码，提前做好准备。他匆匆地将军权托付给白崇禧以后，就关起门和张静江密谋起来。他非常赞赏和感谢这位盟兄在“清党”问题上的政治策略，第二天就将蔡元培等元老和蒋梦麟、马叙伦请来行营长谈，还客气地留他们住了几天。 他和蔡元培不熟，吴稚晖殷勤地在一旁穿针引线。那天的谈话他对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踌躇满志的总司令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以军人的威仪身板笔挺地和他长谈了几小时。蒋介石一再强调，“清党”是迫不得已，鲍罗廷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第三国际”的版图。他们已在蒙古扶植起一个亲苏的政权，你看吧，下一步就会鼓动他们独立。鲍罗廷还控制了武汉政府，正在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和党内异己。 蔡元培也一再声明，他不懂政治，只会办教育。但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他可以同意“清党”。但是他反复告诫对方，他理解的“清党”，就是把共产党请出党外，而不是像杨虎等人说的随便捕人，更不允许随便杀人。就是个别人有罪，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定罪。 蒋介石显然有点不悦，惊诧地打量起这位知识界的泰斗，怏怏地说： “蔡先生真是位仁慈的圣贤，下一步兄弟还真想请您帮忙，主长全国的教育呢2” 蔡元培果然顶真地扶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和梦麟先生私下谈起过。如让我们办教育，我想把教育部改成大学院，在中国推行法国的大学区制度，真正让教育学术化，让教育独立于任何政党之外！” 蒋介石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还有许多大事需要部署，便找了个借口，告辞而去 蔡元培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歧路。他先后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清党”议案。又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等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政治拐杖。他确实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几天后，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盛大庆典上，他还神色庄严地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记得那天阅兵典礼后他又发表了演说，老先生好像真的动了点怒气，他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要知道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与南京的关系极大。现在武昌方面是冒充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发号施令都是受俄国人指挥的。要知道中国的病，好像一个患虚弱症的人，要用补药才能救治。而俄国的鲍罗廷却拼命用大黄去泄他，试问这样一个虚弱的人，经得起再泻 现在我们的责任更大了，一方面要打倒游荡的北京伪政府，一方面还要扫荡操纵的武汉伪政府，然后三民主义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 ” 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张静江，诡谲地瞟了眼吴稚晖，有点得意地说： “老先生终于为我所用了，这次还很荣幸地和你一起，被汉方党内警告三个月哩！” 吴稚晖却不无担忧地说：“他恐怕很快会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最后离我们而去。” 4月12日这天蔡元培起床很晚，下午会晤了一位朋友，谈的很久，第二天他就去了南京。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上海的那幕惨案，但一路却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场民国史上最残暴的杀戮。看到了南京、杭州大批横尸街头的赤色分子。到处都是搜捕的警笛，到处都是镇压的枪声。他开始疑惑了，难道这就是他期盼的“清党”？难道这就是他用生命和尊严维护的党国？而李平原之死却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天他刚回到上海，马叙伦就赶来报信，说李平原已随黄埔军校训育主任萧楚女一齐被捕。他的公开身份是罢工会执行委员，李济琛已将他列入共党分子押入死牢。蔡元培惊得面无人色，当场给李去电，要他“刀下留人！”又急忙赶去找张静江，求他立即向蒋介石说情。待听完张静江和蒋的电话，他才不安地回去，可是没几天，他就看见了李平原血淋淋的人头，高悬于广州城头的大幅照片。他还没看完报纸，就两眼一黑地昏厥过去。醒来时，见身怀六甲的周养浩也在低声饮泣。眼前总是拂不散归国海轮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张幽默而喜欢思辨的可爱笑脸。李平原是从他身边踏上救国之路的，如果连这样的热血青年都无法容忍，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他终于像头愤怒的老狮子，四处奔走呼号。他开始频繁地给军政要员写信，要他们“救救青年，不准杀人！” 他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的桃花在弥天风雨中分外憔停、马叙伦见蔡先生神情忧郁，便约了蒋梦麟一起同游烟霞洞，还在寺里备了一桌素席。他就是在吃饭时看到了那份《晨报》，顿时哀情大恸，眼泪又沿着双颊哗哗地滴入汤碗内。 他语音哽咽地一遍遍询问两位老友：“你们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张作霖有何两 张作霖是反动军阀，我们……又是……什么 ” 三位回不了北大的名流，悲怆地斟满一杯水酒，向着北方遥祭亡友的冤魂上路。苍天为之动容，洒下一天浊雨。 5 岁月又匆匆地流逝了一年。 一年后一个秋天的中午，蔡元培又回到了南京，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栖霞山下，出席大学院同人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就在两个月前，这位个性耿直的大学者，匆匆写完《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就毅然递交了辞去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的呈文。惟一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悄然赴上海定居。今天，当他乘坐的汽车，在新任院长蒋梦麟、副院长杨杏佛陪同下，出现在芳草茵茵的山下时，在场的六十多位同人，都激动地拥上前鼓掌欢迎。呵！蔡先生明显老了，步出车门时手脚是那样迟缓而羸弱。当他望着这些昔日情如手足的部下和门生时，眼角又突然潮湿起来。 蒋梦麟感叹地扶他入座，为他斟酒，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他来中央开会的。就在上午的会上，通过了他的院长任命。他的内心却很复杂，也很迷惘，试行一年多的大学区制度已明显失败，他在这多事之秋仓促上任，又能干些什么 他是蔡先生的学生，自十年前受命于危难之时，几次代理北大校长以来。心里只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未竟的事业补台。他终于苦涩地举起酒杯，与杨杏佛一起劝先生用餐。先生慈爱地望着他俩，仰面一饮而尽。同事们纷纷前来敬酒，先生凝视着大伙那依恋的眼神，又喝了许多酒。一旁的杨杏佛急了，急忙劝阻别再敬酒了，先生喝酒很少挟菜，又从不吃饭，加上心情压抑，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蔡先生却说别扫大伙的兴，今天难得一聚，心里痛快，多喝几杯没事。他就这样又多饮了几杯，很快脸色酡红，额角渗出了冷汗。两人忙扶他靠在沙发上，送上热毛巾和茶水。蔡先生已有点语无伦次，也许他心里藏着太多的隐痛，一开口便让人心里发酸： “唉！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有时真惊叹自己的忍受力呀！先是王国维投湖自尽，康有为暴卒苏州，现在连那位辜鸿铭也在今春撒手西去 静安死得好惨呵！眼前总是拂不散他临终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被这黑暗的世道逼死的 再看看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不管政见如何，不又都是殊途同归 仲甫听说已被他创建的党无情地抛弃，而他的儿子延年，却死于我们的‘清党’。适之也一直在外流浪，牢骚满腹，却回不了北大。玄同是更加消沉了，只能以‘疑古玄同’解嘲。豫才也从广州败退上海，过着卖文的生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给他开支点生活费。唉！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无论何党派执政，都同样不给知识界一点出路和希望 我还不明白，为何在法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度，在中国会失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难道是我终生追求的信仰错了 我痛苦是我找不到出路，是我的信仰无法实现呀……” 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称浙江大学区，以蒋梦麟为校长。又将江苏的一些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称中央大学区，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按蔡元培的设想，是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校长一人，综合管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各大学区均设评议会、秘书处及研究院，并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三部。他的本意是想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让原来衙门化的教育机构逐步学术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各区的大学校长必须是精通学术和行政的通才。蒋梦麟还能勉强凑合，而那位张乃燕却疲于奔命，上任后搞得一团糟，最后终于做不下去 当然，真正导致这次失败的还是那位李石曾。杨杏佛一想起此事就耿耿于怀，他见蔡先生神情沮丧，愤愤然说： “事情全坏在那个口蜜腹剑的奸刁学阀身上，还有吴稚晖这老滑头，全是一丘之貉。” 杨杏佛今年35岁，这位江西人长得四眼隆鼻，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和哈佛留过学，乍一看真有点像外国人哩。他出任过孙中山秘书，极富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办事又果断干练，深受蔡元培的信任。蔡退守中央研究院以后，又请他出任了秘书长，并从此成为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之一。 蔡元培的心却被他的话刺了一下，嘴角痛苦地抽搐起来。也许他最难以启齿的羞辱就是遭朋友暗算，而这次恰恰被几位老友耍弄了一回。 北伐军是6月攻克北京的，当时的北大已被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强令取消，与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刘哲治校也搞恐怖政策，他不但强迫学生读经文，学八股，习闱墨，取消男女同校，还四处安插亲信，连校役也由便衣充任。他的口头禅是：“谁捣乱，我有三法让你死。一是诬你为共党，送天桥枪毙。二是逮捕后命狱吏将你毒毙。三是用汽车运往南口活埋。”在军阀的无知统治下，北大原有教授仅剩十分之二三，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各系，北大便由此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名者是一文科教员把法国哲学家孔德拉到中国出生，还考证他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而另一位教孔孟哲学的还要开放，干脆说孔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先驱。 所以说，当张作霖和刘哲一伙败退关外时，北大师生欢欣鼓舞，还以为获得了新生。他们发表了《北大复校宣言》，国民政府也专门开会讨论北大问题。最后赞成恢复北大旧名，并请蔡元培兼任校长，蔡也表示同意。但是就在同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在教育界也有一定名望，又企图控制北方教育大权的李石曾，竟唆使易培基反对蔡恢复北大的主张，提出改京师大学为中华大学，仍由蔡任校长。由于蒋介石对北大传统心有疑惧，有意偏袒李石曾一派，再加上吴稚晖和张静江暗中作祟，易培基的提案被最终通过。蔡元培十分气愤，坚辞不就校长之职。几天后，国民政府又批准了他的辞呈，改任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 消息一传到北京、各校师生大哗。北大学生拼死捍卫校务，拒绝李石曾接管。李见局势不妙，又建议将中法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同时成立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要求恢复校名，自动开始恢复被刘哲摧残的各系组织。还打出了“北大独立”、“反对大学区制”的标语，一时“复校团”、“救校敢死队”、“武力护校团”等组织都冒了出来。也就在这几天，北大学生会正在组织示威游行，还砸了怀仁堂西门李石曾的校长办公室和住处。就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吴稚晖和李石曾还厚着脸皮，跑来求他出面调解与北大的关系呢…… 一想到这里，蔡元培的脸上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喟然长叹道：“真没想到呵，平生志向皆幻灭于歧途……” 蒋梦麟关切地询问：“先生下一步又作何打算 ” 蔡元培想了想，目光决绝地说：“我已快老成凋零，没有退路 我只能坚守住最后一个阵地——中央研究院。我已请李四光筹建地质研究所，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让傅斯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打算花几年时间，建立物理、化学、工程、天文和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天下英才，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尽快奠定一点科学和文化的家底子。还想在年内将秘书长一职改为总干事，今后杨杏佛可能得跟我常住上海 ” 杨杏佛豪爽地点点头：“悉听尊便。” 当午宴结束时，蔡元培又愁云密布地不安起来。他想起了一件事，悄声地说： “你俩帮我拿个主意，今晚姓蒋的要请我们这批开会的元老吃饭。我本想推辞，可听说他要我出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又急了，我想当面谢绝可能会更好些？” 蒋梦麟处事比较老成，他怕当面推托会惹恼这位独裁者，就婉言劝道： “要不，先当一段时间再说？” 蔡元培顷刻沉下脸说：“我不愿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说完，便起身告辞而去。杨杏佛钦佩地望着他瘦弱的身影，由衷地赞叹道： “蔡先生不愧为蔡先生！” 晚宴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举行，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冠盖云集，觥筹交错。戎装笔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高傲地端坐在首席上，接受各方将领和名流的恭维和祝贺。北伐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在今天，张学良拍来密电，表示他愿意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东北各省于年底前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位讨厌的鲍罗廷终于灰溜溜地走了，他是去年宁汉合流后，从冯玉祥的驻地长途跋涉回国的。而各地的赤色暴动，也在无情的镇压下烟消云散。蒋介石环顾左右，得意地笑 在中国的大地上，他从此再也无需仰人鼻息，看人眼色行事 他是位堂堂正正的元首和领袖，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成风凛凛地拉开了帷幕。 蔡元培却孤独地坐在靠门的桌子一角，刚才谭延闿已对国府五院组织法作了说明，也许在明天的中央政治会议上，将通过对他的任命。他已无心在这种场合去向高高在上的蒋介石自讨没趣。他决定中途离席，连夜返回上海再递辞呈。正当他悄悄地走出大门时，吴稚晖快步追了过来，关切地问： “怎么不辞而别 明天还要开会呢！” “请代我求当局收回成命，否则坚辞不受。” “这又何苦 张静江为了竞争这个位子，差点没和姓蒋的翻脸呢。最后什么也没捞到，只能怏怏地回杭州当浙江省主席去 ” “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再说在当今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又有何真正的监察制度可言 ” 吴稚晖是位张良式的人物，又长蔡元培4岁，已是66岁的老人 他从张静江的突然失势上，感悟到蒋的刚愎和残忍。他想起自己渺茫的晚景，忍不住感叹道： “狡兔死，走狗烹……谁让我们都踩进了政治这个陷阶 ” 夜色中秋虫低吟着不幸，两位老友终于在越来越浓的夜雾中分手 深夜，蔡元培乘快车离开南京。当列车抵达上海时，满天的彩霞正喷涌着扑面而来。 新的生活开始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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