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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二、“阳谋”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报》论调公开转弯，接连发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鸣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等。

　　6月22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五月的一天，我随查汝强和他的老友乘单位小汽车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学。只见满墙大字报，还有海德公园似的自由论坛。每篇大字报，每个讲演都举起民主、法制的旗帜，尤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对封建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专制、等级、腐化等各种残余毒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一趟走马观花，使我很兴奋，真希望新中国能通过此次整风，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垃圾涤荡干净。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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