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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文联鸣放会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艺处。曾平处长召开了我处人员鸣放的处务会，处内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如实地汇报文联鸣放情况，同时认真地提出党应改进某些作法的意见。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有意见呢？看来主要是没有调查清楚就开了斗争会，既然是当成反革命分子斗，群众当然就会不客气，吐唾沫等行动也就会发生了，可斗到最后，查无实据，这样可就伤害了被斗的同志的感情。以后还是要多加强调查研究才好。”曾平处长没有表态，接着又追问我许多问题，如：“你对当前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开放同人刊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如何看？”

　　不知“阴谋”是以“阳谋”形式出现的我，竟然天真地说：“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处里其他人没有一个表态的。曾平处长继续追问：“你说说怎么个有道理？”我回答：“我想要干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将自己变成这项工作的内行。列宁在10月革命成功后不是也号召革命干部要学习做生意吗？不就是要求外行变内行吗？”散会了，我继续关心鸣放。我想起人民大学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中强调的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还有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现象。觉得这些敢于直言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是对的，党如今能征求意见、要不断改进工作，多好的党啊！我早已忘记了1955年对我审查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因为我已承认自己当时是有错误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所谓胡风集团的“内幕”，就为因胡风问题而被批判的毛承志辩护，可说是逆潮流而动。那么这次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是顺潮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知道曾平对我的追问是在实施“诱敌深入”是“阳谋”，只是为了凑够揪出“右派分子”数字的指标；奈何！每个部门必须完成按百分比揪出“右派分子”的指标啊！就是这位紧跟形势的曾平处长，曾经是解放前和平门那个地下党领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的经理；平常在文艺处，我们相处也不错，从来没有喊过他“处长”，而是直呼其名，当时市委机关都是这个风气，最多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白之冤，在市委党校蹲“牛棚”时跳楼自杀。

　　六、遭遇逆转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后，公开点出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文汇报》的后台，章罗联盟是右派的总头目，他们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布置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把反右运动推向高潮。文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做了指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章罗联盟的同时，在各大学内万箭齐发地批判葛佩琦、林希翎、谭天荣等是一批“蓄意翻天”的极右分子。文艺界也是首当其冲的批判靶的。

　　被划为右派的从“章罗联盟”起，著名的民主党派成员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许德珩、龙云等29名，加上“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共89名。中共内省、部级以上的如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沙文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9名，文学界有著名作家丁玲、冯雪峰、萧乾、傅雷以及青年作家王蒙等45名，新闻界著名主编、记者浦熙修、戈扬等11名，美术界有刘海粟等名画家7名，音乐界《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茶花女》主演张权，社会科学界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首陶孟和的陶大镛、潘光旦、吴文藻（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等13人，教育界最多。以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为首的知名学者、教授逾百名，自然科学界以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力学家钱伟长为首的专家4名。此外还有工商界著名人士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大陆委员董守义。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像一阵狂飙几个月就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揪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受牵累的家属亲友难以计数。（以上参考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751至762页829页）

　　天啦！我一下子懵了，“不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吗？”难道又错了？

　　文联会上那些热情的发言者，首先被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的，不仅是施白芜，年轻的作家刘绍棠、葛翠玲也都被揪出来，而且曾平再不派我去文联参加反右运动了，我又到了“弄不通”的时候了，下意识地接受1955年的教训，命令自己快转弯吧！于是跟着批判章、罗，而且写诗表态。

　　但是，晚了，晚了，回头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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