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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六、梅剧团妖风四起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有一天中午，从剧团外边走进来一个女中学生，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剧团——中和剧院剧场，往大厅中间叉腰一站，嚷道：“谁是走资派？”平日老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刘团长，此刻早已只敢低头走路了。他听到小姑娘一声喊问，忙立正站到小姑娘面前答道：“我是！”小姑娘问：“什么出身？”刘答：“地主。”小姑娘一声大吼：“跪下！”刘团长扑通跪倒尘埃。于是小姑娘叽里呱啦地一通教训，全团人也在周围陪斗。小姑娘教训完了扬长而去。演了一出崭新的《子教三娘》大戏。

　　江青，在文革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她法西斯政治的才能，她还要在文艺上树自己为旗手。她以剽窃别人成果的方法，达到一步登天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龙江颂》《白毛女》八个戏拿来，集中全国的专家和丰富的资金按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改编，于是就成了她抓出的所谓“样板戏”。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中，全国人民和一切剧种都必须学唱这些“样板戏”，不学是立场问题。虽然这几个戏经过专家的精心修饰，但掩盖不了其缺乏人性的特点，每个“样板戏”的人物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关系，没有血脉牵连的人物关系。

　　七、可怜的儿子

　　（一）、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

　　成了狗崽子的儿子，13岁的小建一，得不到红宝书，他好羡慕别的孩子。他从小在外婆家和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时他就自编自唱：“小火车，快快跑，从新疆、到北京，运来葡萄送给毛主席。”他5、6岁就能背很长的天文数字，10岁左右他用纸壳、放大镜制作了高倍的望远镜，他崇拜毛主席、他喜爱天文，他是个很有理想的好孩子，然而如今他就因为母亲是右派，他就成了“狗崽子”连一本精装的小型毛主席语录，得不到‘红宝书’，他好不舒心、好不服气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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