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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二）为得“红宝书”踵骨粉碎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况。

　　她写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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