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九

　　周恩来同志精辟的分析和亲切的话语，给高福源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东北军，把所见到的和所理解的一切带给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思想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先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他。接见时，高福源向李克农谈了几个月来的思想转变，十分敬佩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诚恳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都会同意和敬佩的。我愿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执行这项任务?”高福源的这一要求经领导同意后，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回到甘泉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里的同事、挚友，一名东北军的营长周祖尧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应与红军合作，才有可能收复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深火热之中。指明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和红军打仗，是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企图，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不能再当第二次俘虏。他一再向周祖尧剖陈利害，才打消了周祖尧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愿望。第三天高福源临回苏区前，还再三叮咛周祖尧，只有与红军联合才有出路，没有粮食吃找红军解决，可不能把东北军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无谓牺牲。

　　两三天后，周祖尧接到高福源从苏区托人带来的信，告诉他，红军愿与甘泉城的守军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希望尽快派代表去谈。周祖尧商得守城指挥官张文清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来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的指挥部，经两次会谈，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的东北军可外出购粮，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从此，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当开赴山西抗战的红军路经甘泉城时，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在城墙上鼓掌欢迎。红军指战员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其中也包含着高福源奔走斡旋的功劳。

　　高福源返回苏区不久，又给他的老友、驻洛川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叙述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并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当时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得知此信，即令佟道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

　　高福源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和他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返回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出发前，高福源再赴洛川，约好红军与东北军王以哲电台的联络呼号、密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一行六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由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在大雪中安抵洛川。王以哲、赵镇藩予以接待，并密电张学良。张学良因为去南京开会，电嘱王以哲妥善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回洛川后再谈。经双方协商，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三月三日，张学良飞回西安，四日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学良除同意双方已达成的局部停战协定外，并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今延安)和张学良会晤。四月九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为红军与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进一步加强。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逐步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都愿为联共抗日而出力。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被激动得流下眼泪。他讲演时的生动情景，至今使人记忆犹新。他说，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对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人们深为高福源的讲话所感动，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一项政治、军事兼而有之的“外交”活动，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溃了蒋军桂永清部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如何援救张学良将军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矛盾激化。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不顾大局的少数盲动分子，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将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杀害。高福源是东北军中尽人皆知的进步分子，一直受到张学良、王以哲的信任和重用。西安事变前夕，被派到一○五师任少将旅长。因此，遭到该师师长刘多荃等保守分子的嫉恨。高福源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王以哲将军又特别敬重，对杀害王以哲的盲动行为极为愤慨，并于事件发生后，为缓和已被激化了的矛盾，控制事态发展，他不顾个人安危，拟亲赴前线向刘多荃说明原委，同舟共济，以挽危局。不料刘多荃已回师西安，借机令高福源的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于二月四日，在西安将高福源诱杀，铸成千古奇冤。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一九八一年才将遗骨找出，当地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高福源的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高福源之所以能由一位曾参与“剿共”的旧军人，很快转变成为一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勇捐躯的战士和中共党员，除了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耐心教育外，主要决定于他自身的内在因素。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有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曾与黄显声商谈抗日大计。他认为，不能坐视寇深祸急，拱手把大好河山让与他人，愿率一旅之师，以必死的决心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若能唤起国人抗战，虽死不悔。高福源为人豁达爽直，嫉恶如仇，即是顶头上司甚至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他也敢直言铮谏。为了抗日，他敢冒杀头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治军严格，训练中常以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为楷模教育官兵。下级违法，既不宽恕，又善教育，受到官兵拥戴。他勤于写作，任团长时，所需军事教材，如《步枪射击操典教范》、《历史上的军事故事》等，都亲自编纂。自苏区返回东北军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政治和历史。清理他的遗物时，保留的书籍中就有《大众哲学》、《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等进步书刊。正因为他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勤于学习，立足实践，追求真理，弃旧图新，才逐步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高福源烈士不愧是东北军中年轻有为的进步军官，不愧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光辉的名字和历史功勋，必将永载史册。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张学良调到西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本来张学良因提升一一六师师长缪流当五十七军军长，原拟委我接任一一六师师长。万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他和缪流背着张学良，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我入学，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我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他，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着“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我回部队。九月间我回到北平，在北平和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作为东北抗日联合会组织之一，推我任总队长。张学良又于十月间，调我临时到西安张学良公馆服务。他亲自选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准备在东北军里建立政治工作。

　　当时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一间屋子里，刘澜波经常来，我们谈起一九三四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往事，特别回忆起中秋节时与国民党反动师长们发生冲突的情景。蒋介石讲“安内攘外”，我们就唱反调，说“外攘内安”，蒋介石的嫡系师长骂我们是“亡省奴”，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最后迫使陈诚出面向我们道歉。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