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十

　　刘澜波当时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显声的秘书。东北军骑兵军军部在西峰，黄显声和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在西安新城坊十五号合租了一套前后院，作为他们的公馆。刘澜波回西安时就住那里。在刘澜波主持下，东北军工委的工作在东北军逐渐深入，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张学良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西安，张学良有时中午和我们一起进餐，他曾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消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兄弟。”

　　张学良为了培养青年抗日军官作为骨干，积极改造东北军，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通称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自任团长。训练团第一期办干部连，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参加训练。为了办好这个训练团，刘澜波和贾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参加了这个干部连的训练，并领导了训练团的统战工作。在训练团中，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地展开了对“攘外必先安内”及“抗日长期准备论”等谬论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同时组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跃训练团的抗日气氛。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一次，他曾满含热泪，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还乡”，“抗日是中国的惟一道路”。训练团军官爱国热情的高涨，进一步影响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对后来这两支部队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久，张学良还在西安城内办起了一个学兵队，由宋黎具体负责。这是我党掌握的一个半公开的短期军官训练学校，目的是培养一批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及爱国知识青年以充实到东北军各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学兵队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为我党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在东北军中又形成了一支新的进步力量。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地转变为“逼蒋抗日”。他成立了一个他自任会长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此在整个东北军内迅速渗透和扩大联共抗日的思想。我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车向忱、卢广绩、黄显声、马占山、杜仲远、周鲸文、孙一民、宋黎等都参加了，其中有军人，有学者，有教师和学生。阎宝航没有列名，因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被拉去作总书记。阎宝航一心抗日，不过借以作掩护，而蒋介石却沾沾自喜，认为已起分化作用。

　　张学良知道在河北的五十三军万福麟老而无能，又担心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准备取而代之。刘澜波随黄显声到石家庄，着手改造五十三军，还从冀南邀请一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工作。按照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决定，五十三军准备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作战。这时，南京政府派高惜冰、黄恒洗到五十三军，收买了万福麟，又打黄显声的主意。黄显声和刘澜波一起严厉驳斥了说客，使他们悻悻地离开了五十三军。西安事变时，东北讲武堂学生代表和北平大学生一再动员万福麟奋起响应，他竟无理拒绝，学生们气愤之下唾骂而去。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被扣押，万福麟竟然将黄显声软禁了一个时期。

　　在东北、西北各界爱国人士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内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张学良与杨虎城沟通了思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日益紧密。联共抗日逐渐成为两军广大官兵的一致要求，最终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此时，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团结御侮。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标语。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高度赞扬他们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逼迫。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的计划。张学良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到洛阳进一步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苦谏，又遭蒋介石训斥。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又到西安临潼，张学良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声泪俱下，与蒋介石据理力争。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张学良又请杨虎城再去劝蒋介石一次，做到仁至义尽。结果仍然是白费口舌。此刻的张学良已痛切感到，除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一二·九”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抗日请愿，蒋介石下令：如不服从，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作无谓牺牲，亲自赶到浐水桥劝阻，并向学生保证：“请相信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我保证一周内以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

　　紧张而秘密的兵谏准备已经就绪。十二月十二日晨，张学良、杨虎城终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张学良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完全为形势所迫，甚至也可以说是蒋介石自己的行为逼迫而致。

　　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阐明了我党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逐渐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周恩来同志一行十二人到西安后也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我和周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不料，张学良竟自行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两星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张学良平时很少穿军装)来到我们住处，告诉同志会成员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听，还说三日内准回。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放他回来，他既不听同志会的劝阻，也不告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干部会上他曾非常郑重地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大家很受感动。张学良行前还留下手谕，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及各师长：在他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听从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并请杨虎城代理他的职务，统帅东北军(于学忠时为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缪流为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是总参谋长、前任五十七军军长。这些部队几乎包括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只有万福麟五十三军留驻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然后就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后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果然不出人们预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

　　半个世纪过去了，最使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人感慨的是，至今台湾当局有人还在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假如历史真的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展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挽救了蒋介石。当然，从蒋介石本人来说，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他总算是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谁高举抗日的旗帜，全国人民就拥护谁；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因此说，张学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从私人关系上讲，他多次支持并有功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极端狭隘地对待张学良，对此，世界正义人民都愤懑不平。千古功臣，竟遭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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