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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打开高阳

  时间已到十月底,霜寒露重,战士们还身着单衣,因为抗日救国的夙愿得偿,大家心里也还是觉得温暖的。在蠡县吃过早饭出发,下午一两点钟就到了高阳南门城下。这时才发觉尹松山原来是搞缓兵计。他们四门紧闭,戒备森严,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拒绝人民自卫军进城。并且还把保属特委的第七连关在东门外,不准进城。实际上,尹松山已与当地反动奸商杨木森长子勾结,图谋不轨,却又表面敷衍我们,口头表示愿意抗日。杨木森是安新县人,因贩卖高阳布大发横财。高阳布驰名国内,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洋货不能来华,高阳布大为畅销。织布不是开工厂搞机器生产,而是家庭手工业,劳资关系不是工人与厂主,而是织布户与布庄。布庄剥削的范围比开工厂大得多。高阳全县以织布为业,为副业者十之八九,并影响到任丘、清苑、蠡县、安新周围数县毗连之地。生产方式是由资方撒出或售出原料,收回或买回成品。七折八扣,织布户所得很少。杨木森再加上从日本进口商品,又在各地设有分号,于是发展成为买办资本家。他不仅在高阳首倡商会,在安新建立堤工会,还曾是河北省商会会长、全国商会副会长。他横行霸道,有所谓“杨皇上”之称号。一九三二年他曾和反动军警相勾结,镇压了高蠡暴动。伪冀东保安队流窜到高阳以后,杨木森长子即出面和尹松山勾结,以保护其财势。当我军将来到高阳时,他挑唆说人民自卫军是五十三军,军纪不好,怕进城后抢劫。当时,我和孟庆山等同志研究对策,对尹松山还是尽力争取,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于是先后由孟庆山、刘亦瑜为代表进城,反复数次和尹松山谈判,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他们回来告诉我,尹松山总是推说高阳商会不同意我们进城。一直拖到晚上七点钟,我们派人把尹松山叫出城来,声明保证他的安全。

  尹松山原是土匪出身,是个大烟鬼,面黄肌瘦,细高个儿,满脸大麻子,穿着一个黑棉袍,身上斜挎盒子枪。他出城见我时,还是毕恭毕敬,浑身哆嗦,吓得满头是汗。他一再解释为什么不让人民自卫军进城的理由,说城内富商豪绅怕军纪不好遭抢劫,一定要人民自卫军驻在城外。我则一再向他说明,人民自卫军纪律严明,不准扰害老百姓;并表示一定要进城去驻。尹松山还是申述说:“不是我不让进,是商会和地面上怕骚扰。”他想推托到明天。我看透了他的意思是不肯自动开城门,就厉声质问他:“天都黑了,到底让不让进城?”这时,尹松山见我的态度坚决强硬,便表示退让,说:“人民自卫军如果非要进城不可,可以驻南关或西关一条街。”我听后非常严肃地表示:“高阳城是中国的土地,你我都是抗日的部队,高阳城你能进驻我就能进驻,你不能霸占地盘。限你今晚九点钟以前开城,到时不开,我就下令攻城。”他仍然推说商会和地面上怕骚扰,让我军明天进城。我果断地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进城。你回去跟他们商量,文进不行,就武打,九点钟准时攻城。”我还告诉尹松山:“我从南门打,一小时攻不进去,我们就走。可是,一经打进去,抓住你就枪毙。”就在我和尹松山讲话的时候,战士们拉出了平射炮,有意弄出响动,向尹松山示威。尹松山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回城去再商量商量,就点头哈腰地缩回城里去了。

  这时完全看清楚了,尹松山并不是什么抗日的队伍,而是受高阳反动地主豪绅富商控制的地方反动势力。尹松山回城后,我们就开始布置,准备攻城。第七连也准备参加战斗,但枪支子弹很少,孟庆山同志向我提出,要求人民自卫军给补充一些枪支弹药。当时人民自卫军兵员不足额,枪支有多余,可以给第七连补充一些。第七连派陈乔来领回十四支长枪,还有一些子弹。发枪支弹药时,我还有些不放心,叮问陈乔:“这个队伍可靠吗?”陈乔说是地方党一手组织起来的,靠得住。该连领到枪后,都非常高兴,和自卫军同心协力,准备攻打高阳城。

  深秋天气,夜晚相当冷,但是准备攻城的战士们都紧张得直冒汗。已是晚九点钟了,城门还没有动静。我当即下达攻城命令,人民自卫军主攻南门,给第七连的任务是佯攻,配合警戒,仍在东门外。

  尹松山这个家伙很狡猾,他听我说攻南门,还以为我是骗他,于是把主力部队防守东门。九点钟发起进攻,打了两发平射炮,即将南门炸开,同时架起扶梯爬城。冲锋号一吹响,枪声四起,战士们一拥而进,并爬上城墙,占据了制高点。尹松山的队伍很少抵抗就全部缴了械,那个表现进步的连队,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我军占领了整个县城。

  当攻入尹松山的指挥部以后,却找不见尹松山。经全城四处搜索,在北关的教堂里才把尹松山搜出来。于是,连同窝藏尹松山的中国神父也一起逮起来。

  战斗中营长纪振雄英勇牺牲,他是在小樵改编后由排长提升为营长的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开了追悼大会,我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问你:为什么这样勇敢?

  是的,要这样才有光荣!

  纪振雄的遗体,安葬在高阳东门外。

  人民自卫军入城以后,对尹松山的伪保安队全部收编,不愿参加人民自卫军的马上放走。对尹松山本人,则在翌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当众枪决。那天是个集日,枪毙土匪大汉奸的捷报立即传遍城乡。

  经过这场攻城战斗,考验了人民自卫军的战斗力,官兵表现都很英勇果敢。但也暴露出一些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有个别的官兵破坏军纪,私下抢劫了商店。为了挽回影响,下令严格查处,军法审讯。问题严重的是出在一个副连长和一个班长身上,当我下令枪决这两个人时,有人请求宽恕,孟庆山同志也帮助说情,因念其刚从旧军队改编过来,旧习难改,初犯可以从宽处置。同时让政治部派人深入群众调查了解,让被抢劫的商号开来受损清单,照价赔偿损失。这样一来,大大整顿了革命军纪,教育了广大官兵;取得群众信任,密切了军民关系。

  打开高阳,震动了整个冀中,官兵士气和军威大振,信心倍增;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军的高潮。特别是爱国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如各县简易师范的师生、中小学教员,以及家在当地的平津保大中学生,风起云涌,纷纷投笔从戎,参加人民自卫军。开始大都留在政治工作部门,担任宣传和民运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动员、组织群众。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军队生活,由人民自卫军军官教他们进行操练。地方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成为政治部门的骨干,如陈调民(即陈乔)、刘亦瑜、阎书景(即阎素)等就是那个时候分配到政治部的,陈乔任秘书,刘亦瑜、阎素搞宣传。翟家骏也来到了政治部,派他去当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政治部还吸收了一些小学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马骥为队长,戈亚明为指导员。后改为宣传队,就是火线剧社,王林为第一任社长。在赴路西整训的路上,王晓楼还把他在深泽的弟弟、侄子、侄女五六个都送来参加了宣传队,有王瑜、王珂、王丕钟、王建新等。王珂最小,只有十一岁,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岁。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泼。你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人民自卫军?”他们会回答:“打日本鬼子呗!”又问:“为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些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这是一些多么有觉悟,多么可爱的孩子。很快,他们就都能唱救亡歌曲,能跳舞,能演话剧、歌剧,能刷写标语,能讲演,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方言讲解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报剧形式鼓动抗日的情绪。少先队第一次演出的戏,就是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是由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带到解放区的,当时几乎是惟一能上演的剧本。戏台上演,麦场上演,街头上演,不要布景,不要舞台。演得观众掉眼泪,呼口号:“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为死难同胞报仇!”王瑜每次放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时,都是声泪俱下,演员和观众感情交融,思想贯通,演员唱,观众也唱;演员哭,观众流泪;演员激奋,观众挥动拳头呼口号。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不久,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整训,少先队也去了,还在庆祝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作了隆重的汇报演出,主要节目就是《放下你的鞭子》,女主角还是王瑜。

  在高阳,政治部还成立了妇女部,连同参加各县抗日救国动员会工作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约有二三十人,很快就分配到中心区各县开展妇女工作,成为冀中妇女救国会及第一任县妇救会的骨干。

  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这时也公开在高阳城里活动,对外称教育股。过去地下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现在能够公开地通过地方党员发动群众参军,扩大自卫军、游击队以及各县武装力量。

  在高阳立即派出了县长,开始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还先后建立了军区一级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后来统归冀中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抗联主任是史立德。

  那时,各种地方武装也都陆续找来,要求加委。张仲翰来了,要求把他们河北民军编成人民自卫军。我们只给了他个名义,叫人民自卫军第一师,派了政治部主任。柴恩波也派人来,委了他个暂编游击第二团团长。朱占魁也来要求改编,给了个名义叫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他在大清河北活动,与我军早有联系。高士一、赵玉昆也来了。不管是谁,只要抗日,我们都欢迎。这时,李晓初也回到高阳,他说已经收编了高顺成部队叫游击第一师,也给加上了人民自卫军番号。

  在永定河战役后,李晓初随团南撤途中,留在任丘一带找地方党组织。他很快就和保属特委接上了关系,经党组织介绍,配合高顺成游击第一师进驻任丘县城,并就任游击第一师政训处长,组织政训班、青年队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训练青少年,发展党员。六九一团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时,对李晓初还保留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李晓初到高阳后,在选举政治部主任时,他还比孙志远多一票。当时两人都是政治部主任,李晓初对外管统战工作,孙志远分管内部党政工作。李晓初本应留在高阳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但在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时,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坚决要求回到任丘高顺成部队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因“托派案件”调往平汉路西接受“审查”,以致处决。李晓初被审查处决前后情由,当时没有通过冀中军区领导,我和孙志远都不清楚此案。几十年来,对于李晓初“托派案件”问题,人们一直有所议论。一九八五年,经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是一错案,决定为李晓初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经与地方党会合,得到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大力支援,如鱼得水。部队四出游击,一则扩大我军声威,配合开展群众工作;一则熟悉地形,便于以后作战。如遇小股敌伪即相机解决,以锻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深陷敌后的人民群众,看到一支抗日武装到来,惊喜交集。敌伪蠢动受到威胁,对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以有力鼓舞和支持。在当地广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此外还有冀中地区其他各县,如定县、藁城、无极、深、武、饶、安等,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和各种名称的地方抗日武装,使其迅速扩展。

  人民自卫军队伍扩大了,粮秣供给军需问题等,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抗日救国政策动员号召下,紧紧依靠冀中的人民,也随之获得了解决。供给部门由陈尚孔等组织,他们冒着敌机轰炸,赶制灰色棉军衣,及时发给战士。每个官兵还发给三至五元的生活津贴。大家都过着小米加步枪的军事化供给制生活,没有特殊,虽然艰苦,却很愉快。对于留在根据地的地主豪绅,也是以礼相待,客气地请来,经过宣传、动员,协商解决,向他们征收一些粮饷。因为冀中是个很富饶的地区,大地主豪绅很多,不少人颇有爱国心,不甘心当亡国奴,对抗日救亡是开明的,这也是我们筹划粮饷的有利条件。对开明的地主豪绅,则坚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合理负担,不侵犯私人财产。这样就争取团结了冀中广大人民群众。

  政治部锄奸科,坚决执行抗日锄奸政策,曾经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这对当时发动群众抗日起了鼓舞作用。

  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大,各县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有些县还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宏图理想,正以移山倒海之势实现着,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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