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十八

　　路西整训

　　面对这样党政军全面大发展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对我们来说都是面临的新课题。当自卫军打开高阳的消息传开时，定县地方党组织的义勇军第八支队，派安玉琳、张学轲去晋察冀军区联络，报告说冀中区留有部分东北军，打开了高阳。聂荣臻司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找到不久前来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因为聂司令员知道孙志远在东北军做过地下党的工作。孙志远对聂司令员说，留在冀中的东北军，估计是六九一团。于是便决定先派人来了解。那时我三弟吕正哲在山西正好遇到孙志远，就随同他到了晋察冀，让吕正哲先到高阳来看一看。如果不是六九一团，吕正哲就留下来做联络工作；如果是六九一团，孙志远再来。于是吕正哲跟安玉琳、张学轲同来冀中。安玉琳、张学轲去的时候，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回来就是三个人骑两辆了，轮换着带人。吕正哲来到高阳，一看留下来的东北军正是六九一团，立即由安玉琳和张学轲赶回晋察冀军区报告。这样，聂司令员便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并带来电台呼号和密码。

　　我和孙志远在抗日战场重逢，从此并肩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心情格外振奋。孙志远是定县人，一九二八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后，即为救国寻求真理，投入学运工作。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又转为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参加领导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还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孙志远家是小地主，他曾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开展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大王耨村成立了定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定县县委书记。孙志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遭到国民党通缉，又转到北平从事兵运工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参加中共骑兵二师工委，搞上层统战。一九三三年，他参加领导骑兵二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教导队，自任教官。他曾推动黄显声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受《何梅协定》限制，骑兵二师奉命撤回易县。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要逮捕孙志远，黄显声为孙志远改了名字，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不久，孙志远再次受到通缉，先是掩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做英语教师，后受党派遣，经天津去苏联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一九三五年归国，先是在沈阳做情报工作，后又到北平，搞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又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孙志远被任命为一一九师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他在东北军的工作成绩卓著，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在一一九师身份暴露，我要他到六四七团工作，他说自己“太红”，转到别处。西安事变后，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孙志远分工负责六九一团的工作。此后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马上给黄显声一个密电，要黄显声把孙志远抓起来押解南京。黄显声把蒋介石给他的密电让孙志远看了，还对孙志远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抓你，这里给你准备了一百块钱，限你在几小时内离开北平市，否则特务从我这里抓到你，那就不好办了，连我也完了。”孙志远答应立即离开北平，夜十二点赶到张珍那里，请张珍帮他离开北平到太原避风。他俩是老乡。张珍是定县小王耨村人，他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都是地下党员。那时张珍在辅仁大学当助教，因是教会学校，和国民党统治当局及一般社会来往较少，比较安全。张珍连忙给孙志远换掉军装，买好车票，黎明前送孙志远上了火车。在车站分手时，张珍要孙志远到太原后来信，孙志远还诙谐地说：“来什么信，死不了回来再干。”不久，抗战爆发，孙志远经山东、河南，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以后又转到了晋察冀军区。

　　如今，孙志远又回到冀中来了。这里，是他的本乡本土，他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和这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有血肉联系，对由六九一团改编的人民自卫军，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特别是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领导这支部队，领导家乡人民的抗日斗争，可以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了。我兴奋的心情，也自不待言，孙志远的到来，使我肩负的沉重担子，减轻了许多，胜利的前景也更加有了保证。

　　孙志远到了高阳，我们立刻同聂司令员接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人民自卫军就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关系。我和聂司令员讲，这个部队是旧军队，党的、红军的传统都没有，请求带主力部队到路西去见习、受训。聂司令员回电同意了。于是我和孙志远就带着主力去路西，计有两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共二千三四百人，步枪约一千二百支、短枪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重机枪十五挺、迫击炮八门、小炮二门、大炮六门，骑兵一连。其余部队留下，由孟庆山同志任留守司令，并委他为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去路西的部队分三路出发。在这天拂晓以前，分别袭击了定县城、新乐和寨西店车站。部队中有一半是刚参军的缺乏战斗经验的青年，从定县第一声手榴弹和新乐的第一发子弹，开始了他们的游击战争的生涯。当时敌人警戒疏忽，并且攻定县的部队是于权伸的二团，因为半年前曾在定县驻防，地形最熟，结果打进县署和车站，打死五六十名日军。我们牺牲一名排长李恩彦同志，他是优秀的机枪射手，热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连队撤出时，他手把机枪扫射不停，不幸以身殉职，掩护全连无一伤亡。对新乐的地形不熟，情形不明，受了一些挫折，与敌对战差不多一整天，我们死伤不下五十名，敌人死伤比我们要重些。在寨西店因为没有敌人，部队放火烧了车站，破坏几段铁道和电线杆，当天都陆续到了曲阳附近。敌人这一天三番两次派出结队的飞机来追我们，但始终没有发现目标，在曲阳投了几次弹，炸伤一些老百姓。

　　接着我们到了王快，部队留在晋察冀三分区参观受训，我和孙志远去阜平会见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待我们极为亲切，我和孙志远就住在司令部，和聂荣臻同志朝夕相处，随时交谈。聂荣臻同志问我冀中的情况，谈到了“华工之乡”高阳布里村。我向他讲了我的经历，讲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我特别讲到，自己在旧军队中呆久了，对我们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希望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司令员鼓励我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了。”聂司令员同去路西参观学习的干部讲，我们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他已经向中央和总部作了报告，毛主席已经知道了，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的。聂荣臻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和忠厚长者的身份言传身教，使我初步接触和认识到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聂荣臻同志对我，对人民自卫军的工作，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我们在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计划。于是，连续组织自卫军干部到军区直属部队、军政学校见习、参观，学习部队的军政工作和游击战术。聂司令员还亲自给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讲解了我党的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问题。自卫军在整训过程中，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对人民自卫军的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整顿和充实。

　　我们到阜平的时候，正在召开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我和孙志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就是边区临时政府，推举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聂荣臻、刘奠基、张苏、李介庸、娄凝先，还有我和孙志远。边区临时政府是统一战线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少数民族，它的实际内容是团结抗日与实行民主。

　　我和孙志远还参加了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工作的指示。他手指地图对我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战史来看，在以往并不为人所重视，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其范围不能超出某些被限定的地域，不能突破山泽湖沼森林等地区广泛活动。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要灭亡我全中国，奴役我全民族，进行最疯狂、最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对中国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激起中华民族愤怒的火焰与政治的觉醒。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全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一致奋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进行了英勇斗争。因此，凡是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同样地开展着广泛的民族自卫战争。游击战已经打破历史的成例与地理条件的束缚，同样在平原发挥其伟大作用，因为保持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不为敌人所利用，更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平原游击战的发展，就不仅可以成为事实，而且也是客观环境的需要，超越了地域条件的拘束，必然产生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对这一点，当时还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根据地，是否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在讨论冀中工作的时候，大家也议论过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困难性，平原上对具有机械化装备的强敌作战确实很困难。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都建在山地，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聂司令员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地形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嘛!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聂荣臻同志的谈话，使我开始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我非常同意聂司令员的意见，说：“冀中区位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铁路干线之间，是一个战略要地；平原地区，物产丰富，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较之在山区，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但这里人口众多，文化比较发达，有群众基础，又有山区根据地作依托。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铁路线上的城镇，而广大乡村和铁路线以外的地区都在我手。我们依靠广大群众这个‘人山人海’，到处可以走来走去。”聂荣臻同志又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聂司令员这番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光荣重大。

　　于是，明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这就是：树立冀中的中心区，改造杂色武装，肃清反动势力，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改造旧政权，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在我们返回冀中之前，聂荣臻同志还同我谈到了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建立边区银行，这是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发展边区经济，打击敌人掠夺的重大经济政策之一。聂司令员当时对我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我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三万块钱还没动，可用作基金。并商定回冀中后即着手筹办晋察冀边区银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任银行行长，从安国县筹措印刷钞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着手发行边币。雷鸣远曾大力帮助购置印刷机械等。

　　路西整训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亲眼看到和学习了一些红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增强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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