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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知识分子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间,有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参加军工、卫生、教育、文化等各项工作,人才济济,生动活泼。他们的到来,给根据地的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抗日气氛更加活跃。这些人与冀中当地的知识分子,还有陆续从延安来的干部汇合在一起,在冀中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建立了一个火线剧社,演戏的作用很大。保定附近清苑县有一个联庄,我们一去就打,路也不让过。后来,剧团在它附近演了几场戏,联庄的人,先是青年,悄悄地过来看戏,越来越多。从此把人都争取过来了,成立了一个大队。

  卫生、军工方面,更是知识分子发挥专长的天地。

  “七七”事变后,张珍同志从北平回到家乡来了。他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张学儒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父亲是个中医,还有母亲,都很支持革命。我们去路西整训,来回都路经他们家,招待我们,非常热情真挚。像这样全家都参加革命的大家庭,在冀中还有不少,如深泽王晓楼一家,安新刘亦(即刘君达)一家。真正称得上是抗日之家,革命之家。张珍回到定县以后,我们就要他来做城市工作。因为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信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炮弹、子弹。城市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张珍同志从城市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来;大量地运进药品和医疗器械;运进收发报机的零件进行装配。张珍去一分区,在滹沱河滩见到有几条装满物资的船,老百姓说是炸药,谁也不敢接近。经张珍检查,结果大部分是氯酸钾、赤磷、铜管、铜线、钢材等等,都是搞军工的好材料。这些材料在抗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吸收平、津等地的知识分子,培养军政干部,我们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以及军事干部学校。每期几个月,人数几百人,对象主要是冀中的中小学学生,再就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招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些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

  在卫生技术方面,我们积极地从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等动员医务专家、教授、医生、护士到根据地来,并运进医疗器械和药品。首先是动员北平与冀中有关系的医生、护士和保定医学院的内、外科主任、教授、教员和学生来参加抗战,然后通过他们动员他们的同学、同事到根据地来。在抗战热潮推动下,专家、教授越来越多,著名的有殷希鹏教授,留学日本的陈淇园、张文奇等同志都来了。殷希鹏是名教授,张珍同志曾经亲自到殷希鹏教授的家乡去请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不好意思地说:“听说参加八路军就是义务兵,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主要靠我看病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一走,家里生活就成问题了。”张珍马上把一个县长请来,让他对殷希鹏家的生活给予照顾。殷希鹏一来,保定医学院的刘朴等一些教授也都到冀中来了。

  为了能稳定地得到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关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负责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器械和药品。另外有个黄浩同志,他是教会长老、小学校长,是医科学院的老毕业生。他是个抗日爱国的知识分子,与协和医院有着很好的关系。他自愿担负了由协和医院向冀中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任务,每月输送十几批。光是甲种的、乙种的、丙种的手术包就有几百份,还有各种药品和器械。从协和医院运来的药品和器械,都是先运到保定西关的丝罗医院和教会办的南关医务所,这些地方的负责人都让我们争取过来了,所以东西一到那里,很快就能运到冀中来。这些医药、器械不仅装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也还装备了一二○师。白求恩大夫一九三九年到冀中来,对我们动员到根据地来的一批教授、专家和大夫很欣赏。因为这些同志大部分会说英语或德语,并且都有较高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技术,可以和白求恩大夫直接讲话和交流经验,所以白求恩大夫非常高兴,多次对负责军区卫生部工作的张珍同志说:“你们从哪里动员了这些人才呀?”这些卫生技术人员当时都吃大锅饭,白求恩大夫对此很有意见,批评说:“怎么让他们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张珍只好向白求恩大夫解释,我们有规定,对他们按重病号待遇,要吃细粮,吃鸡蛋,可是因为环境艰苦,没处买。再说,在技术人员中也执行不通,你给他做面条,卧上个鸡蛋,他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抢着去吃小米饭。这些同志革命精神很强,以后有的成了冀中军区的骨干,也有的成了白求恩医院的教授,为建立我军和我国的医疗体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我们自己也成立了医药材料厂,生产脱脂棉、药布、玻璃仪器、瓶子等等。那时,我们还生产了硫酸、硝酸。聂荣臻同志说这些同志都是“土专家”。张珍同志就对他说,这些同志有清华、北大、南开的,还有留学的,怎么是“土专家”呢?聂荣臻同志说,当然是“土专家”呀!外国工厂都是用特殊钢材、设备才能搞成的,而你们什么也没有,就把硫酸、硝酸生产出来了,把药品问题解决了,炸药问题也解决了,不是“土专家”是什么?聂司令员所说的“土专家”,就是说用土办法,用瓷缸作工具,生产出的硫酸比用特种金属生产出来的产品纯度还高。

  在通信方面,我们从冀中各县城搜集了一批普通电话,但还不够,就又从城市买了好多零件,装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军用电话,以后又有所改进,利用电台同时跟四五个单位通话,互不干扰。那时,电线没问题,铁路沿线有的是。群众拆电线一天少时几百斤,多时几千斤,既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备,又为我们提供了电信器材。为了鼓励群众,我们发给他们奖章,多少给点报酬。武汉失陷之后,我们分析敌人肯定会调用大军进攻冀中,就开始搞收发报机,动员大学、电台的技术人员到根据地给我们装配电台,以备在敌人进攻时有线电话不行了,就用无线收发报机通信。北平惟一的燕声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和资本家合搞的,电台的技术人员中有个姓金的,还有李雪同志,都帮我们搞收发报机。这些器材先从北平运到保定无线电厂,保定无线电厂霍常和就想办法往根据地运。运输有很多困难,敌人检查得很严,收发报机的真空管被查出来就要杀头。于是同志们就用猪尿脬把部件装起来,埋在大粪里往根据地送。猪尿脬就和现在的塑料布一样,用它来装部件,这个办法很好,真解决问题。后来,还在军区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收发报机培训队。

  在军工建设上,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手榴弹、地雷、小炮和炮弹,我们也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那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轻武器,很快就能仿制出来,打三百米到四百米的掷弹筒每个班都有。我们从北平和天津挑选了一批较好的专业人员,从事这一方面的技术工作。南开、清华、北大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主要对象。比如胡大佛,他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专门学飞机制造的,在法国的飞机厂搞过多年,以后到清华大学当工程师。还有熊大正、李广信、门本忠、汪德熙、张芳等,大部分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和南开、燕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我们重点是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搞军工的要求:第一是要教会根据地做雷管;第二是做烈性炸药;第三是做地雷。他们首先在城市试制出炸药装入木箱或纸箱里,上边写上“肥皂”运到冀中来。炸平汉铁路时,我们搞了几次试验。二十斤炸药就把车头炸坏了,但炸不碎;四十多斤炸药就能把车头炸得粉碎。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的军车,一下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尸体粘在铁板上。知识分子确实在冀中军工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为了研究工作负了伤,甚至牺牲了。如张芳同志在做雷管试验时炸掉了三个手指头。以后这些同志到了晋察冀,又建立了硫酸、炸药、炮弹、雷管等工厂。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他胆子很大,整天穿着军装。他说鬼子来了就给他一枪,那么胆小干什么!一次敌人进了村,他把器材坚壁好就钻进大街上扣着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走时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着军装呢。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子骨在大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们都认识他,但没有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忠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我们的军工生产搞得越来越好。我们利用敌人的化肥、硫氨和根据地人民自搞的火硝来制炸药。一九四二年以后,我们生产的手榴弹、炮弹都是用的高级炸药。后来又用土办法把硝酸甘油也生产出来了。我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这种跳雷,敌人一踩正好跳起一人来高爆炸,杀伤面积很大。还有子母雷,手拉、脚踩都会爆炸。还有方向雷,知道敌人在哪里集合,事先安装在一个地方,杀伤力也不小。以后又生产了飞雷,象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的飞雷可以飞出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米,专门打敌人的堡垒。美国的观察组见到以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晋察冀这样搞,其他兄弟部门打电报要求支援他们。程子华同志派张芳同志带了几个技术人员到晋冀鲁豫,也帮他们搞了起来。

  张珍同志在平津保建立的地下抗日组织,向冀中输送的大批平津学生,其中的熊大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任助教,系高才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推荐他去德国留学,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成行,遂于一九三八年夏来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到冀中后曾先后从天津购买大批军火、医药和通信器材等。当时因军区供给部长关学文调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即任命熊大正为供给部长。此后,他领导军区供给部,无论是在军工生产方面,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他领导的供给部转移到唐县葛公村,被晋察冀军区除奸部突然秘密逮捕,同时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熊大正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处决,其他同志均宣布无辜释放回冀中,有的在抗战中英勇壮烈牺牲,生存者绝大多数都入了党,并且成为根据地军事工业、文艺宣传等工作的骨干。熊大正案经中共河北省委多方面认真复查,确认为错案,已于一九八六年正式决定为熊大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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