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二十九

　　反摩擦

　　日军攻陷武汉、广州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了新的侵华方针：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逐渐转移兵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大力培植汉奸、特务势力，扩大伪组织，扩充伪军，推行所谓“以华制华”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我根据地内部的团结，并积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向我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反共活动。抗战开始，他们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抵抗，望风而逃，当我在敌后创建了根据地之后，他们却妄想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手里夺回政权，恢复它的反动统治，阻挠和破坏我根据地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抬出了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招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省民政厅长，成立所谓冀察战区，目的是分割和瓦解我们抗日根据地。

　　鹿钟麟是定县小鹿庄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同共产党合作的历史。那时，他在冯玉祥部队任职，与李大钊建立过关系，有过依靠共产党的想法。大革命失败后，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鹿钟麟这个人非常迷信，来河北省带着算卦的师爷，一举一动都要占卜。当时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驻在安平黄城，算卦师爷就对鹿钟麟说：“黄城乃皇上所居之地，你住的地方得压过它。”于是选来选去选择了冀县叫金家寨的村子，认为“金”字比“黄”字更光亮。其实这个村子又小又穷，连他住的房子都不好找，只图“金”字能压住“黄”字。刘伯承同志在威县冀南行署召开的参议会上讲过：鹿钟麟给一二九师下过命令，一定要把巨鹿县城守住，不能让敌人占领。巨鹿县城离日军控制下的平汉铁路不过百里，日军正在依据平汉铁路向巨鹿城进攻。一二九师认为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没有重武器，如果死守巨鹿城定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并没有多大意义。鹿钟麟却执意要一二九师死守。一二九师在巨鹿城坚守了一天一夜，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避免过大的伤亡，主动撤退了。鹿钟麟十分不满。当时还不理解鹿钟麟为什么非要一二九师死守巨鹿不可，后来才知道他的算卦师爷说，鹿钟麟来河北省不利，大将怕犯地名，河北省有四鹿，巨鹿、束鹿、获鹿、涿鹿，对鹿钟麟都不利。他回河北后，撤换民主县长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首先发生在束鹿县。鹿钟麟要委派辛集的区长、国民党员当束鹿县县长。这个区长在日军占据辛集镇时，当过汉奸维持会长，有恶迹，群众不许鹿钟麟换县长，给顶了回去。鹿钟麟便认为“束鹿束鹿”，把“鹿”束缚住了。当时获鹿、涿鹿已经被日本占领了，所以鹿钟麟说：“只剩下一个巨鹿了，再叫日本占了去，那我就在河北省无容身之地了。”所以，他逼着一二九师死守巨鹿城。一二九师当然不肯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所以鹿钟麟对一二九师非常不满。由此可见，鹿钟麟迷信到了何等程度。后来听说日军九路围攻冀南时，鹿钟麟被日军追得人困马乏，日暮途穷。一天晚上到了清河县段芦头镇，鹿钟麟一打听村名叫“断鹿头”，吓得连连嚷叫，“走!走!赶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接着就钻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下山。

　　张荫梧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去山西阎锡山那里。军阀混战时，奉军沿平汉铁路溃退，阎锡山出娘子关截击，张荫梧打先锋，乘胜直克北平，被阎锡山委任为北平市长。张荫梧是个野心家，历来高傲自负，他和晋军将领多有不和，不久即被撤掉北平市长职务。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失败，阎锡山退回山西。张荫梧回不去了，留在河北，成了失意军阀，回到了他的家乡博野县，打着十七、十八世纪颜习斋、李恕谷学派的旗号，在颜习斋的故里北杨村，办起了四存中学，是以颜、李学说中存志、存仁、存性、存学这四存而命名。他以此为据点，发展私人势力，企图东山再起，并以博野、蠡县、安国、安平等六个县为地盘，实行“自治”，称王称霸，委任县长，安置爪牙，搜刮民脂民膏。他还接任了天津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不久将该校迁至博野北杨村与四存中学合并在一起。后来，他又将博野、安国、唐县、定县、新乐、安平、深泽等县的简易师范合并为联立师范，也迁入北杨村。“七七”事变后，张荫梧假借第一战区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的名义，以他所办的四存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为中、下层骨干，开始组建河北民军，企图骗取民族英雄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来历是，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清军，最后全家被屠杀。高阳县南关原来有孙承宗的庙宇，东街有他的牌坊。

　　平津沦陷后，张荫梧为了保存生命财产和他培植的势力，带着一批四存中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保卫团武装，携家小细软黄金银元席卷南逃。顺平汉路到磁县向西进入彭城镇，南渡漳河，经林县再沿太行山到达山西陵川县。他在溃退的路上，假借民训处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收编散兵游勇，并从西安、郑州、武汉等地招来几百名流亡学生，编为干部教导队，进行训练，以便扩大河北民军，张荫梧任总指挥。他打着抗日的旗号，根本就不抗日，是以抗日为名，扩大他的势力。

　　张荫梧和鹿钟麟之间有矛盾，他认为河北省主席轮不到鹿钟麟的头上，曾经一气之下跑到武汉要求见蒋介石。先后三次求见，蒋介石三次拒见。张荫梧也非常迷信，他在蒋介石那里碰一次钉子，就算一次卦，批一次八字，抽一次签，并且把每一次算卦抽签的内容都记在他的日记上。张荫梧连着三次求见蒋介石均遭拒绝，非常恼怒，又无可奈何。正要离开武汉，他忽然受到陈诚召见。张荫梧和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接着又受蒋介石赐见十分钟。随后张荫梧被委任为河北省三青团总干事长兼任民政厅长。之后，因争地盘委任县长和鹿钟麟的矛盾非常尖锐。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冀中军区驻在蠡县附近。这时，邱立亭以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代表的名义，经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兼统战部长)介绍，到冀中区党委黄敬处来见我。邱立亭曾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对我讲，鹿钟麟派他来与我商谈有关冀察战区统一作战指挥的问题。我当时对他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聂司令员说了算，我无权决定。冀察战区的作战指挥，必须首先经过晋察冀军区，否则就不能接受。就这样，把他顶回去了。晚上，邱立亭又到我的住处看我。他先问了我留在冀中的经过，又对我讲，蒋介石可以委任我一个军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饷有饷。我对他说，蒋介石是什么人?张学良大仁大义送蒋介石回去，倒被蒋介石扣起来。直到现在抗战了，还不放出来。你也是张学良的学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后来，他竟当着我的面骂起共产党来了，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等。当时，我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拍着桌子骂道：“混蛋!敢当着我的面骂共产党，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说着，将他撵出屋去。

　　第二天，我向黄敬、孙志远同志汇报了邱立亭与我谈话的经过。黄敬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骂邱立亭，还要搞统一战线嘛!他说他的，你不同意就婉言拒绝，送走他了事，何必骂他。

　　事后，我请邱立亭吃了一顿饭，就送他回冀南去了。

　　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峰找黄敬，要我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他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时是冀中行署的主任。鹿钟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事先，我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即我们冀中行署是受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的，不能直接接受河北省政府的政令。如果要统一政令，得经晋察冀边区政府同意，我们无权决定。

　　我去冀南时，正是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我先乘汽车，后改为骑马，到了南宫。首先，我在一二九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就住在他那里。还见到了刘伯承、朱瑞、宋任穷、杨秀峰等同志，并向他们谈了准备与鹿钟麟谈判的方针。

　　第二天，鹿钟麟约我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参加会谈的有他省政府的各厅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架势很大。这些人中我只知道张荫梧，其他人都不认识。另外，申伯纯同志也参加了，当时他在鹿钟麟的省政府里工作，每次会谈后，他都把鹿钟麟的反应和对策及时通报给我们。

　　会谈时，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我对他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我说完以后，鹿钟麟未答言，他的那些厅长、主任们在旁帮腔，其中张荫梧发言最多，也最猖狂。张荫梧当时是河北民军总司令，此人很狂妄，自我吹嘘为“南蒋北张”。他在会上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他还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我驳斥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我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当场把张荫梧顶回去了。这时，我看鹿钟麟面露喜色，说明他们之间有矛盾，张荫梧想取代鹿钟麟，自己当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早已对张荫梧不满。看到我顶了张荫梧，鹿钟麟很高兴，最后他打圆场说，今天谈政权问题，不谈军事。上午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天，鹿钟麟以请我吃饭为名，约我个别谈话。这一回，他就不再讲统一问题了，而是大谈他以前和红军有关系，他和共产党是老朋友等等。他知道我原是东北军的，又讲他和李烈钧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情景，说张学良在审讯时，神色自若，侃侃而谈，顶得李烈钧无言以对，草草收场。他想通过说这些和我拉交情，套近乎。饭后，他又对我说，他家在定县小鹿庄，家中有弟弟，请多多照顾。我说，尽量照顾吧。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谈。后来，申伯纯告诉我，鹿钟麟说：“看来吕正操是共产党，不要再想打什么主意了。”

　　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他们对我讲，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带他的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我和王平、孙志远商量后，答复他们说，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安排他的驻地和供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张荫梧随便到博野去，那不行!我让王长江电告张荫梧，未经商定以前，不能到冀中来，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之后，张存实又单独找我和孙志远说，张荫梧野心很大，一切组织和行动都模仿蒋介石，以“南蒋北张”自命。他这次来冀中是想抢占地盘，幻想利用他过去的影响扩大实力。张存实同志又向我介绍了张荫梧部队的情况。张荫梧只有三个主力团，自称“核心团”，兵是在太行收容的国民党的溃兵散勇，下级军官多是张荫梧在博野办的四存中学的学生。另外，张存实同志还谈到王长江和张荫梧之间也有矛盾。王长江是保定军校的，有民族感，主张抗日。于是，我和孙志远就找王长江谈，对他讲明，张荫梧要来抢地盘，向人民收复失地，是决不能允许的。要来抗战，就必须接受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否则不准来，来了对抗战不利。王长江也明知道张荫梧是来争地盘、扩大实力的，于抗战不利，就答应转告张荫梧，未接洽好，暂不要来。并向我表示，如果张荫梧一定要来搞摩擦，他王长江也站在冀中人民一边，反对张荫梧。

　　十二月初，张荫梧亲自率领他的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我二分区制造摩擦。我军被迫自卫，军区命令二分区：如果他们先打第一枪，就坚决消灭之。二分区火速从保定南与定县东调来所属部队，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其中大部分是放下武器或起义。张荫梧远离前线，闻讯后落荒南逃，路经深县，袭击我八路军驻深县的后方机关和留守人员，残杀抗日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造成“深县惨案”，冀中人民对此非常愤慨。张荫梧带着一二百人逃回冀南，文件、笔记本等均被我缴获。

　　张荫梧后来到了重庆，向蒋介石告我们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就以第一战区的名义派了个姓范的来调查，到处乱窜。区党委让王林招待他。这家伙活动能量相当大，当王林拿出张荫梧让张仲翰发动博野事变的电报给他看，说张荫梧趁日本进攻之时发动博野事变，这就等于给日本做内线。这个姓范的替张荫梧辩护说，这是张荫梧估计冀中吕正操部不能支持，趁机来收复失地的。王林又拿出张荫梧指令柴恩波投降日本“曲线救国”的密电叫他看，他又狡辩地说，他听说张荫梧的电台、机要人员、密电本、机要秘书都被我们弄去了，造个假的很容易。王林又拿出张荫梧的日记来证明，姓范的一看就没词儿了，为了找个台阶下，忙说张荫梧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太可惜了。

　　消灭了张荫梧的部队以后，我们就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牌子，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发电，向全国通电，说明张荫梧袭击我部队，杀害我们的干部，企图吞并游击第一支队，抢占地盘，破坏抗战。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摩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最后，程潜给我来个电报，要我“顾全大局”，表示指责。我们未予理睬。之后，张荫梧经鹿钟麟又派邱立亭来冀中找我说情，归还张荫梧的民军，我当即慷慨答应。但王长江、张存实坚决要留在冀中，无人统领，需再派人来才能带走。实际上张荫梧也不可能再派人来，此事也就再无下文。

　　军区命令张存实、王长江把起义人员编成了两个团，即开赴河间三十里铺一带，一面整训，一面打游击，部队政治质量有所提高。以后把这支队伍改为冀中民军，司令员王长江，副司令员张存实，政治主任边冠三。王长江代表冀中民军全体人员正式通电张荫梧，完全脱离河北民军。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冀中民军和一二○师特务团先遣支队，合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王长江为司令员，张存实为副司令员，刘子奇为政治委员。同年十二月，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挺进支队合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王长江，副旅长张存实，旷伏兆任政委。又给了张仲翰一些干部，让他另组津南自卫军，以后拨归一二○师三五九旅建制。三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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