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五十五

　　随着组织形式的转变，部队的战斗形式、领导艺术、战术、战斗作风都随之转变，并有许多新的创造。部队行动一般在夜间，化装隐蔽，建立秘密侦察、岗哨，创造“村落隐伏战术”、“村落连环防御战术”。为防止敌人对群众报复，对敌人组织反合击，打敌人的屁股。在敌人据点、碉堡边沿打堵门伏击，打院落战、开门战、挑帘战。多打近战、夜战。实行“三速战术”，就是速战、速决、速转移，打了就走，积小胜为大胜。并把地道战和地雷战相结合，使敌人看不见，摸不到，出来就挨打，出来多，挨打多，使敌人心里怵头，不愿意、也不敢多出来。地道战作为群众性的自觉斗争，普遍迅速发展，地道工程质量不断提高，确实成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保护领导机关和抗日力量，打击、消灭敌人的地下长城。

　　以上各种战术的运用，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九四二年秋冬，七分区三十六区队先后在定南县的王村、钮店、侯家店、沙流村、富村，在深泽县的马里、高庙、方元、东西内堡，在安国县的崔章、安平县的马町等村，打各样的小战斗二十多次，歼敌三百多名，缴枪三百多枝。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分区地方部队三个班，分驻文安县大铺附近三个村。敌人对我一个班进行包围合击，我三个班对敌反包围合击，战斗一日，将敌击溃，我部队安全转移。在公路上遇到敌人增援的汽车一辆，被我突然袭击，当即将敌大尉以下官兵十名全部消灭。

　　同年四月十二日，我定南县区小队化装袭击四合庄敌碉堡，俘伪军三十四名。

　　同年六月，在深南县大寺庄，我们一个连兵力，对六十余名进攻的敌伪军实行反合击，消灭敌人过半，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一枝，我无伤亡，安全转移。

　　献县游击队，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先是县大队和九小队在留路、段村截击从县城去往杏园据点的敌人，消灭日军九名，俘伪军一个小队，缴枪四十多枝。七小队在四庄伏击杏园据点出动的李麻子伪军，毙、伤、俘伪军十名，缴枪十枝。二、三、十小队联合作战，拿下禅房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击毙铁杆汉奸、伪军中队长杨胖子。手枪队在七小队配合下，化装袭击窦阎庄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和警察分所，击毙伪队长，俘伪军、伪警五十多人，缴枪四十枝。县大队指挥手枪队，袭击商家林伪警察局，夺回粮食十几万斤，俘伪警三十多人，缴步、手枪二十五枝。这只是一个县游击队的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中毙、伤、俘日伪军一百六十余人，缴获枪一百一十五枝。

　　反“扫荡”中，七分区最早产生了武工队的形式。第一个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沙河南岸西城村枣树林里诞生。队长兼支书张英(继任潘纯)，指导员崔哲(七分区敌工科长)，武工队的成员主要是从分区敌工科、除奸科、民运科和警卫连侦察排、战斗团中挑选的，配备长、短枪，初成立时二十人。以后又增添了搞敌工、情报工作的能说日语的男女干部，扩大成若干分队。他们全部便装，隐蔽活动，插到敌占县城、据点、碉堡附近和内部去。任务是保护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力量，侦察敌情，除奸反特，瓦解敌伪军，寻机袭击敌人，掌握伪组织，征集粮秣，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武工队的活动给敌人很大震动，使之提心吊胆，昼夜不安。以后各分区发展了许多武工队，对坚持残酷环境下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一”大“扫荡”后，由于敌人凶暴的压迫、抢掠、屠杀、勒索，更加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区党委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私仇事小，要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基本方针是：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反对日寇。冀中各地区根据这一方针，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对爱国的上层人物，通过各种渠道，晓以民族、爱国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收到积极的效果。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健民，表示抗战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堡垒户。在他们的影响下，雄县葛各庄、马回头、刘家堡、鸿城一带村庄，在开展抗日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涿县长安城的张成山(称三山一霸之一)，经过争取工作，协助我们与涿县伪军裴宏远建立了关系，与陶营伪保长王汉池、永定河东联庄会头目建立了联系，打开了我进入涿、良、宛地区的大门。大兴县高各庄伪大乡长韩天经帮助我们打伏击，截获敌人收缴联庄会的一批枪支，又帮助侦察敌情，袭击了长辛店敌人据点。安平县政府分区、分片召开全县士绅座谈会，讲形势征求意见，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羽林村地主佟老佐，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分区、青救会的干部们经常在他家里隐蔽，挖了地洞，并在他家刻印腊版，分发文件，他家里的人放哨做饭热诚照顾，和大家亲如一家。

　　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战期间的基本方针。“五一扫荡”后，形势变化，斗争更加艰苦，如果不尽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吸引并团结在抗日战线周围，共同对敌，我们就难于站住脚，武装斗争就会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因此也就很难开展与坚持，根据地的恢复也就难于成功。

　　为了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健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通过高氏兄弟，和四十八村的许多伪大乡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建立了关系，逐步地把伪大乡和保甲组织争取过来，把伪政权改造为两面政权，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在高氏兄弟的大力合作和支援下，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大清河上，建立了高家场秘密渡口，专供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出大清河使用。此外，高氏兄弟还以商人的身份，在天津为我军购买了许多药品、纸张、子弹等军需物资，对恢复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土改时期，阶级关系虽然发生变化，但高氏家族，仍然接受我党的政策，主动将土地无条件地分给贫雇农，和我们保持统战关系。不幸的是高万亭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还乡团头子陈克远杀害。

　　一九四三年秋，十分区在开辟平南过程中，也曾通过上层联络工作与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赵村的大地主、联保主任宋雅斋，石岱的大地主、联保主任贾秀山，河西陶营的地主王汉池等都答应合作抗日，主动将了解到的日伪军情况提供给我们，并为我们供应给养和款项。

　　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必须维护基本群众利益。我们打了胜仗，又有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就会产生更大效果。

　　四、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在敌人“扫荡”、“清剿”的严重形势下，迫使我们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在“五一扫荡”前，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实行；“五一扫荡”后，实行这种政策就更为必要了。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对坚持残酷的抗日斗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是政治领域中的政权工作。敌人为确保他的占领区，普遍建立了乡、村伪政权，开始时期叫维持会，后改设伪乡长、伪村长和联络员。而我又必须设法掌握这些伪政权。为此，这些伪政权组织中的成员，必须基本上接受我之领导。具体做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我党支部预先研究，确定了的合适人选，派进伪政权组织工作的；二是经群众推举本质好的人打进去；三是敌人安排的。前二类实则是为我抗日工作的；第三类人员，多数都被我教育争取过来，对于少数死心侍敌又屡教不改的，则坚决予以打击。因而，多数伪政权组织被我所掌握。伪保长、伪乡长实则是我们的地下村长，伪保公所就是我们的地下村公所，被称之“白皮红心”政权。其次，军事领域里的两面政策，主要是应付据点和岗楼的敌伪军。“五一”大“扫荡”后，敌人主要是靠据点、岗楼实行统治，由于据点、岗楼多为伪军，所以，我们的两面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开展伪军工作。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强调“埋伏力量”，帮助被我掌握的伪军应付日军，让他实行两面政策。不少伪军在每次出发“清剿”前，就事先送出信来，或战斗时枪向高处打。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组织常备自卫团，我就动员党员去当团长、丁长，成为长期埋伏的骨干。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治上，可以随时了解敌人的谋策和企图。联络员对我军情况，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隐蔽，或以多报少诱敌来袭，或以无报有、以少报多来威吓敌人不敢出动。还利用向敌人报告的机会，查获敌情向我报告。因此，我军虽处于敌人碉堡、据点、公路、沟壕的环绕之中，但我耳目聪明，要打则打，不打则隐。联络员还可带路化装袭击岗楼，也可以诱敌出动伏击敌人。军事上，可以给敌以沉重打击。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我赵县一个区小队十名战士转移到焦家庄，该村“伪村长”、联络员向我报告，将有伪警察来村勒索钱、粮，并同我小队长商量好打击敌人的办法。我小队让联络员到赵县城门边去等候，听到我这里打响以后再进城去报告。伪警察果然来了，村公所人员表面殷勤接待，我小队战士突然袭击，不到四分钟将其击溃，伤俘伪警察五名，缴步枪四枝、手枪一枝，我无伤亡。此刻，联络员急忙进城向敌报告说：“我村住满了八路军。”敌人说：“你们，好好的，快叫他们(指伪警察)回来!”其实，这时战斗已经结束。经济上，可以公开地征粮、款，小部分给敌人，大部分供给抗日。给敌人的粮、款，还可通知我小部队途中截走。两面政策，在反敌封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担任护路封锁任务的伪军，忠于敌人的，我则专门予以打击。在其负责警戒地段，破路、割电线、填沟，使日军不信任他，惩治他。由此造成伪军最怕在他管辖的地段破路，于是和我们讲条件，只要不破路，不割电线，我们过路他不管。这样敌之封锁已成形式，我们常常是在“平安无事”的喊声下，顺利地通过公路。我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其目的是逐步地消除伪政权，直到全部建立新的抗日政权。

　　五、开展敌伪军工作。区党委和军区曾指示各分区、县设立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负责开展敌伪军工作。利用敌人派夫抓夫，要青年受训的机会，派适宜的人选到伪组织中去，做秘密情报工作和争取分化伪军伪人员的工作。我部队和各抗日组织也利用各种机会做敌伪军工作，对俘虏的日军，争取教育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俘虏的伪军，可能回去的，教育释放，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做好伪军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转告当伪军的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改恶从善”，“要留后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武装部队夜间包围岗楼，向伪军喊话，进行形势教育、爱国教育，宣传日本必败，抗战必胜。宣传我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考察，做好事的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点，到抗战胜利，按功过论赏罚。对做了坏事的，进行“点名”批判、教育、警告。伪军伪组织人员最怕“点名”，怕指出家乡住处，姓什名谁，听到以后，提心吊胆。记黑红点的活动，先是在饶阳、献县、武强、安平等县开展起来，后来推广到了全冀中区，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对教育、争取和瓦解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伪军就怕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黑点。因此，一般的伪军，行动都比较谨慎起来，不敢再到村里随便敲诈勒索。有的伪军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便争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红点。有一次，饶阳城里的敌人出来“扫荡”，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区长，押送他的伪军，为了给自己争取记个红点，就用打假仗的办法，把我们的区长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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