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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当然,伪军中也有顽固分子,像柴恩波、王凤岗等,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坚持与我为敌,为害最大,难于争取。柴恩波一九三九年二月叛降日寇后,破坏抗日,作恶多端。王凤岗“七七”事变前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初期组织联庄,后参加抗日部队,曾任过游击军七路指挥和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在几次整编中,对我党我军不满,于一九三九年秋和周文龙逃往涿县投敌。一九四二年又秘密加入国民党,更加坚决反共反人民。一九四三年秋,调任新城县伪警备队联队长,成为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最大祸害,杀害我许多军政人员和群众,血债累累。对这种汉奸,就坚决予以打击。

  我们的敌伪军工作,很有成效。许多伪军伪组织人员,主动秘密与我联系,送情报,表示愿接受我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效力。

  安平县傅各庄敌据点,经常驻敌伪军一百多人。我们派进三个同志做情报联络工作。把敌情弄清以后,我游击队确定拿下这个据点。在进攻之前,内线工作同志拉着敌人打牌,把敌人拖住。另一苏小红同志,年仅十四岁,他原是县游击队的侦察员,派到岗楼去当服务员。因他年岁小,敌人不注意,他到岗楼顶上,一枪打死站岗的哨兵,迅速盖好楼梯口,敌人不能上来取枪,接着扔下几颗手榴弹,敌人乱作一团。我游击队猛冲上去,把一百多敌伪军全部缴械,只几分钟工夫,干净利落结束战斗。

  在深南县一次战斗中,我内线送出情报:敌人一混合部队出动,有三四十名伪军分作先头和后卫,当中夹着十八名日军。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让过先头伪军,截断后卫伪军,并向伪军喊话,令其躲开,专打日军。结果将日军全部消灭,伪军全部逃跑。这次战斗消息传出去,日伪军矛盾日益加深,大大降低了敌人的战斗力。

  六、做好除奸工作。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残酷环境下,对一般伪组织人员,我们采取争取教育促其转向抗日的政策,但对那些死心塌地、效忠敌人而又屡教不改的铁杆汉奸,则采取“单打一”的办法,坚决镇压。除掉一个,就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公布其罪恶,以警告其他。

  武强县小范镇伪联保长张全和,依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群众,作恶多端,屡教不改,并扬言:“八路军一万年也进不了小范街,也找不到我张全和。”我抗日政府决定把他掏出来再教育。派六名手枪队员趁黑夜进入他的屋内,他正在抽大烟,拒不听教训,并高声叫喊,只好把他当场砸死。第二天,抗日政府在小范镇贴出布告,揭露张全和的罪行和应受的处罚。另一个王庆增,是安平县投敌叛变的干部,投敌后,刺探我方情报,效忠敌人,破坏组织,罪恶严重。我游击队的手枪队,在傅各庄集上碰上了他,把他揪架出来,当晚枪决在两个岗楼之间。我方镇压汉奸的事情很快广泛传播,群众反映:八路军真是神兵,来去无踪,从天而降,投敌作恶,没好下场。伪军伪组织人员,听到消息,震动很大,各自暗中托亲靠友与我方联系,表示不做坏事。

  七、全面开展地道斗争。依托地道,保存力量,打击敌人。“五一扫荡”前,地道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五一”反“扫荡”后,我部队、干部的行动,则受到敌人的封锁沟、墙限制,住宿也受敌碉堡的环绕威胁,甚至在火力控制之中。冀中党政军民为了坚持斗争,保障自身安全,地道斗争又有了新的比较普遍的发展,特别是堡垒户、堡垒村的发展迅速广泛,其他各式各样的地道都有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多种,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不仅能隐蔽保护各类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保护群众的安全,提高对敌斗争信心,而且已成为能攻能守,武装部队依托它实行作战的可靠堡垒,终于发展成一种地道战的作战方式,成为冀中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条件。十分区为收容和救治伤病员,在米家务村还构筑了地道病房,除了胸腔大手术外,从战场救护、治疗、伤员的收容,都是在地道中完成的,有时也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收容的伤员就安排到有地道的堡垒户中。有的利用地形地物作单人的地下病房,还有的利用夹皮墙作病房。这些地下病房,都设有气孔和后门,在紧急情况下,推开活门,就能将担架上的伤员送入隐蔽室。地道病房,对救治伤病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秋,定南县委在土良村开会,被敌人一个营包围搜索,当敌人快到村边时,我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钻进地道。敌人费了半天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地道口。敌人懊丧地撤走后,同志们便又钻出地道继续开会。一九四二年冬天,一次,日军在任丘县半壁店挖地道搜查我工作人员,先让伪军下去,被我工作人员打死。敌人气急败坏,向洞内灌水、熏烟、放毒气,我地方工作人员和二小队政委王志平等同志,依靠地道与敌人搏斗两天两夜,没有受损失。一九四三年春,敌人突然包围了石家庄,我住在这个村的县公安局长李小章同志,正在这里召开全区公安人员会议,干部们迅速地钻进地道。敌人后来发现了洞口,但不敢进去。他们用水灌、用烟熏,折腾了半天,因地道内有防水、防火、防毒设备,而且通风良好,能长时间地坚持,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等到晚上,李小章同参加会议的同志安全转移。

  八、利用水淀苇塘开展斗争。根据地形特点,开展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遵照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的指示,为适应残酷的斗争形势,积极地利用白洋淀、文安洼苇塘,保存革命力量,打击了敌人。“五一”反“扫荡”后,第八、第九、第十分区机关大部先后集中到白洋淀,以苇塘作掩护。十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新县以及附近县的党政干部,即活动在南北宽二十余里、东西长百余里以胜芳、石沟为中心的文安洼苇塘地区。随着环境的变化,八分区党政军领导人孔庆桐、罗玉川、阎子元,火线剧社、导报社和部分武装,以及储国恩领导的六十六大队等武装进入文安洼地区。一九四二年七月,敌人开始对文安洼地区进行“扫荡”,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每隔十几米一股敌人的“扫荡”队伍进剿。文安洼地区党政军民,白天头顶芦苇,蹲在水里,晚上在小船上过夜,三天吃不上一口饭,以挖草根、掏鸟蛋、捉鱼虾,用清水煮着吃充饥,坚持斗争,经受住了饥饿和死亡的考验。第八、第九、第十分区司令部在困难时期都曾依托文安洼、白洋淀坚持斗争。安新县雁翎队和三小队利用白洋淀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地杀伤敌人。一次,雁翎队全歼了日本鬼子一个押运小队。当时流传着群众赞扬雁翎队的歌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过去火枪打大雁,现在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日本包运船,来回跑个欢,他把游击队,扔在脑后边,摇头摆尾奔新安。雁翎队来到王家寨,埋伏就在苇塘边,包运船来到,同志们心喜欢,队长盒子举,打得鬼子水里钻。”在王家寨第二次伏击敌人汽船,将日军小队长击毙。

  “五一”大“扫荡”中,八分区在原有两个武工队的基础上,又以文安洼堤东滩里一带和贾家洼苇塘为依托,组织了以李东轩、吴刚、梁永太为领导的津南支队,开辟了静海县和津南小站一带地区的工作,除给敌伪组织以严重摧毁和逐渐建立我之政权组织外,并在天津市内开展了敌工、除奸内外线工作,发展了隐蔽斗争的力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冀西山区反“扫荡”,刘秉彦、旷伏兆率十分区四十三区队两个连和分区警卫连,长途奔袭津西敌重镇杨柳青。部队由苇塘肖家堡出发,经一夜行军,白天隐蔽在杨柳青西南五里的青纱帐里。八月十三日晚八时向敌据点开进,进袭伪警察署,俘全部伪警,缴获大批武器。这次奔袭震惊了天津敌伪,敌紧急出动日伪军数千人,跟踪追击,包围我大苇塘。我留守在苇塘的六十六大队与敌周旋七昼夜,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胜利撤出苇塘。总之,从夏季到秋季,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成为收容转移干部的中心,成为整顿党政军各个方面工作的中心,对坚持斗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九、建立地下交通站。这是保持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团体、部队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工作人员秘密转移,物资交流,各种斗争形式相应配合等绝不可少的重要保证。“五一”大“扫荡”后期,为适应残酷斗争形势的变化,各地区从各自的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广泛地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由于秘密地开展工作,对交通员要求政治上可靠,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在群众中有威信。各分区通过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从而冲破了敌人的“分割封锁”。这支秘密的交通队伍,夜以继日地活跃在敌占区,这对护送干部、伤员,转送各种重要物资及物品,传递文件,保持上通下达,纵横联络,以及与敌人周旋,有效地打击敌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党领导下人民英勇抗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冀中人民屈服,反更激起了男女老幼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敌酋、特务用尽阴谋伎俩挑拨群众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反而更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共同对敌。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的党和军队,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更加热爱党,热爱八路军,甘心情愿与党和子弟兵同生死、共患难,亲如家人,血肉相连。

  到一九四三年春,冀中区党政军民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积极开辟新地区,相机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清剿”。后来敌人太平洋战场前线吃紧,华北日军大批南调,冀中日军日益削弱和孤立,伪军伪组织人员日益动摇,越来越多地找我联系,为我掌握,日伪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军不得不收缩兵力,撤退一些据点(仅定南、安国、晋深极三县即撤退十几个),敌人气焰下降,敌占区开始缩小。我各级游击队有了相当的恢复,我地方组织与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全区军民熬过了“五一”反“扫荡”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一九四三年夏季青纱帐时期,根据地开始逐步恢复。六分区恢复了十五块游击根据地;七分区在定县、安国、无极、新乐、深泽、安平、博野之间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八分区在任河大、沧县、泊镇、崔儿庄和深武绕地区,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九分区在高阳、任丘、肃宁和白洋淀周围恢复了十一块游击根据地;十分区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恢复了十八块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同时,我趁青纱帐时期,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集中的游击队及主力兵团一部,在民兵的配合下,广泛主动地打击敌人,冀中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敌人的颓势已经无法掩饰,逐渐走下坡路了。

  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冀中各地委书记不断到路西来汇报冀中区军民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及坚持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听了汇报以后,我作了一次综合性的报告,后来不知道是谁记录整理的,在延安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标题为《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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