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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铜墙铁壁

  “五一”反“扫荡”中,冀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斗争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开始,日军突然包剿合围,到处烧杀奸淫,曾造成一时的恐怖、慌乱,有的群众怕八路军在本村打仗,怕招来敌人的报复。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没有八路军、游击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人民就没法生活下去。群众由怕到不怕,进而要求八路军、游击队到村里来,住到自己家里。他们说:“只要能消灭日本鬼子,死也甘心!”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激起了广大人民无比愤怒,更坚定了冀中人民抗日的决心。有些曾经表现顽固落后的人也说:“有八路嫌八路,没八路想八路。”冀中普遍掀起了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斗争中,冀中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为保护战士和各级干部,为彻底打败敌人,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日本侵略者在哪村吃了败仗,回过头来即对群众进行屠杀报复,进而制造惨案。北町是定县城南五十里处的一个村庄。一九四二年三月间,这个村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冀中区党委的号召,建造了联村地道。“五一”大“扫荡”开始以后,冀中部队失散人员、地方干部甚至附近群众多来这里安身;十七团的一些连队也常来这里休整;定南县大队把这里作为可靠的根据地。五月中旬,北町群众武装和县大队曾打退李亲固和邵村敌人的几次进攻,给敌人以严重杀伤,并破坏了敌人在沙头围修炮楼的计划,北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二十七日六时许,日军一一师团驻保定的一六三联队主力,连同安国、定县敌人,共二千多人,由联队长上坂雄率领,把北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根据叛徒提供的地道图纸,堵塞了北町和南町村外的地道干线,同时在进行火力侦察后,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北町的县大队和群众武装,在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下,沉着应战,坚守村沿工事,打退敌人三次大的冲锋,直至中午,敌人未能进村。下午,我依托地道与敌逐屋争夺,战斗异常激烈。这次战斗先后毙敌五六百人,包括敌大队长一名。但因敌人挖开地道,施放毒气;也因地道内过于拥挤,部队难以展开,敌人终于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残忍的是用军犬撕咬活人,把人填入井内。北町人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视死如归,光荣殉国。仅北町村一个村的群众,就被杀死三百八十人,杀绝了三十户人家,八户只剩下一个孤儿。后我定南县长、县大队长和三十二区队部分人员赶到现场,安置善后,掩埋尸体上千具,村边的两口水井已被尸体填满。这就是惊人的北町惨案,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到六月下旬,敌人以寻找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为目标的军事“扫荡”告一段落,从七月初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日军主力撤走一部,但每个县仍留有一二个大队,加上伪军共达一二千人至三千人。实行“强化治安”,“剔抉清剿”,镇压人民。

  敌人到处抓夫,拆房砍树,修筑岗楼、碉堡、公路,增设据点,挖县界沟、区界沟,对我根据地实行细碎分割封锁。总计全冀中修筑据点、岗楼、碉堡一千七百多个,平均每五个村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或碉堡;筑公路一万五千余里,挖封锁沟八千三百多里,把我根据地分割为两千小块,称为“囚笼政策”,以限制我小部队和工作人员活动。一个地方发生接触,周围点、碉敌人一齐出动,包围合击。只要发现一点踪迹,便抄斩全家,血洗全村。他们每到一村,就狡猾地宣布:出来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

  当群众集合后,敌人随便叫出一个人,问他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如果回答“不知道”,敌人就残暴地给这个群众灌冷水,然后又往他肚子上踩,以至踩死,杀一儆百。或是压杠子,刺刀挑,用火烧,军犬咬,装入麻袋摔等。敌人借口“凡藏有八路军的东西均得交出”,向群众大肆敲诈勒索,抢劫财物。还强迫群众集中开会,乘机抓捕青年去当劳工。他们不但要钱要粮,要酒要肉,还要“花姑娘”供他们淫乐,就连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

  定县东车寄据点刽子手黑田,纠集定县、安国、伍仁桥等二十多处据点三千多敌伪军,对沙河两岸村庄的无辜百姓进行血腥镇压。六月二十四日,先在西丁村杀死六十五岁的丁洛水、七十岁的田老要等二十人,并绑走田老仲等一百九十六人;在东城炮城挑死傅子城、傅文斗等三十二人,绑走王耨村孙罗等一百九十八人;在齐家庄烧死马四等四人,烧伤二十五人,绑走十人,在路上挑死孙老八等三十人。以上共杀死八十六人,绑走各村群众二千多人。黑田这个法西斯刽子手侵占的东车寄据点共辖三十二村,在他统治期间共杀死群众一千一百八十九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冀中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达五万多人。那时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五一扫荡”时,敌人到处奸淫妇女,抓“花姑娘”,冀中广大妇女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安新喇喇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敌人堵在屋里,她拼命抵抗。当她父亲冲上去与敌人搏斗时,她手疾眼快,抄起一把菜刀,把敌人的脑袋砍掉。广大妇女为了保护干部,青年妇女往往把干部、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老太太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保护干部。安平县佟家羽林,有母子俩,母亲姓范,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儿子姓佟,当时只有十二岁。敌人先打母亲,逼她指出干部,她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接着敌人把儿子拉出来先是毒打,母亲忍着悲痛,高声叮嘱儿子:“你死了也不能乱讲,可不能给祖宗丢人留骂名!”敌人威胁、利诱,把孩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最后说:“没有法子,老百姓通通八路的干活!”

  武强县十三岁的少年温三郁,家里挖了个地道,把八路军藏在里头。包围村子的敌人进了他家,问有没有八路。他说:“没有!”敌人不信,一刺刀把温三郁的母亲刺倒在地,又当即带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敌人瞅温三郁小,先是威胁利诱,继而拷问,强迫他交出八路军。温三郁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是八路!”敌人在屋里屋外乱搜一气,突然发现了地道口。这时,洞里的人开了火,敌人倒下好几个。敌人不敢往里冲,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剁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上打了一枪。恰在这时,游击队赶到,在村外袭拢敌人,敌人这才撤走。地道里的人钻出来,把温三郁救醒,他满带豪情地说:“叔叔,我什么也没给敌人说!”说完,又昏了过去。

  在深南县王家铺村,日军为了捕捉在这里隐蔽的八路军,抓了村里二十七个群众,用刺刀顶着他们的胸口,以杀头相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地点,二十七个人无一个开口。敌人杀了一个,他们不说;杀了两个,他们还是不说。日军暴跳如雷,一连杀了十四个。可是,剩下的群众仍然只字未吐。

  在深县,日军包围了一个村庄,要在群众中找出武委会主任。群众都说他们村没有。日军便一个一个地拷打追问。二十个青年中,有干部,但谁也不指认,青年们被日军一个一个地枪杀了。武委会主任为避免群众继续被杀,即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武委会主任。日军又追问他农会、青会、工会主任、村长是谁。武委会主任说,都是他兼任。又追问他妇救会主任是谁,他也说是自己兼任。日军问他,不是女的怎么兼任。他说,八路军在村里,不成立妇救会不行,妇女大都不愿出来干,他也就兼了。最后,这个武委会主任被残杀,光荣牺牲。

  安平县刘庄村青救会主任、共产党员刘志清,带领六名青年破坏敌人的电线,被敌人发觉。刘志清掩护六名青年脱了险,自己却被俘了。敌人用火烧,警犬咬,刺五指等各种毒刑折磨他,但他没向敌人说出一句话。敌人摆下铡刀要铡他,他高声大骂:“混蛋们,中国人决不出卖祖国,出卖民族,永远不会屈服!”并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就义,敌人始终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是哪村的人。

  深泽县的日军,为了使广大群众当顺民,便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和镇压。一次在马铺村捆绑了十五个青年,当着全村群众的面,让青年坐在凳子上,逐个将头压下浸在水桶里,活活淹死。当浸到第七个人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挣脱双手,高喊着向日军扑去。周围的群众狂怒而起,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抓起板凳、砖头、铁锨、木棒,不顾一切,像潮水一样向日军涌去,把十二个日军全部打死,夺了他们的武器,随后全村群众分散到各村里去。这一抗敌壮举,和许多的英烈事迹,传播出去,更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抗日激情。无数这样的英烈事迹教育了人民,形成一项公认的道德标准:坚决抗日,忠贞不屈,为国牺牲,受到人民的无尚崇敬;在敌人面前供认出抗日人员,就是没有骨气,就是脓包,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在党的领导下,民族正气得到发扬,人民显示出崇高的英雄气概,这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战胜日军侵略者的根本保证。

  敌人还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大乡长、保长、甲长和联络员,一家藏匿抗日人员,全甲连坐;并要各村联络员每天到据点报告情况,还在伪组织人员中发展情报员、坐探等特务组织,以监视我抗日活动。威胁伪乡长、保长,强令干部、党员自首,否则洗劫村庄。强迫百姓照相,登记户口,领“良民证”,无“良民证”的,查出后即按共党、抗日论罪。

  敌人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强征五年的税务,还抓人赎人,敲诈勒索,大量抽丁抓夫,自带衣食,充当劳役,使田园荒芜,加上旱涝灾害,群众生活极端痛苦。

  敌人的法西斯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冀中男女老幼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老子有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越残暴,人民的斗志越坚强;环境越是艰苦复杂,人民对敌斗争的办法越多,越巧妙、灵活。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当时是人自为战,人人为战,男女老幼都是战士。日本侵略者的空前残暴,结果把它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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