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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看,他们回来了!”有一个人喊叫着。战士们正排着一路纵队沿着曲折的小路蜿蜒而上。多么雄伟的场面啊!他们带着许多战利品——来复枪、机枪、刀、钢盔、电话线、战旗、军毯、外衣以及一包包盐、一袋袋米、许多箱纸烟,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有些人拿着几瓶汽水和啤酒。有一个人戴着一副从战死的日军那里缴来的眼镜。他们似乎完成了远比命令多得多的任务。

  临去以前,他们就决定攻取距东城门大约一英里远的一个据点。据点里的防御甚为周密,又深又宽的壕沟围绕着内部防御工事,但是八路军知道它的弱点。几天前一个八路军军官装成苦力混进去,从里面把它破坏了。

  他们把日本兵杀得只剩下两个伤兵,把这两个伤兵连同俘获的大约五十名伪军一齐带了回来。八路军牺牲三人,伤九人,伤兵立即由本地的民兵用担架抬了回来。

  虽然他们已经非常疲乏,但精神仍很振奋。当他们排成行蹲在地上的时候,妇女们跑到他们跟前分送礼物,然后走回老乡中坐下。她们的眼里闪着得意和羡慕的神情。

  罗政委做了总结讲话。他对这次的战果相当满意。他们给敌人一次打击,又给人民带来了更大和希望和勇气。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对这次战斗必须作一个仔细的分析,以便克服缺点,避免将来犯错误。随后他请大家静默几分钟,以悼念死去的同志。于是大家起立俯首,许多人的眼里噙着泪水。

  他们是一群慷慨多情的人——他们赠给我们大批的战斗纪念品:战旗、徽章、钢盔、照片簿,并准备用缴获的米和面粉来会餐。他们有几百盒劣等的日本香烟,同我们一道从总部来的两个连的士兵也分享了这些香烟。这些士兵因未被允许参加战斗而大感失望。

  到此,我们就和他们分别了,因为我们必须到北边的娄烦去,那是一个值得去看的地方。

  战士们纷纷把自己缴获的胜利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以作纪念。当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的爱泼斯坦忙于请指战员为他在一面日本旗上签名。福尔曼忙于拍摄照片。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同胜利归来的战士们谈话。也在这时来到汾阳前线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忙着为伤员注射止痛药剂。

  这次汾阳作战的胜利,大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周围的村庄。八分区是晋绥边区斗争最艰苦的一个分区。这里靠近太原,被敌人封锁,敌人竭力掠夺这里的财富,而且破坏一切可能的经济来源,发动了无数次“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在八分区,从分区这头边界走到另一头,就会看到一切都被敌人破坏得不成样子,村庄都烧毁了。开始老百姓还回来重修被烧毁的房屋,但是残暴和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焚烧捣毁,老百姓只好上山,挖洞为家。敌人却又搜山,烧了窑洞的门窗,所有能破坏的东西都破坏无遗。后来,老百姓的门窗就都做成活动的,可以随时拆下来,装车运走或藏在山洞里。米府村就是这样。这里以前曾是一个生活充裕、商业繁荣的村镇,敌人用了三天时间进行破坏,把村里所有的房屋夷平。人民不畏艰苦重新建筑房屋,但是又一次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群众只好住在村后的山洞里。敌人还杀死了米府村三百余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敌人的兽行令人发指,他们剥光妇女的衣服,强奸后把她们捆在树上,练习刺杀。敌人还把婴儿抛向空中,然后用刺刀穿上。把小孩子的头按到河里的冰窟窿中,按下去,拉出来,又按下去,直到活活淹死。

  广大群众恨死了敌人,看到八路军打了胜仗,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地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作战的子弟兵及远道前来参观访问的国际友人。

  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记者们亲眼看到边区人民和抗日军队间的挚情,深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动,赞不绝口地说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八路军真正是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晋绥军区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证实了,千真万确,表示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事实,报道给全世界。

  我在军区司令部会见过中外记者代表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陈漫远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晋绥根据地的军事概况。当正介绍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八路军已经摧毁和破坏了一百二十八个敌人据点时,我们的同志进来报告说,又有两个据点刚刚被摧毁了。

  记者团到达晋绥后,我们派了司令部负责交际工作的李曙森同志陪同,他的英语基础很好。他和林枫早在一九二八年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就相识了,以后都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老同学,老战友,也是老上下级关系。李曙森戴一副宽边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当时虽然年纪不过三十岁,看上去很像一个大学教授——解放后,李曙森果然领导了著名的天津大学的工作,现在退居二线,仍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记者团参观考察,就是要证明三件事:一、八路军在战斗;二、人民群众在战斗;三、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在处于敌人包围之下的八分区,他们得到了满足,愿望实现了。

  爱泼斯坦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是要将所知道的真理告诉全世界。”

  武道说:“汾阳的战斗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的。而八路军在敌后与人民亲密合作的事实,不但能影响中国其他地方,也会使世界其他民主国家以八路军作为榜样。”

  福尔曼说:“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他还在九月二十一日八分区各界的欢迎盛会上讲:“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卡斯堡少校亲眼看到我军在汾阳的战斗中奋勇顽强,不怕牺牲,极为感动。他在距离火线不远的山村里,遇到抬下来的伤员,便守在担架旁,轻轻地问候着每一个受伤战士什么地方负伤,现在痛不痛。他还为几个即将抬走的伤员打了针,以便他们在途中能够安静地睡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卡斯堡少校曾经参加过北非和欧洲的战争,他一面亲自帮助我们救护伤员,一面赞扬我军作战的机智英勇。

  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九月二十一日离开火线的时候,他们相继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三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人民万岁”的口号。后来他们又在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参观了群众的反“扫荡”演习。在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我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轰毁敌碉堡的战斗。参观八分区后,他们冒雨前往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在这里,爆炸已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虽然这个村庄距离三交据点不过十余里,敌碉堡举目在望,但是由于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于逾越的长城。

  这次中外记者团从延安到前方来,于八月三十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十月二日离开晋绥边区,西渡黄河,返回延安。记者团在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以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实况。这些报道是很有意义的,让全世界知道了事实真相,也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汾阳一仗打得敌人很惨痛,事后缴获的敌人的文件,有一份名为《汾阳县顾问报告——汾阳县第四区协和堡被袭事件》,文件中敌人供认:“九月十七日二时二十八分……日本军及机关完全陷入谋略的妙计中,受了很大的损失。”关于汾阳城关的损失,敌人更是不胜哀叹。

  敌人对我们的胜利,进行了报复。十月间,敌人调集七千余人发动了在其覆灭前对晋绥边区的最后一次大“扫荡”。敌人横冲直撞、昏头闷脑地进入了边区的腹心地区,立即受到我军民强有力的打击。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广泛的反“扫荡”动员。敌人最初找到的报复对象尽是没有人烟的村庄和空空荡荡的窑洞。

  即令在这样的村庄和窑洞里,敌人也难逃脱被炸的命运。地雷把敌人搞得昏头昏脑,明明是个凳子,一坐就会遭殃。明明是个水桶,一提也活不成。敌人不敢进屋门,被逼从窗口进出。走路、过桥,炸死的敌人更是不计其数。敌人只得出发时把工兵派在前边,拿着一两丈的竹竿,竿头拴上铁钩,佝偻着腰,钩一下爬一步。敌人被炸得简直没有了办法,在朔县甚而用掷弹筒打在前边开路,但仍不免被炸。后来敌人又想一法,干脆不在陆地上走了,在岗漪河和蔚汾河里去走。但这已是秋末冬初,水寒刺骨,走得时间久了,回去多得了痉挛病、关节痛。敌占区群众见此情形便骂道:“你狗日的!逃过地雷炸死,也免不掉病死。”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我军共给予敌人四百零一次打击,毙伤敌一千五百六十七名。到十一月九日,敌人的这一“临终扫荡”便被彻底粉碎了。我晋绥边区的军民,却以昂扬的斗志,英雄的气概,乐观的精神,坚定的信念,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此期间,曾经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也开始得到恢复。一九四三年初,正当晋西北根据地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仍然处在极端困难的阶段。这年三月十四日,晋绥分局对塞北工委发出了指示信,指出党在绥远的基本任务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指示强调加强对于绥远社会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充分利用绥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并且着重指出,能否把群众真正团结到我们周围,是关系着今后生死存亡的问题。塞北工委根据晋绥分局的指示,向绥远各地区派出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与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其主要任务是:钻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恢复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我军深入的工作和积极的战斗,到一九四三年底,我绥中地区南自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东西一百多里,南北八十多里的地区内,我们都可以活动了。绥南的满汉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

  敌人发现我武工队和小部队的活动后,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归绥平川进行“清乡”。首先以伪军和武装特务突然包围村庄,捕捉群众,追查我军人员。但是被捕的群众不向敌人屈服,严守我军秘密,掩护我军工作,保护我军人员。敌人这种恐怖镇压手段失败了,又用政治欺骗手段,组织“宣抚队”,武装强迫群众开会,同时施行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我即针对敌人的诡计,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敌人白天在哪里开会,我军政人员晚上也到哪里开会,及时揭露敌人的各种阴谋。敌人无奈,又派便衣特务出来抓人。这时敌人对汉奸都不相信了,完全使用日本特务。群众想出各种办法蒙蔽他们,使他们毫无所得。敌人的“清乡”,又以失败告终。

  大青山抗日军民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游击根据地三块基本区域又开始恢复。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有:绥西区的东至井儿沟,西至榆树店,东西长八十多里,南北宽二十多里的区域;绥中区的南至卯得沁,北至韭菜沟,西至杨树窑子,东至广汉老包,南北长六十里,东西宽六十里的区域;绥南区满汉山区,以及和林东北以老包山为中心、半径约三十里的区域。在这些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有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基本上恢复了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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