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七十二

　　七、大生产

　　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边区军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坚持战争，解决军民的吃饭和穿衣两大问题。

　　生产建设中农业是主要的。为了鼓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初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削弱农村中过苛的封建剥削；同时为了团结抗日，也规定了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认真执行这一政策，不仅中贫农的生产热忱高涨了，就是地富的生产情绪也提高了。政府更扶助生产，减少税收，每年只收一次统一累进的抗日救国公粮。奖励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此外还奖励开荒、种棉、种植特产(如蓝靛等)，都对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使边区生产运动更加蓬勃发展。特别是实行劳武结合，初步得到变工互助的经验。当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后，边区便掀起一次空前的变工互助运动。根据边区群英会所得材料，到一九四四年底，仅晋西北区三十九万一千七百八十八个劳动力，参加变工互相的已达十四万六千五百五十人，占全体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兴县一九四五年的统计，六个区一个市的农业劳动力共二万三千四百六十六人中，参加变工互助的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个别村庄如劳动英雄温象拴村，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变工互助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开始普遍采用小组变工，人数少，一工顶一工，办法很简单。后来感到这种工顶工，因倒地等关系，有时耽误生产，有些地方就开始打乱耕作的办法，就是按庄稼先后、地段的远近耕作，提高劳动效率。后来更发展到依劳动力强弱评工，就使变工互助形式更加完善。并创造出种地和各种副业变工，男耕与女织变工，变工办学校，农民与医生变工等丰富的内容，以及劳武结合的许多形式。变工互助的好处是节省人力，比如农民送粪，一头毛驴需跟一个人，变工组一个人就能带管三四头毛驴。但更重要的是在集体劳动中，通过互相督促、鼓励竞赛等使每个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临县很多村庄往年秋收一般需三十天到四十天，变工后只要十三天到二十天就结束了。人们拿这省下来的劳动力去作别的，便使收入增加。如兴县劳动英雄温象拴村，一九四四年共增产粮食达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保德劳动英雄袁谦村(袁家里)由于实行大变工，一九四四年生产粮食较一九四三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总共收入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九石。全村开支六百四十四石，余粮相当于全年需粮的百分之七十八点四三，做到耕种两年便可余粮一年半。组织起来是群众翻身的必由之路，人民已由切身经验中信服了这真理。

　　变工互助促成生产方式及一定程度上生产关系的改变，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使全边区形成一种团结互助、大公无私的风尚。这种新风尚具体体现在那些杰出的劳动英雄们身上，例如张初元、温象拴等，都是大公无私，为公众服务的模范。张初元一九四四年春终日奔跑，帮三十来户农民买到土地二百四十垧，还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买地，而他自己却没有买一亩地。当他哥哥问及此事，他回答：“先让别人买吧，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什么时候也不愁翻身!”温象拴靠自己的劳动由贫农上升为富裕农民，但他同时帮助了别人的上升和发展，每年都拿出大量粮食接济贫苦人家，他的翻身是和大家翻身同时实现的。他常说：“咱是从穷人里来的，咱知道穷人的苦。咱现在好了，就得帮助穷人，也能变得和咱现在一样。”舍己为人、服务群众的品质，正是一切群众英雄的特点，也是边区新型农民共具的优良品质。所以在边区，苦难的人们不是到处受人白眼，而是受到亲切的同情和救助。两三年来，有一万多难民由阎锡山统治区逃来，他们全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与安置。一九四五年春由阎锡山统治区逃到汾阳、离石根据地的难民有六百六十户，政府每户拨给细粮两石，群众又互济一石，并调济土地、房屋、农具，还拨了七十万元的耕牛贷款，帮助他们建立家务。汾阳下新村的小学教员把自己的米捐给难民，自己则吃黑豆炒面。难民们看着现在，想到过去，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来到交城根据地的几户河南难民，只经过一年勤劳生产，就从一无所有变成除够吃外每人还余一石米。他们听说河南老家被八路军解放了，就动身回去重建家园。临行前村民请客送行，走时全村男女排队欢送，难民说：“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

　　晋绥边区几年来还作了一件艰巨的工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改造成劳动者，成家立业，自食其力。据一九四四年统计，晋西北区(缺三分区四个县)共有二流子一万零一十三名，经过改造的有六千八百零三名，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八。一九四五年据兴县、岚县等九县不完全统计，已改造了百分之八十六，有一些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如兴县贾怀德等。温家寨的温初儿在温象拴帮助下，已由一个二流子变成好劳动力，被群众选举为全村的生产变工队长。政府这种政策使生产增加了力量，使二流子脱离贫困，各阶层人民都深受感动。

　　边区生产发展的显著标志是耕地面积的增加，开垦了广阔的荒地。一九四〇年行政公署续范亭主任号召：“我们要把山头都变成馒头!”政府《开荒条例》规定：“开垦生荒三年内免征公粮，五年内免交地租；开熟荒免征公粮一年，免交地租三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五年，五年至二十年免交地租。”因此，全区由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间，军民共开荒一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五亩，就耕地面积来说，等于创造了一个兴县或三个保德县。只兴县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五十万亩。开荒而外，农民还以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等方式力求增产粮食。

　　边区部队、机关的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子弟兵不但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和敌伪军搏斗，来保卫人民的生产，而且也热烈地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直接投入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机关生产，在新政权一创立就已开始，到一九四三年发展成为大生产运动，特别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两年，获得空前巨大的成绩。在生产中，上至军区司令员、政委，下至战士、炊事员以及一部分轻病号伤员，都积极参加劳动，向荒山棘林进军，常弄得满手血泡。有些劳动最好的战士，用镢头一天开到六亩二分地，但在边区一天能翻六亩地的牛也是不多的，所以人们送给这些劳动英雄一个绰号：“气死牛”。在军区荣誉队，有一个双足已锯断的残废战士，还参加开荒。有双目失明的残废战士学会纺织。已锯了一只手的残疾人，就两个人合作起来纺织。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们和人民血肉相关，生产极端热忱。

　　所有机关的干部、学校学生、教职员等也都进行生产，目的也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平均每年每人生产一石到三石的小米交公。干部中有些人从来没摸过锄柄的，也都欣然参加了劳动。行政人员也一律生产，县长给老百姓担粪一类的事，早已传为佳话，如今更是司空见惯。干部的家属也都生产，尽可能作到全部自给。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妇女，已能自己生产解决两个孩子的费用，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勤奋劳动的人到处受人尊敬，人们都以不事生产为莫大耻辱。

　　因此边区部队、机关的生产成绩很大，一九四四年共开荒十五万亩，一九四五年种地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六亩，两年共产粮食七万五千一百余石。二十五支队贾鸿志班，一九四四年收的粮食足够全班一年零三个月吃用。一九四四年除粮食外，还产蔬菜二千二百万斤，可以自给。又产棉花一万斤，麻三千六百斤。一九四五年仅军区直属单位，二、六、八等分区即产菜一百九十一万六千八百余斤。此外还有许多副业生产，如打柴、捻毛、纺线、养羊等，也收入甚丰。边区部队、机关生产的效果使人民负担减轻，军民都生活得更宽裕了。

　　边区农村经济如此蓬勃发展，使全边区人民的生活起了更大的变化。农民生活有着显著的改善，农村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许多老百姓都摆脱掉贫困翻了身。许多人在旧社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成天胆战心惊，如今都成为英雄。边区“军队爸爸”——兴县任万生老汉是一个典型的心地善良的农民，但在旧社会里他在富豪蹂躏之下，终年不得一饱，他二十几年不吃荤，一辈子穷困一辈子苦。人民政权成立了，帮他减了租，赎了地，翻了身。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帮咱把穷根斩断，毛主席就是活神神。”

　　凡有纺织的地方，一般妇女多已不穿有补丁的衣服了。在临县、离石等县纺织努力的妇女，都有自己的积蓄，不但穿上了新衣，而且都戴上了银制的首饰。她们在自编自演的秧歌中，这样歌颂新生活：“边区妇女打扮新，不穿旗袍不穿裙，黑布小袄蓝布裤，胸前一颗五角星。”“心里思想很快乐，赶快爬山埋地雷，假如敌人来‘扫荡’，炸得肉飞骨头碎。无根树(指民兵的哨杆)长在高圪垯，一颗铁圪蛋蛋开了花……”

　　在纺织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离石张秋林是她们的代表。她自己勤劳纺织，又组织了二十五个纺织小组领导村中妇女纺织，半年内共组织妇女织出标准布六十余匹，连其他副业共获利达三十五万元。她以勤劳和热心帮助妇女著称，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战争开始不久，她便劝送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她和一个孩子的生活，全靠自己亲手劳动来解决。为了公众的事，她常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她所最心爱的孩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八路军在她的家乡官庄塬打仗，她的丈夫王海元是参加战斗的某连模范班长，英勇的共产党员。当战斗开始，她忙着在外边工作，王海元正拿着枪在自己村庄的山头上战斗，撇下了他们九岁的孩子，不幸落在敌人手里。敌人用刺刀逼着这小孩子问：“你的妈妈呢?”“打日本去了!”在刺刀前，小孩子丝毫也不表示害怕。敌人又问：“你的父亲哪里去了?”“打日本去了!”敌人立时就是一刺刀，杀死了张秋林心爱的孩子。张秋林伤心得吃不下饭去，但她马上把自己的无限痛苦变成对敌人的仇恨。她想：“孩子是敌人杀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合作社搞垮了，我怎能对得起群众?”她想，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她的孩子报仇。她用更大的勇气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张秋林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都被选举为边区特等妇女劳动英雄，群众称她是“咱边区的女状元”。同时她又是模范的抗战军人家属和拥护军队的模范。一九四五年并被选举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及县议员。

　　边区在战争中也发展了工业，建立了几十座公营工厂。有小型兵工厂，能制造各种枪支和各种炮弹、子弹，直到自动步枪、掷弹筒等，均能利用破坏敌人的铁轨自造。有西北化学厂，制药厂、工具厂、纺织第一厂、第二厂，边区被服厂，染织厂，吕梁、洪涛两大印刷厂……工人有两千来人。民间工矿业更有惊人发展，据一九四五年统计，边区榨油业有油坊七百座，产油四百三十多万斤。有煤窑四百三十三座，产煤九亿斤以上。产铁一百九十四万斤，熟铁二十五万斤。造纸业有纸池二百座，产量为五十四万五千刀，已超过战前的产量。与“军火自给”同时，发展了硝、磺、铸雷等业。硝磺等业在战前很少，战时因民兵战斗及地雷战的发展，需要量大增，便飞跃发展。兵工建设对铁的需要与日俱增，大量开发熔炼，一般估计已超过战前产量的三倍。

　　工矿业经敌残酷摧毁后又重建发展，这是边区实施奖励、保护工矿业的结果。政府不仅贷款，法令还明文规定，凡工业收入一律按八折计算收入征税，而税率又很轻。此外并有奖励发明、奖励技术、奖励工业劳动英雄的政策，和开展张秋凤运动，大大促进了工矿建设，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张秋凤是一个优秀的军火工人，产量高，质量好，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埋头苦干。他成了边区工人的旗帜。

　　张秋凤运动使生产效率提高，造枪厂的总生产量一九四四年较一九四三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制药工人冯思敬生产效率提高二十四倍。吕梁印刷厂的排字效果提高百分之百。工具厂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至一百。工人有许多发明和创造。几年中仅军区造枪厂改良或创造的工具及代用品即达五十种之多。用蒸汽锅的乏水，代替了机器油，效用良好。印刷方面发明的代用品有磨刀机、油墨、本地“皇后纸”(厚麻纸)、砂纸，以毛边纸代舶来品薄型纸打纸型，并以面粉、绿豆粉、蜂蜜代替美国的玉面粉与甘油。制药方面，制成镇痛剂、止血剂、退热剂、小苏打等数十种，至于以中草药所造的各种药品，更为众多。其他如骨粉的制造，活版冷皂箱的发明，辗布工具，打毛衣板，轧花机皮轴滚子，以及制革方法的简化，都是大生产运动的成绩。

　　边区还和敌人展开了强烈的经济战，实施有计划的、有管理的金融贸易政策。敌人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争夺伪法币套取外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将伪法币贬值驱向解放区夺取物资，并倾销奢侈品以骗取民间的银元。我则实行以封锁敌人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政策：成立西北农民银行，使用西北农民银行的单一本位币。同时禁用白洋，白洋可以作为资财储蓄，存在民家或由人民储存银行，政府均不干涉。但禁止使用，其结果又使敌人盗劫白银的计划破灭。

　　合作事业也有大量发展。边区合作事业始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初步统计共有大型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二百八十五个，社员六万三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也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所得的成果。同时各村庄又以变工队为基础成立了许多小型的变工合作社，仅一九四四年一年中，全边区就发展了七百七十七个，共有社员四万六千二百多人。这对活跃农村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边区政府奖励各个战线上有创造、有功绩的英雄与模范人物。从人民政权建立后第二年——一九四一年开始，边区行政公署就每年召开一次劳动英雄大会，奖励生产战线中的英雄模范。一九四四年边区各项工作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战线上出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边区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第四届群众英雄大会，同时举行盛大的战斗生产展览会。到会英雄七百五十一位。除了一百九十位农民英雄，又有部队的战斗、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一百九十三名，民兵英雄一百三十一名，妇女英雄五十六名，合作运输英雄二十四名，民营工矿英雄二十名，公营工业英雄五十五名，机关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及学习模范七十五名。

　　四届群英会是在反攻前夕举行的，十二月七日开幕，总结了一九四四年的各项工作，从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为反攻作了准备。

　　爱泼斯坦一九四四年秋天访问晋绥边区时，曾考察边区的经济建设。后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文章说：“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部队从事垦荒、纺织、织布，把他们的技术凑在一起，白手起家建立工业。他们教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获取抗战的人力。……到一九四四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对于边区生产，这是比较客观的如实的报道。

　　我从冀中来到晋绥的时候，无论是吃穿还是住宿，就已经不错了。军区司令部驻在蔡家崖牛荫冠同志家的房子，这房子在晋绥地区来说也是很讲究的，两层院，砖砌的窑洞。窑洞都是一明两暗，方砖铺地，冬天有地火，火有外面烧，里面很干净。在里院，窑洞前边是个不小的花园，有桃李杏花，有芍药，难得的是还有牡丹，管理很好。我和陈漫远住里院。周士第他们住外院。两厢平房是机关干部住宿和办公的地方。出了院门，就是庄稼地了，种着一片片的苞米。分局驻北坡，也是两层院子，一排五间窑洞，里面粉刷很好。生产运动的开展，已卓见成效，大家吃得很好。分大、中、小灶。大灶也吃得不错，有大米，有白面，蔬菜很多。小灶就更丰盛了，也很讲究，还能吃上烤牛肉、涮羊肉，二十七团带去的炊事员，技术很好。不像八年抗战的前几年那样艰苦，一九四二年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我们到晋绥后，大部分干部立即换上了三新的棉衣，当地织的粗布，还有粗毛织的。棉衣不仅三新，还有罩衣、衬衣，人们一下子就富起来了。

　　司令部和分局机关，集体组织到山坡上开荒，种粮种菜，我和林枫都参加。在机关，纺线，捻毛线。女同志听报告手里都在干活，纳鞋底，织毛衣。

　　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经常演戏，话剧歌剧，晋剧秦腔，《白毛女》、《血泪仇》等等，不断在街头演出。机关里休息的时候，又是唱歌又是拉胡琴，栽培花木，收拾菜园。看去一派和平景象，洋溢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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