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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



  安顺,素称“黔之腹,滇之喉”,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工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有利于对三条干线修建的指挥调度。后来,川黔线接轨后,工作重点由川黔线转移到贵昆和成昆线,工地指挥部机关才由安顺迁移到成昆线上的西昌。刘建章在工地指挥部为我准备好了办公室,要我来坐镇指挥。

  我对刘建章说:“我不去!”

  “为什么?”刘建章不解地问道。

  我向这位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解释说:“我去了,在你身边一起办公,有事都推到我这里来了,你还管什么,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

  我的意图是,放手让副手独立地大胆地工作。

  在西南修路,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过许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对于新线建设,要“先通后备”,即集中优势兵力先把线路修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使它完备起来,尽快形成运输能力。

  对于统筹铁路建设,要“固本简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在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在设计工作中,设计部门和人员要“下楼出院”,到现场进行设计。

  在施工方法中,沿河流修路要“宁里勿外”,确保百年大计和安全。

  打山洞时,要“早进晚出”,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安全统一起来。

  ……

  这些思路和做法,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三线铁路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在铁道部机关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是突然对我进行批斗。

  这年春天,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我听取了几天会议后,想立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却过早地烧到我的头上,这时“文革”刚刚开始,四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错误批判。会上有人提出,我一九四六年在东北时曾追随彭真反对林彪,因而要我向中央“还账”。这样,我只得继续滞留北京,检查交代问题。

  铁道部组织召开了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让我交代所谓“桃园三结义”(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反对林彪)和所谓国民党对我策反的问题。铁道部机关也开始出现揭发批判我的大小字报。这时,刘建章因事离开西南,正在北京,也被通知参加这次小型会议。在会上,刘建章没有发言,心里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每次会后,刘建章的秘书孙家炽和我的秘书沈恒泽都去我家,刘建章也去看望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由于我不能再回西南工作,当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召见刘建章,要他回西南去管三线铁路的修建。谷牧对刘建章说:“看来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

  刘建章飞回西昌,结果同样遭到批判。

  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泛滥。我本人虽然不在西昌,也受到当地造反派的肆意攻击,批判所谓“正操思想”、“吕家王朝”,刘建章也被加上“吕家王朝”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等罪名。刘建章仗义执言,写信给李富春转周总理,其中说:“吕正操在西南三线的工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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