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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13)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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